瞻对之役是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帝派兵平定四川上下瞻对的一次作战，是乾隆早期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清政府在四川境内仅次于大小金川之役的重大军事行动。

瞻对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一带，地处雅砻江上游，纵横数百里。东邻炉霍、道孚县，南接理塘、雅江县，西依白玉、德格县，北靠甘孜县。瞻对“户皆土民”，世代为藏族居住，明代始设土官。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瞻对土官“各带领所属人口投诚，缴明代印信，请授为五品安抚使之职，换给印信，仍令管辖瞻对”。雍正六年（1728年）始，清政府先后分授上、中瞻对为长官司，下瞻对为安抚司，故称之为“三瞻”。

“上下瞻对，在雅砻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东有大路二条，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条，俱属要隘，界连四瓦述等土司。凡瞻对之出入内地者，俱由四瓦述地界经过”，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瞻对土番“性情蛮横，盛行抢夺”，“惯入夹坝，滋扰地方”，虽经雍正年间加兵惩创，仍未解决。

清朝入关后，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近百年的有效治理，至乾隆即位初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社会安宁，经济发展，其统治得以巩固和加强。此时的乾隆帝渐渐地将注意力转向了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强对川边等藏族聚居地区的有效统治与管理，便成为这一时期清政府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多年以来，清朝皇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羁縻政策，乾隆帝也不例外。但是以土司羁縻，颁发土司印信，规定土司定期向清政府纳贡，并使其保证恭顺不叛等措施，在瞻对地区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瞻对虽降服于清朝，但这里部族林立，民俗尚武，以土司为首，经常相互仇杀，争夺地盘，以致严重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宁。乾隆初期，瞻对地区的政治、经济还相对落后，又地处通藏的交通要道上，因此，瞻对土司常常施放“夹坝”，即以抢劫过客行旅财物为生者。这些被称之为“夹坝”的人，居于山间丛林之中，肆虐抢掠，清政府曾屡加训诫，但各土司不遵约束，甚至公然抢劫清政府驻防台站兵丁银两、行李、驮马等物资，致使通藏大道受到严重的威胁。至清乾隆初年，甚至连过路的驻卡清兵亦时常遭劫。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调兵进行武力征讨。早在雍正七年至九年，清政府首次用兵瞻对，调集汉藏官兵万余名，攻入其境，擒获部分首领，“番众率先输诚”，剿抚兼施，暂时安定了局面。但是，“番性反复”，大军撤回不久，又故态复萌，更甚于前，终至乾隆皇帝再次派兵对其征剿。

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川陕总督查郎阿等奏报瞻对土司间争夺地盘，相互仇杀，并差员出面调停“以恩感严之以防范”。三月，“下瞻对土目班滚，准承袭父策冷衮布职衔，换给号纸，将伊父原领号纸缴销”。

乾隆九年（1744年），四川巡抚纪山又奏：江卡撤回官兵，被“夹坝”抢劫，“查打箭炉至西藏，番蛮种类甚多，而剽悍尤甚者，莫如瞻对等部落……。如瞻对即将夹坝首犯献出，另行请旨完结。倘或刁顽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员前往专办之处，容与督提二臣公同酌筹会奏”。瞻对使入藏驻卡过路的清军屡屡遭劫而成为重大隐患，尤其是下瞻对土司班滚所放“夹坝”，更加横行肆虐。为此，四川提督郑文焕奏请“宣示兵威”，但并未引起重视。

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川陕总督庆复面对驻防台站官兵回营，途遇瞻对“夹坝”抢劫，而下瞻对土司“班滚亦惟缴出赃物数件，并不查献贼首”其行为愈加放肆，奏请出兵攻剿，并令与其邻近土司于各隘口堵御防范。乾隆谕令：“看来有不得不如此之势，然须详妥为之，以期一劳永逸”。乾隆帝心里十分清楚，维护通藏大道的通畅，对清朝控制西藏是至关重要的。

为维护大道的畅通，就必须控制瞻对。四川提督郑文焕于乾隆九年（1744年）十二月被召京后，接署其任的李质粹也奏请带领官兵出口剿办瞻对，并进言：“瞻对本居于险要深山密箐丛中，出没无定，而其多年来敢于不法，原因在于从前始终未曾大加惩创所致”。乾隆帝接到奏报，即在其奏折后批示：“与督抚商酌而行，或汝出口据要害以为接应，令总兵前进亦可耳”。至此，乾隆帝正式同意派兵进剿瞻对。

此前，川陕总督庆复希图瞻对能够自动缴械，提出是否可先行“饬委道协等员选差前往晓谕，如果该土酋等有悔心擒献赃贼，则可从宽完结”，但是班滚早已派兵在险要关口阻挡。乾隆得知即批示：“兵贵神速，岂有贼已发兵阻挡，而汝等尚无出师之期之理？”即命四川巡抚纪山“派拨川属并西藏德尔格汉土官兵共一万五千余名”分路进剿。乾隆帝一方面命令传谕提臣等尽心筹划剿办，力图速战速决；一方面谕诫说：“倘仍如雍正八年之草率完结，复为今日之害，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表明其此次用兵欲彻底解决瞻对问题，以及一劳永逸之决心和意图。始料未及的是瞻对土司拼死抵抗，经一年激战，清军陷入此“弹丸之地”不能自拔。此时的乾隆皇帝与参战将士也欲想罢兵休战，从而姑息了土司班滚的逃脱。瞻对之役的直接结果导致邻近土司无视朝廷，接踵而来的便是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攻剿瞻对正式开战。对于清王朝来说，虽然清军在多次战争中富有长期作战的经验，但是乾隆帝仍很重视，谕令清军分三路同进，并力征剿。即南路由夔州协副将马良柱率领，从理塘进攻；北路由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率领，从甘孜进攻；中路由建昌镇总兵袁士弼统领，从沙普隆向瞻对围剿。让四川提督李质粹坐镇统领调度大军，同时调派川陕总督庆复自西安起身赴川省办理会剿。

战事初起，大军压境。八月，便传来消息，上瞻对首领肯朱慑于大军兵威，前赴袁士弼军营乞降投诚。乾隆帝很是高兴。而后的接连几个月里，前线战事捷报频传，攻势进展却不顺利。只是前线将领急于邀功，屡屡谎报军功。下瞻对首领班滚面对清军大军压境，为保存实力，也出来请降，然而“庆复不许”。班滚乞降不成，则依仗天险，拼死抵抗。乾隆帝急命川陕总督庆复速赴前敌指挥，庆复于乾隆十年（1745年）八月十三日抵川。在从成都前往李质粹军营途中，庆复发觉前线将官所报战况不实，即向乾隆帝揭发。乾隆帝遂降旨将袁士弼革职，宋宗璋姑且免予处分，李质粹严行申饬。庆复到了大营，重新调整战局。同时，乾隆帝调派钦差大臣班第、努三也相继到营参与作战部署。

乾隆十一年（1746年）正月，此时天气进入严冬季节，大雪封山，冰天雪地，粮草运输艰难，双方均在相持。班滚又耍起花招，令伊母“赴营乞降”。

清军主帅认为该酋狡黠多端，不可遽信，清军未予理睬。班滚可能在此前后还曾派人远赴西藏求助，因此西藏喇嘛等出面代其求情，请求朝廷宽宥，也被乾隆帝“不准所请”严词拒绝。

几路大军合力攻击班滚驻地，至四月初，庆复向乾隆帝表示“攻打瞻对，约至五六月间必能全胜。”随据奏报，瞻对贼酋班滚如郎巢穴，业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十三日夜攻克。清兵大获全胜，惟班滚逃脱，嗣经钦差大臣班第、努三、提臣李质粹等查问土守备汪杰等，据称：“班滚与伊同母弟恶木劳丁，携眷在丫鲁地方姜错太寨内藏匿，随带领汉土官兵同往查追”。

清军乘胜追击，四月二十日，官兵到丫鲁，围攻泥日寨。四月二十三日，庆复“随传令攻打有奋勇者，即行重赏。各兵奋不顾身，直冲碉门，劈开挖孔，施放地雷，连烧大战碉四座，碉楼四十余座。在碉贼番男妇约计七八百人，尽行烧毙，鸡犬无一遗存。火起之时，各官兵四面围布，于火光中望见碉顶正中悬缢贼番三名，班滚及伊家口并恶木丁（即恶木劳丁）、姜错太等俱一并烧毙”。乾隆帝阅看此折后批示道：“此贼甚狡猾，尚应留心踪迹”。乾隆针对庆复的上奏谕称：“看此奏，瞻对一事，业已成功矣。虽未拿获班滚明正典刑，若果系烧毙，亦与正法无异。但据报烧死情形，尚有可疑之处。班滚系众酋头目，危急之际，未必即坐以待毙。其潜逃藏匿，自必有之事。即是烧毙，想其形迹，亦必与众人不同，断无俱成灰烬，不可辨识之理”。接着，乾隆帝又说：“班滚家口，既可以潜逃，而班滚狡猾异常，反不为逃生之计乎？以上种种可疑情节，庆复不应遽信为确然”。这些话表明乾隆皇帝对于庆复的“班滚烧毙”所持有的怀疑态度。

清军接连制胜，班滚考虑到毕竟瞻对势小清军势大，便与早已投诚的俄木丁商定应敌之策。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军围攻尼日寨，班滚率众转移并火烧尼日寨，造成其与部众皆被烧死的假象。庆复为了其前途早日班师回朝， 便在未得到班滚等人烧死的确凿证据下上奏称“贼番尽行烧毙，鸡犬无存。班滚及伊家口并恶木劳丁、姜错太等一齐烧毙命”。虽然乾隆皇帝对庆复所奏存在疑问，但是由于乾隆帝没有实据，瞻对平定的假象便成了庆复请旨乾隆帝休兵的台阶。如此，瞻对之役便在乾隆帝论功行赏中草草收场。

无论班滚是烧死，还是逃匿，清军此次征剿确实已取得全面胜利。庆复随即着手撤兵与善后事宜。据其奏报“现今大局已定，官兵无须久驻虚糜粮赀。臣所带领官兵及从前调派添派各路汉土官兵共一万三千余名，于五月十三日启程陆续减撤。中北路暂留兵三千名，南路暂留兵一千名。”

乾隆允准庆复所奏陈的办理瞻对善后事宜各款。其中内容主要有：

1、分地以绝盘踞，即按地界清理户口；

2、设官以资管束，以效力土官就近分管各户；

3、统辖以专责成，将瞻对地方划疆分界，另设土职统一管束；

4、纳贡以昭恭顺，以青稞、马匹或皮张等定期纳贡；

5、巡查以致靖边，令该管文武职人员定期共同查核大小土司，评定优异并赏加封号，以资鼓励；

6、定禁以防负固，檄文晓谕各寨不许再建筑碉楼。

7、立法以清“夹坝”，今已歼灭“夹坝”，如再出现抢劫事件，将该管所辖土司土目等予以重罚，以绝“夹坝”之弊等等。

此外，乾隆还有一个担心是，班滚与西藏达赖喇嘛关系一向密切，若其逃入西藏境内，情况就更为复杂了。“惟是留兵撤后，班滚势穷前往藏匿，万一之防减不可少，巴里塘为通藏要路，瞻对欲通声息，舍此亦不能飞跃。”因此，要求庆复在此地方布置下属，继续访拿班滚家口，清办余党，招抚逃散人员。瞻对之役就此作罢，也算告一段落。

乾隆时期的瞻对之役，是清政府在四川境内仅次于大小金川之役的重大军事行动。战事后期的班滚下落不明和清军的草草撤兵，其产生的后果和影响都是极为严重的。不但未能慑服住邻近土司，而且还使诸土司，特别是金川土司更加藐视朝廷。金川土司的肆无忌惮和嚣张，导致了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发。第一次金川之役重蹈瞻对事件覆辙，清朝以接纳土司莎罗奔的乞降而收兵，致使在20多年后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再兴第二次金川之役，并进行改土归流，才彻底解决了川西北的土司问题。因此，可以这样说，乾隆时期的四川西北地区，先有瞻对事件，才有第一次金川之役，再有第二次金川之役。战事一次比一次更为扩大和激烈，清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更为巨大。

瞻对事件随着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结束而结束，这一地区也基本保持了平稳安定的局面。但是，当时瞻对地区并没有实行改土归流，隐患也并没有消除。一百余年后，因中瞻对土司工布朗结又率属于所属各处滋扰，并与明正等土司构怨仇杀，阻滞台站道路，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征剿。同治四年（1865年）平定后，因达赖喇嘛曾派藏兵助战，遂将瞻对赏与达赖喇嘛管辖。此后，该地区仍屡有不靖，经过多年酝酿，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经四川总督赵尔丰奏请，重又“收瞻入川”，进行改土归流，将瞻对各土司归并，设县管理，才彻底解决了隐患。

总之，在瞻对这个“弹丸”之地，所发生的矛盾纠纷一直延至清末才真正解决，溯其根源主要就在于乾隆皇帝对瞻对事件开始时态度迟疑，用兵中又片面提升作战目标，导致此一事件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最终酿成了大小金川之役。

瞻对事件，最初是由土司施放的“夹坝”所引发，该不该出兵和什么时候出兵，对此问题，乾隆一直很犹豫。所以，乾隆一直未有明确的指示。或许乾隆的心中，根本就从未将瞻对之事放在眼里。只是在地方官员一再奏请下，才同意出兵的。乾隆帝的初衷或许只是想出兵给瞻对土司以威慑，使其缴还抢劫物资、献出“夹坝”，仅此而已。因而他最初的态度是迟疑的、被动的。

在一定程度上，乾隆帝的态度影响了开战后清军的动向，由此产生了轻敌思想，导致前期战争进展不顺。由于军队来源不一，战事来时又未加整伤，因而军纪不严，赏罚不明，并且庆复从开战后的头几个月一直未在前线。号令不一，部队松散。各路将领各自为战，互不协作，严重影响了战局。此外，前线指挥官四川提督李质粹等为了捞取奖赏、获取头功，还有意夸大战绩。实际上，面对瞻对易守难攻的地势和高原气候的恶劣，清军前线将官士兵己搞得疲惫不堪，因此，战事并不顺利。不幸的是，这种局面再次出现在后来的金川战役之中。

对于瞻对用兵，乾隆的思想是从一开始“擒献夹坝”转变到“务必拿获班滚”，作战目标提升了，故而当清军全力围攻下瞻对首领班滚巢穴时，就有了“班滚烧毙”的结果。对于后来瞻对事件中的“班滚烧毙”是否属实问题，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瞻对土司聚碉而居，大军压进时，碉内“男妇老幼，俱被火烧，一人未能逃脱”。这一点在庆复的奏报中讲的很清楚，也非常肯定。但确因没有找到班滚尸体，对班滚是否烧死，乾隆皇帝心存疑虑。

另一种说法认为：清军围剿班滚驻扎的如郎寨时，军中将领有人暗中与瞻对土司秘密达成协议，土司答应放弃据点如郎寨，条件是让班滚逃脱，班滚“三年不可出头”，以后仍将该地交给班滚。后待清军进入空寨奏报乾隆大获全胜，攻克如郎寨，又火攻烧掉一个泥日寨，捏称班滚被烧死，即仓促撤兵。“则庆复设有成局，李质粹为所欺瞒。”以蒙蔽乾隆，早日撤兵。后来证实，班滚确实没死。

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开始，乾隆才真正得到班滚未死的确切奏报，并且据报班滚己经回至下瞻对的盘踞地如郎寨，各土司又重新与其结好，乾隆恼怒异常，命川陕总督张广泗平定金川的同时，回师重剿瞻对。乾隆十四年（1749年）五月，第一次金川战役结束，班滚于莎罗奔投诚荷蒙赦有后，即派人连次前来求情乞恩，并将其子送往泰宁寺出家悔罪，态度颇为真诚恳切。乾隆这时才说道：“班滚未死，早有明验。今即亲身率众归诚，从前庆复等之欺阁捏饰，更无可置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