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距天门市中心约15千米，地处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中国五大史前都邑聚落之一，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中心，持续时间为距今5900年至3800年，前后跨度长达2000多年。

1954年，石家河遗址被发现。

1955~1957年、1978年、 198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发掘了罗家北岭、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邓家湾、谭家岭和土城等遗址。

1987年起，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地区博物馆组成石家河考古队，对谭家岭、邓家湾、土城和肖家屋脊四处遗址进行过多次发掘。

1990、1991年，考古队还进行了旨在探明整个聚落结构的系统调查，于遗址中心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垣建筑。该城垣始建在屈家岭文化中期，使用至石家河文化早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废弃。

2008年3月，开展了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范围的区域系统调查，调查发现该区域集中分布有73处史前遗址，并初步了解了该区域史前遗址的基本分布、等级及阶段性演变。

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配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房湾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了东南城垣的存在，并对这段城垣的堆积状况、年代及走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2014年，考古工作者重启石家河遗址考古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谭家岭遗址发掘出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环壕，表明古城在距今约5000年时开始筑造，将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史至少提前了500年。

2015年年底，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

2016年，在石家河遗址的中心位置，一座更加古老的城址被发现。这座规模达26万平方米的城址，修建年代在距今5500年左右。将石家河遗址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也因此，石家河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国家文物局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天门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石家河古城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其间，当地遭逢大旱，石家河古城的护城河以及遗址范围内的稻田、水渠等基本干涸，考古队对石家河古城布局以及城壕、外郭城和水利系统等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勘探。

在城址的东南方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长达1.8千米的人工水渠。据推断，石家河先民从远处将一条自然河道截断，同时开凿水渠，将远处的流水引入石家河城中，一举解决了城内的用水难题。在四千年前，石家河先民能够修建如此规模的“超级工程”堪称奇迹。

不仅如此，考古人员还在西城墙的护城河外发现了数座拦水坝，在城外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稻田遗存。这表明，石家河先民借助发达的水利设施，开辟了大面积的田地。饮食生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石家河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石家河古城城壕内面积为224.8万平方米，包括新确认的内城面积177.5万平方米，加上外郭城总面积为348.5万平方米，在1992年发现的120万平方米城址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量级。石家河遗址确认为长江中游同期最大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作为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附属聚落最多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峁遗址共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在距今约6000—4000年这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石家河遗址一直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

石家河古城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东西长近1200米，南北宽约1300米，城垣内面积约132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达180万平方米。城址面积巨大，墙体高耸，城壕宽广，气势宏伟，且城市功能已十分明确，有祭祀场所、宫殿建筑、手工作坊、墓葬场地，是同时期亚洲规模最大的城市，被誉为“上古第一城”。在石家河古城内，还有一座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

石家河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主要有石笋、石锛、石刀、石镞、石镰、石凿等。巧合的是，石家河亦因石得名。老镇区原是东河、西河两水间的水运码头，毗邻的京山县盛产石材，石板、石墩、石碓、石槽、石磙等石材借助水道成批运抵此码头进行交易或装船远销，成为石料的主要集散地，故得名“石家河”。

石家河古城延续2000余年，横跨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典型陶器。其中在肖家屋脊、印信台等遗址点，出现了由数十件大口陶缸套接在一起的套缸遗迹；在三房湾遗址点，堆积有10万件以上的红陶杯，这些红陶杯形制多样，形体较小，专家推断为酒器，如得到证实，将改写中国关于酒的历史；在邓家湾遗址点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人偶，有飞禽，有走兽，都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数量之巨令人瞩目，种类之广亦属罕见。天门是举世闻名的蒸菜之乡，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蒸盘、陶甑便是天门先民在距今6000—4000年前就已食蒸的重要证据。

石家河遗址群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迄今为止已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点上共发现符号约55个。从笔划来看，主要是直线、弧线有少数戳孔；从形状来看，出现了一些比较固定和规范的符号；从结构来看，出现了单体符号之间的组合规律；从表现手法来看，不少符号颇似正视图，同时还以竖线、圆孔等指代一些不易绘出的东西。某些固定的符号之间的组合，类似于汉字中的偏旁、部首。以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专家指出，石家河发现的刻划符号与文字有密切的联系，已经初步具备了原始文字的基本特征。

石家河遗址的玉器，比较集中的发现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1955年在罗家柏岭发掘所获，包括闻名遐迩的“华夏第一凤”；第二批是1988年至 1989年在肖家屋脊发掘所获，包括“中国第一龙”；第三批是2015年至2016年在谭家岭发掘所获，包括虎座双鹰佩、双人连体头像玉玦等240余件。这些玉器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

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石家河文化陶塑有上万件，涵盖陶人和数量众多的小动物，包括鸡、狗、羊、猪、象、猴、貘、龟等十余种，多为手捏而成，造型憨萌，是最原始的艺术品。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了3批玉器，总计超过400件。这些玉器多以小型的装饰用品为主，包括玉人像以及龙、凤、虎、蝉、鹰等动物造型玉器。类型丰富、造型奇特，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多数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并普遍采用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体现了较高的玉器制作水平。

1955-1957年，罗家柏岭首次发现史前玉器44件，其中有国宝级的玉凤，石家河玉凤是中华文明凤文化的重要起源，是中华第一凤。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肖家屋脊出土玉器157件，出土了精美的玉龙，虎头、玉蝉、人头像、鹰等，其中玉龙属于国宝级，被称为中国长江流域第一龙。邓家湾出土大量宗教遗迹和大批陶偶和陶塑动物。

2015年年底，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

2022年9月，石家河古城内还发现了陶器、石器、稻谷等重要史前遗存。新出土陶鹰、陶狗等一批小型陶塑，造型精美。

原始宗教特别是祭祀上天、庆贺丰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动，其主要场所在邓家湾，三房湾、肖家屋脊是两个次要的场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邓家湾组织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场地是经过仔细平整的。场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线条式摆放。陶缸上刻画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形，代表获得了大丰收的收割场面。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场地上还有无数陶偶和陶塑动物等。陶偶有各种姿态，大多为跪坐抱鱼式：即双腿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姿态虔诚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状，表示庆贺。大量的陶塑动物则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品。

在祭祀时，把玉人头像当作崇拜的神灵形象。在用玉器制作的各种动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专职的巫师将这些玉器缀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过这些动物神灵，沟通天地人神的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按照童恩正和严文明的观点，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层集团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领们在实行统治时，把宗教当作了一种组织和影响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这种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构筑才得以完成，内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实，庞大的部落才得以维持正常的秩序，并得以控制较远的部落，得到发展兴旺。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变中，不断向外传播，形成了较大的文化空间。其大致范围是，西进三峡，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线，东抵大别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带，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传播路线、传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异，石家河文化的空间范围分为一个主区、五个副区。

石家河主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包括天门、京山、钟祥等地；青龙泉副区（以郧县青龙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汉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区（以当阳季家湖遗址、宜都石板巷子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当阳、松滋、荆门、宜昌等地；西花园副区（以随州的西花园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北的随枣走廊一带；尧家林副区（以通城的尧家林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南的通城、咸宁、麻城、蕲春等地；划城岗副区（以湖南安乡的划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等地。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规模达120万平方米。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0000—50000人口。

在这个中心聚落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加之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这样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还有酿酒、饲养家畜和捕捞野鱼。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的石器，器体较小且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得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

石家河聚落的防卫体系主要是修筑城垣。如今还有部分城垣遗迹屹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见证那段历史的辉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规模浩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共同构成。城墙的墙体，其墙基宽达50米，上宽4—5米，高达6米多。墙体坡度很小，约在25度左右。墙土堆积分两层。整个城墙用土约为76万立方米。城墙以外开挖环墙壕沟，再外就是台岗。武士们在御敌时，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钺、石镞、石矛，捕鱼的石镞、石矛以及骨镞、骨鱼镖等也会派上用场。石镞的数量很少，磨制不精，形式主要为宽扁柳叶形。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比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大溪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以壕沟为主，城垣为辅，表现为壕沟宽深、城墙矮窄。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御体系大多以城墙为主，壕沟为辅。石家河古城则是城墙、壕沟并重。这种变化，既体现了筑城技术的进步，又说明了石家河文化已进入了原始文化的一个新阶段。

石家河聚落的财富分配，明显存在不公，权势财富向少数上层首领集中。这可以从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实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里，有石钺等，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数墓葬甚至没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实行瓮棺葬。在天门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遗址发现了77座瓮棺葬。其中有一座瓮棺的形制特别大，随葬玉器特别多，达到56件，其数量几乎相当于其它所有瓮棺内玉器的总合，其质量更比其它瓮棺葬内的玉器要好的多。这就表明，聚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对财富的分配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生产性支出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石家河文化大厦，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化大厦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这座史前文化大厦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

石家河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演进的过程。其演进轨迹分为三期。

第一期属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这一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开始大发展，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作生产工具，纺轮数量大为增加且质量变得小巧，制陶开始普遍推广快轮技术。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

第二期属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一时期，石家河居民在积蓄屈家岭文化能量的基础上，积极大胆地进行变革创新。生产工具改进很大，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私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规范，城乡分化更为剧烈，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第三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一时期，北方气候趋于干冷，华夏集团谋求连锁式向南迁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举南下，强烈影响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石家河遗址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人口分布、聚落的发展演变、民族形成与文明起源、邦国兴起的实物资料宝库，其所代表的“石家河文化”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新考古成果显示，石家河遗址极有可能是上古时代炎帝部落的核心聚集区；石家河文化与上古传说中的“禹伐三苗”事件时代、地理位置相吻合，更有专家推断，石家河遗址可能是炎帝帝都抑或夏朝的南都。这对于廓清中国上古史中的迷雾，探讨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石家河遗址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不可复制的文化旅游资源。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极大地提升天门知名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的增长点。

石家河遗址比较集中地保存了古代人类在特定环境和阶段进行开拓性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大量优秀历史文化遗存。该聚落由形成、发展、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为人们鉴古知今留下了生动、直观的实物教材，具有历史教育、科学教育功能。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别是以玉凤、虎脸座双鹰佩、连体双人头像为代表的玉器，不仅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较高水平。

此前考古认为，石家河古城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但2015年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古城核心的谭家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环壕，表明其在距今约5000年开始筑城，将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历史至少提前了500年。此外，在谭家岭遗址的瓮棺葬发现的一大批史前玉器，其琢玉工艺代表了史前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2015年12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对外披露，该遗址近日出土240余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专家认为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最高水平，并且改写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2014年起，考古工作者时隔20余年后重启石家河遗址考古，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建筑遗迹时，于2015年11月底至12月初，意外从高等级墓葬区5个瓮棺中发现了这些玉器。这批玉器类型丰富，有玉佩、玉铖、玉如意、玉管等，造型别致，生动逼真，有大耳环玉人、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评价称，这次发现的玉器数量之多让人惊喜，工艺水平之高超令人震撼。圆雕、透雕等技艺，较良渚文化的平面雕刻有很大进步，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琢玉技艺的最高水平。此外，此前在山西、山东等地高等级墓葬中零星出土有这类文化面貌的玉器，并不知来自何处。这次石家河遗址还发现有玉料、半成品等，可推测那些玉器应是来自江汉平原的制品。

此前学界认为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是辽宁的红山文化，一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现在看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应该说是一个顶峰，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有高度发达的玉器。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对中国玉文化包括玉器制作、使用乃至玉礼器的认识。

2023年4月，一件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在修复过程中，意外发现疑似指纹痕迹。经指纹鉴定专家现场确认，在陶塑人像左耳下、右耳下两个地方发现的疑似痕迹，确为人类指纹。是长江流域所见最早的人类指纹遗迹。

1956年11月15日，石家河遗址由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20日，石家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国家文物局将石家河遗址作为全国30处大遗址之一，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

2008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石家河遗址保护规划》。天门市政府按照湖北省文物局的部署，委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保护管理总体规划》，计划将石家河遗址建设成为考古遗址公园。

2015年11月，石家河遗址总体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评审。

2016年10月9日，湖北省文物工作会议召开，湖北省决定将在石家河遗址上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17年4月，天门市成立石家河遗址管理处。7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湖北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天门市委市政府将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列为“一号工程”，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有突破，三年见成效”的总体思路和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建成的战略目标，制订了《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7年-2019年）》。

2021年10月12日，石家河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001年，石家河遗址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2017年1月10日，石家河遗址入选“2016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4月12日，石家河遗址入选“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2月8日，石家河遗址成功入选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2020年，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石家河玉人像被评为湖北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2021年10月，石家河遗址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2年1月，石家河遗址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150项名录。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分属石家河镇土城村，芦岭、唐李村、东桥村辖地。

乘坐市内公共交通佛子山专线至石家河遗址站下车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