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伍一（1866—1894），出生于日本秋田县，早年在兴亚学校学习中文。18岁潜赴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足迹遍布云贵川，远达西藏地区。在四川活动了很长时间，基本摸清了西南地区的情况，绘制了精确的地图，并写下探险调查报告，成为日军部的至宝，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度赞扬。1893年，石川伍一出色地完成了在西南地区的间谍任务，被汉口乐善堂派往天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石川伍一潜伏下来继续搜集中国情报。甲午战争爆发几个小时后，日本外交官及侨民乘英籍重庆号船撤离，船停靠在天津港，混乱中，一封日本密函失落，由此暴露出潜藏下来的石川伍一的行迹。1894年8月4日，石川伍一被捕，供出间谍罪行。1894年9月20日在天津被处决。

石川伍一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最早暴露并被抓捕的日本间谍，被称为：甲午日谍第一案。

1866年，石川伍一生于日本秋田县，青少年时期就读于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18岁的石川伍一来华，在日本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带领下继续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三年后，日本在华的秘密情报组织——汉口乐善堂。

读于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 年，18岁的石川伍一来华，在日本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带领下继续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三年后，日本在华的秘密情报组织——汉口乐善堂。

汉口乐善堂是上海乐善堂药店在汉口的分店，日本商人岸田吟香于1878年在上海开设了乐善堂药店，除了经营药品之外，还兼营书籍。在经商的同时，他还不计报酬的为日本搜集情报，为日本浪人和军方间谍提供栖身之地。

1886年春天，日本陆军中尉荒尾精秘密来到中国，拜访了岸田吟香。在岸田吟香的鼎力支持下，由荒尾精主持的汉口乐善堂开张营业。实际上，这里成了在华日本间谍聚集的大本营。石川伍一闻讯后赶来加入，并且很快成为了汉口乐善堂的骨干成员之一。

在汉口乐善堂初具规模之后，荒尾精就开展了名为“四百余州探险”的间谍活动，派出间谍深入到中国的山村乡野搜集情报。石川伍一也参与其中，被派到中国的四川地区进行调查。他和同伴绕了四川盆地一大圈，最远甚至到达了西藏东部。途中，他们几次被当地少数民族和官府包围盘问，然而都凭着自己的谎话和机智而化险为夷。调查结束后，石川伍一提交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报告和他精心绘制的四川地区的精密地图，得到日本方面的高度赞扬。

1891年，出色完成调查任务的石川伍一被汉口乐善堂派往天津，成为日本驻华武官、海军大尉关文炳的助手，他跟随关文炳游历山东、直隶以及奉天各地，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一年之后，关文炳死于海难。石川伍一并未受到影响，日本海军参谋部特派海军少佐井上敏夫接替关文炳的职位，仍由他担任助手。

1893年5月，石川与井上乘坐租来的中国帆船，由烟台出发，游历长山岛、庙岛、小平岛等，并查看了旅顺炮台，回程又途经大沽山，以及朝鲜的大同江、平壤和仁川口等处，经由威海卫返回烟台。他们所经过的海面和海口，都做了相应的测量，形成了报告。为以后日本海军与中国舰队的海战做准备。

这一年的8月，石川伍一又跟随井上敏夫及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等人，乘坐日舰筑紫号，进入旅顺、大连湾、大和尚岛、威海卫等处，窥探各要塞形势，掌握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之后，石川伍一回到天津，伪装成天津紫竹林英租界松昌洋行职员，继续搜集军事情报。

1894年2月的一天，天津的紫竹林松昌洋行来了一个清兵，想要兑换英镑。由于英镑在店里是控制的，所以伙计也做不了主。这个清兵有些失望，而这一切却被伪装成店员的石川伍一看在眼里，为了拉拢这位清兵，石川伍一做主让伙计把英镑换给了他。几次交往以后，石川伍一就跟这个清兵混熟了，知道他叫汪开甲，是清军驻天津护卫营一个弁目。石川伍一便装作好奇地问起清军的一些情况。同时，对汪开甲更是“照顾有加”，三番五次地带他到日本妓院玩乐。

出于感激，汪开甲把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介绍给了石川伍一。刘棻在天津军械局当差二十多年，专管登记，石川伍一刻意与他交好，并经常以银钱贿赂刘棻。据石川伍一和刘棻被捕后的供词显示，刘棻曾先后向石川伍一提供过天津各军营枪械弹药的数目清册，以及军械所各局每日枪械弹药的生产量和存量等重要的军事情报。

198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托出兵镇压，早就觊觎朝鲜的日本也同时插手出兵，起义平息后，日军非但不肯撤军，反而不断增兵，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只有增兵朝鲜。为了避人耳目，也出于利用列强庇护的心理，清政府租用英国客船运兵。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浪速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截击了为中国运兵的英籍客船“高升号”，虽然清军用火枪奋力反击，但没有配备任何火炮武器的客船很快就被日军军舰击沉，船上所载的950名清军中有700余人遇难，史称“高升号事件”。中日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日本驻华公使及日本侨民纷纷准备撤离中国。

日本驻华谍报机构一方面着手撤离，一方面加紧了战时潜伏间谍的部署。天津驻华武官、海军大尉泷川具和和陆军中尉山田要主动要求留下，但是，由于日本在天津没有租界，这些人在开战以后只能留在英国的紫竹林租界里。然而，英国公使担心日本驻华武官留下会影响英中关系，进而影响英国的对华贸易，因此不同意他们留下。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只能同意将没有军方身份的，梳着清朝大辫的石川伍一和另一个同样出自汉口乐善堂的间谍钟崎三郎留下。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没想到凌晨时分，就在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的几个小时前，日本使馆的外交人员以及部分日侨正准备乘坐英籍客船重庆号撤离中国，船还在天津停泊的时候，一伙身着清军服装的人上船，袭击了船上的日籍乘客。

据清朝政府宣称，这群身份不明的闹事者，领头的其实是一个叫做贾长瑞的人。据他交代，他的哥哥在清军中服役，死于几天前发生的“高升号事件”。噩耗传来，贾长瑞悲愤难当，当他听说重庆号上有准备撤离的日本人，立即召集了一群人，假扮清军冲上重庆号，将船上的日本人揪出来痛打一顿。

在当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一封并不起眼的信件却辗转落入到清政府手中，而这封信件实际上是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海军武官泷川具和托人转交给驻烟台的武官井上敏夫的一封密函。密函提到了中日两国开战之后日本留守在华间谍的人员部署。得到密函后，天津城守营奉命加强对日本人的监视力度，很快就发现了日谍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的踪迹。虽然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清政府的掌握中，但当时日本驻华公使和驻天津领事还没有离开天津，而且两名日谍正躲在英租界中，清政府担心引起列强不满，投鼠忌器，只得严密监视，希望找机会将两名日谍引出租界，然后再加以逮捕。

甲午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和麻烦，英国方面再三表示，反对日本人继续留在英租界活动。迫于形势，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不得不搬出了英租界。钟崎三郎决定转往关外继续探听情报，石川伍一则搬到了刘棻家里，8月4日，石川伍一和刘棻在刘棻家里被清军逮捕。

处理过程

石川伍一被逮捕后，供诉了自己在中国做间谍，探听情报的事实，但他和刘棻的供词中都没有提及及曾经直接提供或直接取得有关高升号运兵船的情报。但是，石川伍一案发后，清廷礼部侍郎志锐在8月16日的奏折中就明确指出，就是石川伍一泄露了高升号运兵船的出发时间等军事机密。之后，户部给事中洪良品在9月20日也奏称，在刘棻家里取得记录有高升号士兵数量，军官姓名及所携带物资的信件。但是，当时日本在华的间谍尚有多人，不能断定就是石川伍一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况且战前清军对码头、军港等重要设施的防卫十分松懈，就曾有日谍扮成搬货苦力混入其中查探情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充当起了居间的“调停人”，承担起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保护侨民的任务，石川川伍一被捕后，日方多方面请求美国营救。8月6日，石川伍一被捕后的第三天，总理衙门照会给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复礼，内称：“其安分侨民自当照约保护，而此等奸细不在保护之列，亦必从严惩治，已符公法”，对于总理衙门的照会，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复礼在回复中则称：“如遇有日本人在内地做奸细者，即将其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且此办法，已足以惩其做奸细之罪矣。甚望贵王大臣本仁慈之心，不因两国失和于日本人民恨恶而深绝之可也”。表面上似乎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希望清政府不要严惩包括石川伍一在内的日谍，实则是在为日本间谍开脱罪责，完全站在了日本人一边，然而对于刺探情报，给清军带来极大危害的间谍给予驱逐出境的处理。

8月13日，石川伍一一案终于引起朝廷的关注，光绪皇帝震惊之余，严谕个有关主管官员严密排查，寻找潜于各处的日谍。8月15日，面对朝廷的质询，李鸿章才正式承认此事，并称还在审理之中，是否是间谍还未确定。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公使代理田复礼又拍发电报给李鸿章，提出释放石川伍一，同样被李鸿章拒绝。李鸿章指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严词驳斥。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刑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9月11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明确地承认了石川伍一系日本奸细，9月17日又向总理衙门递交结案报告。

罪有应得

1894年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刘棻是处以斩首之刑，石川伍一却是按照欧美的惯例处以枪毙，轰动全国。《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

石川伍一案与李鸿章

1894年8月4日，石川伍一在天津被捕，当时作为北洋通商大臣，衙门设在天津，全权处理此事的李鸿章却没有立刻上报此事，而是等到8月15日，总理衙门质询此事，才上报朝廷。为此，有人怀疑李鸿章与日谍勾结。

首先是9月8日， 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腐败、通敌。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 他认为李鸿章办案不力的原因则是日谍案涉及到一个名叫张士珩的人，而此人则是李鸿章的亲外甥。被石川伍一收买的刘棻是天津军械局的人，天津军械局的负责人正是张士珩。

然后，礼部侍郎志锐于1894年9月20日上奏称李鸿章提交的石川伍一的供词是经过删改的“伪供”，而随着他奏折提交的，还有一份石川伍一的供单。在这份供单里，石川伍一明确表述道：“我系神大人差来坐探军情的。……张士珩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同时，他也提到，在中堂大人李鸿章身边，也有很多为日本提供情报的人：“代日本探官事的人，有中堂签押戴姓、刘姓、汪大人，还有中堂亲近的人，我不认识。”等等。由于事关重大，军机处的大臣并未将志锐的这份奏折和所附的石川伍一供单呈送到光绪皇帝面前，而是在军机处的档案堆里沉睡了百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史学界准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才让这份让人震惊的奏折得以重见天日。

另外，在“高升号事件”中，不仅英国籍的运兵船被击沉，而且外籍船员也是伤亡惨重。因此，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国内对日本是一片讨伐之声。也可能是由于李鸿章对于中日两国的这场即将到来的恶战还抱有和谈的幻想，因此，李鸿章希望能够借助英国对于日本的愤怒，拉拢英国从中斡旋此事。为了能够在可能与日本的和谈中留有余地，于是李鸿章就将石川伍一间谍案压了下来。

石川伍一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但是与他有关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不久刘棻的顶头上司，天津军械局的负责人，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一玩忽防务之最被革去职务，与石川伍一有关的高升号事件在反复磋商折腾了十年之后以清政府向英国赔偿船费了事。另一重庆号事件则已为首者贾长瑞终身监禁，清军以最隆重的军礼向重庆号道歉了结。

石川伍一是甲午中日前后最早被发现的日谍案，在其之后，又有数起日谍案被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