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又称社会建构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西方心理学，特别是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取向，西方心理学中后现代主义取向的主要理论建构。早期形态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文化是知识生产的决定因素，研究重点在于文化力量怎样建构知识和知识类型。

社会建构主义的重量级人物格根（Gergen），1985年给社会建构主义下了一个很复杂的定义：立足于科学史、符号人类学、科学的修辞学、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社会建构主义是作为反本质对话的非本质的知识理论，其对话的首要关注点为：知识声明出现于其中和判断源于其间的社会话语体系；知识体系中隐含的价值/意识形态、非正式生活与体制生活为本体论和知识论认同所维持和消解的方式；宰制信仰倾向的权力与特权的分配方式。

它关注文化建构的确立与改变：竞争性信仰与价值体系的适应；新形式的教育理念、学术表达和训诫性关系的传承。就这一定义本身而言，实在过于复杂。但它辨识出认识社会建构主义的两个重要面向：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渊源来自不同传统；社会建构主义具有若干共识性的理论前提。

格根认为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从科学史、知识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符号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去追寻；布尔强调了社会学、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

整合格根和布尔的观点，本文试图从社会学、心理学、社会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和女性主义四个领域来考察社会建构主义兴起与发展的理论脉络。

在社会学传统下，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曼海姆和舍勒的知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以及常人方法论。曼海姆和舍勒宣称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的产物，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为社会建构主义确立了早期思想基础。这一点后来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中得以进一步体现和发展，国内对社会学界社会建构主义的介绍多集中于此。

符号互动论关注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与互动模式。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彰显了符号与互动之间的重要关系。托马斯的那句名言“如果你将情景定义为真的，它就是真的”具有浓厚的社会建构主义色彩。在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中，符号的意义得以凸显，人类的行为要根据其所赋予的意义而进行，意义来自社会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可以改变和修订意义。它们强调社会互动的情境性并借此着重观察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

舒茨认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谓的“常识建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二度建构，二度建构的对象是非直接经验的社会事实，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建构的建构。伯杰和鲁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则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简要而直接地提出了“现实的社会建构”这一概念，为社会建构主义提供了创立宣言。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研究》表达了一种具有社会建构主义倾向的考察社会秩序如何形成的新视角：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实践之中巧妙地进行建构，芸芸众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常识推理的逻辑建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上述社会学家或理论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知识支持。

但西方的社会学家很少自称为社会建构主义者，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亦鲜有专章介绍社会建构主义。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学术传统（或偏见）：社会学家也许认为社会建构主义一词不足以囊括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等多个具有社会建构倾向的理论流派。然而，社会建构一词已广泛应用于研究社会问题、精神健康、性、性别、环境等议题。

社会建构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渊源可追溯至格根的“社会心理学即历史”这一重要文献，于其中他提出所有的知识，包括心理学知识都具有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并不存在所谓的一劳永逸的对人和社会的认识。1985年，他的论文《现代心理学的社会建构运动》则几乎可以视为心理学的社会建构主义“宣言”，他在这篇论文中猛烈批评主流心理学对所谓客观知识的追求，并指出心理学有必要从试图揭示规制我们的行动和体验的法则中摆脱出来，而去研究“建构”我们自己及我们的世界的话语实践，由此，社会建构运动成为心理学的当代演进之中不可忽视的一次理论革命。

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与所谓的“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相关，以实验室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心理学严重受制于政府和企业从而维持强势人群的价值，普通人的“声音”在心理学中荡然无存。社会建构主义对立足于本质主义、科学主义的现代心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并试图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等各个层面实现对心理学的重建。由此，在批评文化霸权和科学霸权的基础之上，不少心理学家开始脱离实验室、进入真实世界并赋予人类行为重要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亦甚为深刻。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知识、人类和社会的观念的新范式的知识运动，它反对认为存在终极真理理念以及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架构；否认宏大叙事和宏观理论的意义、认为人类只能发现“微观的小故事”、试图寻找模式化的关系和宏观的历史规律是不可能的；反对学科之间、文化与生活之间、虚构与理论之间、想象和现实之间所设置的界限；其理论着眼点在多样性和易变性。

后现代思潮的核心运作原则是去中心化、解构、差异，社会理论的传统遭到质疑，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受到怀疑。福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重视话语分析，并洞察到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运作过程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构或重构了疯癫、监狱、医疗和性等不同的社会设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德里达则直接提出了解构这个概念，尽管他没有为重构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但解构本身揭示了现实的社会建构本质。

后现代社会理论进一步地将其关注点转向社会边缘地带，诸如第三世界、贫穷、女权、种族中心主义、环境之类的议题，试图从不同的层面来重新认识我们居住的社会，这代表了他们寻求替代性建构的努力。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社会建构主义（尤其是强的建构主义）从后现代理论那里获得了理论灵感。

众所周知，女性主义本身是很复杂的。女性主义对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解构和建构视角，即从性别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我们正面对的为人类所建构的立足于性别差异基础之上，且以男性为主导的现实。现实女性主义指责所谓的社会理论只不过是男人的社会理论（或者男流社会理论），女性被忽视，社会理论必须彻底反省其逻辑架构与理论基础并认识到除了男人的观点之外也必须从女人的观点去观察社会。

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之中，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习以为常的结构都可被质疑，她们希望寻求另一种“立场”的理论视角以打破女性的沉默。因此女性主义要求摒弃空洞的词汇，重新认识、甚至进一步解构父权意识、以男权为主导的知识体系，以及由阶级、性别等差异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并检视、反思自己的立场，这实际上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

社会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格根提出，理解社会建构主义要从元理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这三个层面出发，这样才能很好把握它的复杂性及其对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

首先，社会建构主义从根本上有别于社会实在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其次，作为社会理论，社会建构主义聚焦于社会过程、话语体系和社会建构；最后，社会建构主义在社会实践操作层面的应用亦影响深远。

所谓元理论（metatheory），就是理论的理论。之所以将社会建构主义指称为元理论，是因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社会实在论、实证主义或本质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和知识论。

社会建构主义与社会实在论具有明确的分野。社会实在论承认存在所谓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给定的、超越个体的，知识就是现实的直接反应。但社会建构主义否认存在客观事实，我们观察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人造的”，由此人们形成不同版本的“事实”，“有好球也有坏球，在我喊出来之前，它们什么也不是”，这明显表明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跟一定的概念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概念体系对某些人是真实的，对另一些人则为不真实的（比如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理论亦是相对的、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事物的价值和意义亦是文化的、历史的。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所使用的分类与概念都是具有文化与历史特殊性的，它们是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其产生与发展有赖于特定的社会设置和社会场景。

社会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背道而驰。本质主义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本质”，真正的知识就是对本质的揭示，此类知识具有“本质”上的普遍性和核心性。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知识的政治、历史、文化特殊性而非其普遍性和核心性。建构主义者质疑，传统世俗的知识和语言是否有一个稳固和客观的基础。他们争辩说，我们用以描述这个世界的词语都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文化、符号和人们之间历史互动的产品。如此建构只有在其价值成为共识之时才有意义。因此，社会建构主义宣称不存在源于自然的核心真理，信仰、法律、社会习俗、服饰与饮食习惯等构成社会基本面貌的“现实”都是起源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互动。换句话说，人们共同建构了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现实。

在上述元理论架构之下，作为社会理论（socialtheory）的社会建构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解放理论和生产理论，旨在要求走出我们自己（或重要他人）曾经创造的现实而重新建构新的对话性的知识与理论，并不断反思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对不确定性保持开放态度。社会建构、社会过程、语言及话语体系是它的三个核心概念。

社会建构主义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社会建构”这一概念。现实和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但这并非个人建构，而是“共同的建构”，即我们之所以有如此建构，是因为我们从共同体那里获得知识、体验和思想渊源。这一澄清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即便是最极端的社会建构方式，它的背后依然有共同体的存在。由此，社会建构主义可以与心理学之中强调认知建构的个人建构心理学显示区分。

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其在元理论和社会理论层面的突破，而且在于其在社会实践（so-cietalpractice）层面的启示意义。从其知识论和方法论出发，社会建构主义具有浓郁的批判意味，对现存设置的质疑、对现存知识的质疑、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质疑都意味着它具有实践层面的颠覆和解放含义，批评、改变或者撕毁自己并不喜欢的社会设置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重要社会实践。

一方面，社会建构主义可以理解为某种对专家话语霸权的信任丧失并反对简单地根据专业术语进行分类、类化、治疗和介入，因为所有现象都离不开个人的复杂生活。另一方面，社会建构主义自身的开放性和反思性亦提供了重要的对话机会，如此对话实践有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社会建构主义已经深刻影响社会问题的认定、教育与学习过程以及助人实践。

鉴于社会建构主义对教育和学习的影响已有众多的文献进行讨论，此处仅简要介绍社会建构主义如何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认定和助人实践。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认为社会问题要经历一个社会建构过程，一种社会现象从滋生到被视为“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首先这个问题要被建构为对正常状态的偏离，因此确定一种社会状态是否有“问题”，取决于人们对正常社会状态的界定和建构，不同人群对同一社会现象的建构就不一样，具有话语霸权的人在认定社会问题之时就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什么是犯罪就因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既然，社会问题是建构的，那么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从重新建构着手。一种可能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去问题化”：以同性恋为例，同性恋人群过去被标定为越轨者是立足于性的本质主义，而一旦我们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之时，它就不再是一个“问题”，而只是一种性取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