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贡(1777-1844年),字竹轩,又字宗庵、寄庵,山西高平人。嘉庆元年(1798年)二十岁时成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河南粮盐道、浙江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刑部右
侍郎、广西巡抚。道光十三年(1833年)任
广东巡抚,道光十五年兼署
两广总督,道光十八年调任刑部尚书。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军进犯广州,被派往广东督办粮饷,协助
奕山。旋接替琦善任
两广总督。
人物背景
祁贡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调任
广东巡抚时,
两广总督是
卢坤。他到达广州时,广东顺德名士何太青、粤秀书院监院
吴兰修和当时任广东按察使的
许乃济等正在反复议论
鸦片贸易问题,他们共同的结论为应进行
弛禁,认为“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①祁贡和卢坤都极为赞赏和支持他们的论点,但又不敢公然加以倡导,于是将他们的议论要点作为《粤士私议》呈奏道光帝,当时并未引起道光帝的注意。
人物生平
祁贡(1777-1844年)字竹轩、又字寄庵,清代高平孝义里人。他14岁中秀才(乾隆五十六年),18岁中举人(乾隆六十年),21岁中进士(嘉庆元年)。先后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
嘉庆九年(1804年),他出任广西学政,纠正考试风气,以“正人心,厚风俗”,录取了许多有才华的人。
嘉庆十三年(1808年),祁贡奉命审判清宗室敏学斗殴一案,因处理欠妥被革职,次年遇赦,留刑部行走。十六年(1811年)奉旨审理教匪逆案,受皇帝赏赐。此后历任安徽司主事,福建司员外郎,顺天乡试同考官,陕西司部中等职。
道光四年(1824年),祁贡授官河南粮盐道,五年,擢浙江按察使,调查清一起几年未决的浙江武康徐宝华妾倪氏谋杀侄妻的案件,使贪官受到惩罚。六年,升贵州布政使。九年三月调任刑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充武殿试读卷官。
道光十年(1830年),祁贡授官广西巡抚。十二年,瑶民起义,祁贡派兵将起义镇压下去,清廷加封他太子少保衔,加军功三级。
道光十三年(1833年),祁贡调任广东巡抚。
道光十六年(1836年)
许乃济在
太常寺少卿任上正式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进一步阐发
弛禁论观点,道光帝将该折批交祁贡和新任
两广总督的
邓廷桢以及粤海关监督文祥议论复奏时,祁贡又会同
邓廷桢、文祥联合上《奏请准照许乃济所奏弛禁鸦片并拟章程呈览折》,不仅再次赞同弛禁,认为许折“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能得以实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而且订立实施章程九条,将弛禁措施具体化。但是由于许折先后受到朱嶟、许球和袁玉麟等人和舆论的批驳反对,道光帝没有批准邓、祁等人的建议。此后,祁贡随同邓廷桢变
弛禁为严禁。他们通过十三行总商
伍崇曜向英国商务监督
义律及各洋商转达严禁
鸦片贸易的政策,并派遣南雄州知州
余保纯偕同
广东水师到内外洋各趸船晓谕,进行察巡防范。同时,在金星门安置炮台,调集兵力极力堵防,勒令那些长期以来以避风为借口滞留零丁洋面的鸦片趸船全部返回本国。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调任刑部尚书前,他与
邓廷桢及广东水师提督
关天培都比较一致积极推行严禁鸦片的方针。然而由于措施不得力及其他各种原因,广东鸦片走私并没有遏住,反而有增无减,逐年上升,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道光十八年(1838年),祁贡调任刑部尚书,同年四月,充武殿试读卷官。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离任,靖逆将军琦善革职,祁贡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此时英军已陷虎门,逼近广州,关天培牺牲,广州人口迁徙过半,城内一片凋敝。祁贡入城安民,招童生会试,“以示整暇”,稳定了军心民心。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由于英军利用琦善一味妥协求和和害怕打仗的心理弱点,突然袭击并侵占虎门外大角、
沙角炮台,道光帝发布对英宣战诏令,随即派遣
奕山为靖逆将军,主持广东战事。正月十九日(1841年2月10日)又派祁贡前赴广东办理粮台事务。这时祁贡在北京中央政府任
刑部尚书,当他动身赴粤尚未抵达广州即又接到补授他接替琦善为
两广总督的命令。他于三月二十三日(1841年4月14日)抵达广州
两广总督任上。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祁贡得了喀血症,乞休二个月,二十四年,他病情严重,皇帝准其休息。五月,病逝于广州。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柩返高平下葬。思想家张穆为他作了墓志铭。清廷下令按尚书惯例赐恤,谥号为“恭恪”。
评价
祁贡是个典型的“中庸”式官员,在禁烟问题上,受他人及朝廷影响,先后支持缓禁与严禁,而在面对英军时,既不如林则徐那般大义凛然,刚毅果敢;又不像琦善那样一味投降奴颜婢膝,就像他曾对
梁廷枬进行自我解剖时说的那样:“我以小心谨慎作无事时巡抚尚可,总督则非其才矣,况有事乎!”可见其性格上确有缺陷之处。但在客观上来讲,祁贡在
民族气节方面未失大节,在督粤期间也做过很多有利国家与民族的事情,不负“恭恪”之美谥。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