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造船遗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市文化局内（今信德商务大厦）及原广州儿童公园（现南越皇宫遗址）一带。

1974年底，因修建地下通道，广州市文化局大院的球场上正在挖掘一条大壕沟，发现了一处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经过多次勘查研究，并报告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进行试掘。

1975年3月—7月，从广州各文博单位中抽调一批年青的工作人员，参加田野考古培训班学习；搭建南北跨度20米、东西长40米、两檐口高4米的遮护大棚．可防雨淋日晒，以保护遗址和试掘工作进行。8月，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开始试掘。

1976年1月，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试掘结束。

1993年，广州市文化局提出利用该机构所在地段引进外资，在造船工场遗址旁兴建文化广场，将遗址发掘后原地保护，并纳入到文化广场中。

1994年6月25日—8月24日，在1号船台东面尽头处向西40米约当船台区中段发掘，在西探沟地表下5米处，除了清理出第1、2号两船台往西延伸的一段之外，第3号船台也露出了一段。

1998年，在1号船台南边的木料加工场地发掘近3000平方米，未到边造船工场遗址全景缘。

2004年12月，第四次发掘，在船台东端尽头处，把3个船台尽头处的结构全面揭露出来。

秦代造船遗址是由3个长逾百米呈东西走向、平行排列的木质造船台以及南侧的木料加工场组成，规模大、结构完备。船台及余木经C14测定，距今2190年±90年；2360一2150年；2750—2480年。根据地层的叠压和造船台上出土的遗物判定，应是秦五军平定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场遗址，废弃于南越国建立之际。

在地下5米处陆续揭露出了3个造船台和部分木料加工场地。 造船工场建造在灰黑色的沉积黏土层上，3个木结构的造船台呈东北—西南走向，平行排列。据造船专家推算，3个船台可分别建造身宽5—8米、载重25—30吨的平底木船。

造船台建造在河涌的泥滩上，距今珠江北岸1300米。3个船台均由枕木（用杉及颦树）、滑板（用樟木）与墩木（用格木）三者组成。2号船台居中，中宽2.8米，1、3号船台中宽同为1.8米，据推算可建造身宽5—8米，载重25—30吨的平底木船。

另一说认为这处木构建筑不是造船台，而是南越国宫苑建筑的基础部分。

秦代造船遗址船台在1号船台南边有一大片造船木料加工场地，出土有铁凿、锛、挣凿、木垂球、磨刀石等工具，还有青铜箭镞和秦至汉初的半两铜钱。在遗址之上的地层中，出土有“万岁”瓦当和地砖，证明南越王时期曾将造船工场填盖兴建宫署。出土的造船工具有铁凿、铁锈、铁挣凿、木垂球和磨刀石，木料加工场地上布满小木片和炭屑，发现小量铁钉，有两个“弯木地牛”，这是烧烤船板的设施，还有不少余木。覆盖在1号船台上的一层灰土，含生活垃圾、秦半两、汉四铢半两和“万岁”瓦当等建筑残件，表明到赵佗建立南越国时这个工场被废弃，又被填埋作为扩建宫苑的用地。

以贴近枕木面层的器物为准，计有：

（一）造船工具

（二）其他

为了防止造船工场废弃之后，覆盖其上的任何器物有可能与船台建造时的遗留物混同，在资料整理时把加工场地表的出土物全归入第8层。下述的遗物仅是从解剖加工场地两条小探沟中出土的（解剖发现加工场地分上下两层，下层仅见陶小盒盖等3块破片，上层的包涵物较多）。计分：

（一）瓦类

有板瓦和筒瓦的残片，有筒瓦4、板瓦2。

（二）陶器

均为残片，绳纹，器形可辨的有：

（三）其他

以残瓦最多，次为陶片，虽然有的残片稍大，但很少可复原。

（一）瓦类

采集的瓦片标本逾千件，有瓦当、简瓦和板瓦3种。

（二）陶器

全为陶片，有个别可复原，纹饰有瓦纹、曲折纹、水波纹、篦齿纹（多见施于甑类器物），篦纹、密排弦纹、波浪纹（常见于小盒类器物），还有多施于瓮、罐类的大小方格纹、米字纹、儿何图形戳印纹和刻划记号，其中有少量席纹、仅见于近郊的先秦文化遗址中。器形可辨的有：

此外，还有碗、盆、甑、鼎的耳足等。

（三）其他

此外，还有银器的柱形残足、食后弃置的橄榄核、鱼骨、禽畜肢骨、牡蛎、蚬等。

从两次试掘已确知，在工场遗址上的第7层回填土，是南越王国初年将遗址附近的山岗土搬移束，把整个造船工场填覆了，作为营建宫署的一部分用地。这层回填的山岗土，覆盖面大，一般厚0.7米—0.9米，土质较纯，包含物不多，计有：

（一）瓦类

所出的板瓦、筒瓦与第8层所见相同。瓦当残整共10块，有“万岁”当和作四分布局的云树纹当。

（二）陶器

全为陶片，器形有瓮、罐、小盒、三足盒、盆、釜、甑、鼎、碗、网坠、纺轮等。纹饰与第8层所出陶器相同。

（三）其他

此外，还有铜镜边沿残片、铜钉形器等。

1977年2月，二万字发掘成果报道——《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史话组的《秦汉时期的船舶》一文也同时发表。

2001年12月，支持“船台说”者编著的《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在广州出版社出版，该书搜集了三次挖掘的考察报告以及对遗址性质论证的文章。

2001年，“秦代造船遗址问题研讨会”开展，会后编辑出版了《秦代造船遗址问题研讨会》一书。

2002年11月，反对“船台说”者依据上次会议的论文和观点编著《“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在中国建筑出版社出版。

秦代造船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所见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造船工场，表明秦代广州地区已有了造船工业的萌芽，反映了中国在秦汉时期已有较高的造船技术。这处造船工场的巨大规模，造船木材的选择及船台的结构形式等都充分表明2000多年前中国造船技术和造船生产能力已到达到较高水平，对研究广州的造船技术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对岭南开发史、中国造船史、古代科技史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1996年11月20日，秦代造船遗址作为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文王墓的一部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东至旧仓巷西边线；南至中山四路南侧的规划道路红线；西至昌兴街东边线一线；北至南越王宫博物馆用地范围北界一线及凌霄里。

建设控制地带：东边界为保护范围东边界外扩至仓边路西侧的道路红线；南边界为保护范围南界外扩40—60米，沿控规地块边界或现状建筑边界；西边界为保护范围西界外扩至大马站路东侧道路红线—广大路东侧道路红线—广仁路西侧道路红线；北边界为保护范围北界外扩至越华路南侧道路红线。

2023年1月10日，秦代造船遗址入选《广州市地名保护名录（第一批）》。

秦代造船遗址位于中国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街道禺山社区中山四路316号。

秦代造船遗址免费参观，凭票进场。周二至周日09:00—17:30，17:00停止领票及进场。逢周一闭馆，遇国家法定假期照常开放。寒暑假及国家法定假日延长开放至18:00，具体信息请关注官方公告。

1976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认定为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1976年3月，在发掘现场召开的遗址性质鉴定会上，华南工学院的龙庆忠教授发言，认为是南越国的建筑遗址，应为南越王台或离宫，并提请地理学者确认此处是番禺山还是海滩。

1979年，广东省博物馆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一书的综述文章中，提及“有些同志提出这类遗址可能是一种建筑遗址，而不是造船工场和船台”，表明从该木构遗迹发现之初，关于其功能性质就有不同的意见。

1980年，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吴壮达在一篇论述广州历史地理的文章中，最先提出了质疑。他指出“造船工场”一带地势偏高，“其后又是怎样从‘造船场’变为‘越王宫殿’的一角，这个疑问，并未得到解答”。进而“怀疑不是造船工场遗址，而更有可能是与古番禺城或古广州城有关的建筑遗址”。

198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专攻船舶史的研究生戴开元，在其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对“造船工场”说提出了否定意见。1982年其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说质疑》一文中，通过从造船技术和造船史、 古代建筑史等方面对“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分析，认为该遗址很可能不是古代造船工场遗址， 而是古代木构建筑遗址。

1983年，吴壮达教授在《“秦汉造船工场”遗址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八个疑点，认为所谓“滑道”的本身就不足 以证明其为滑道的作用。

也系统地阐述了他在上引1980年文章中的疑问：“所谓‘滑道’的本身就不足以证明其为滑道的作用。

1984年，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席龙飞在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代表船史研究会作了题为“船史研究的进展与动向”的学术报告，其中指出所谓“造船遗址”与造船毫无关系。

1986年，由夏鼐主持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其中列“广州秦汉造船工场”条，系麦英豪撰写。

1989年，广州市地理研究所李平日研究员在其领衔主编的《广州地区第四纪地质》一书中订正了以往肯定“船台说”的认识。

1990年，龙庆忠在《羊城今古》上发表文章，认为遗址中所谓的木墩和滑道应是建筑中的柱、柎，遗址可能是南越王赵佗的朝汉台或王宫，木构建筑是其中的一部分。

1993年，邱立诚在独著的文章中，提及“遗址中大型走道不远处有规模庞大的木构建筑，发掘简报认为属造船工场遗迹。

1994年8月，《羊城晚报》及《广州日报》重新发表了当年的报道，认为这是古船台的遗址。

1995年，刘龙文在《对广州秦汉造船台“遗址”的浅议》一文中，认为秦汉之际的岭南地区没有大规模商业及 水运事业，遗址的木桩顶部俱有火烧痕迹是杨仆火攻尉陀城时， 宫殿于大火中烧毁留下的基础遗物。

2000年12月，筹划多时的“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真伪研讨会”在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召开。

2002年3月20日，在全省文化局长会议上，广州市文化局的发言中不再提及“秦代造船遗址”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正式官方文件在正式官方会议上的亮相，应视为‘实事求是’的官方表态”。

2016年8月8日《南方日报》文章《广州秦代造船遗址：海上贸易的萌芽》提到，有部分学者认为这处木构建筑不是造船台，而是南越国宫苑建筑的基础部分，认为尚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