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是以人物秦可卿入手探究《红楼梦》系列问题的研究分支。作家刘心武从1993年开始发表关于“秦学”的文章，1994年辑成《秦可卿之死》一书，1996年修订过一次，到1999年又扩展为《红楼三钗之谜》，2000年后，他把研究的触角推进到对清代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皙（也就是康熙的嫡孙），揭示出他们跌宕起伏、诡谲多变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以及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从中采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细节原型作为艺术虚构的资源，这些成果在2003年又形成了《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2010年，以《秦可卿之死》《红楼三钗之谜》《画梁春尽落香尘》进行修订，融入对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皙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等多方面文字，又新增七万字文稿，辑成《红楼望月》一书。并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已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1-4部）和《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如今，刘心武的“秦学”研究仿佛山溪终于流出窄谷，奔泻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形成了一条自成形态的河流，

在公众共享的“红学”大花园里，这“秦学”当然只是生在一隅的小花，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刘心武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红学”研究非少数学术权威或学术机构的垄断领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

刘心武的研究之所以能获得广泛关注和认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红学本身：当前红学研究处于低潮。由于没有新的资料被发现，所以依托于资料的考证派红学举步为艰，原有的资料早已被翻来覆去地弄熟了，难以有新的观点和发现。而文艺评论派研究也难以形成独树一帜而又被广泛认同的系统观点。红学本身是一个受公众关注很高的学科，是公众参与性很高的学科，也是非常活跃的学科。在此情况下，产生另类的观点是完全可能的，所谓“剑走偏锋”，当正当的通道不畅通的时候，活跃的能量就会走向旁路。

社会环境：当前时代，各种专业、学科都向边缘化、多元化发展，红学也不例外。而且整个社会充满浮躁气息，难以再有甘坐冷板凳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因此“文化快餐”成为时尚，不仅如此，猎奇心理、反传统心理在青年中具有广泛基础，刘心武的研究正是适应、迎合了人们的这种需要。

刘心武的观点主要在青年中传播和支持。大多数青年除了只读过原著和看过电视剧之外，对百余年来的红学研究成果根本没有接触过，连最基本的什么是考证什么是索隐都不知道，就开始批判传统红学了（这就是上面说的，猎奇心理、逆反心理）。而这时刘心武出现了，于是有耳目一新之感，于是就盲目跟从。这是刘心武获得巨大的读者听众基础。

刘心武获得了红学权威周汝昌的支持。众所周知，周老素来是扶持新人新观点的，尤其是刘心武的某些观点与周老一致，所以获得周老的极大支持。

以上是从客观方面分析，下面看看刘心武本身。实事求是地说，刘心武从秦可卿入手研究红楼梦，是非常具有眼力的，秦可卿是红楼梦中最神秘的人物，而且也是红学研究争议最多的人物，这是其眼光独到之处。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刘心武的入手点非常好。这比起前两年欧阳健兴起的“程前脂后”说更容易获得群众基础。欧阳健的假说也不可谓不独树一帜和耳目一新，但是他的方向是版本辩伪，这个领域普通公众是望而却步的，所以即使红学研究内部吵得再厉害，公众却知之甚少。刘心武就不同了，抓住了公众的猎奇心理和红学的薄弱环节。

另外，我们之所以看到刘心武的论证有可取之处，感到非常认同，也不希奇，因为他毕竟吸收了历来红学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完全的白手起家、另起炉灶。正如前几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其中很多观点都非常精彩和有理，但是这些并非其自己的观点，而是多年来形成的学术共识（比如第二部）。

刘心武自己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一些人以为还为时过早，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必须有正确而系统的知识体系和一定数量的研究者队伍才能算数，刘心武仅仅凭央视几次演讲、三四本著作就能建立起“秦学”，未免口气太大了点。即使真有心有力建立起学科，也是以后的事情。正如有的观众很客观地说，顶多叫“秦论”或“秦说”，毕竟只是一种假说，离一门学科还有一段距离。

总而言之，在当今时代，刘心武“秦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即使没有这个刘心武，也可能会有那个刘心武出来，这是客观因素决定的。回首二百年，红学史上这样的事情不少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真是假终究会露出本来面目，当今时代，泥沙俱下。大浪淘沙，留下的才是真金。

刘心武先生非常了解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比起前些年的霍国玲，刘心武先生更加睿智，高瞻远瞩占据了最有利又最权威的中央电视台，而不是再到处去亲身宣讲。而央视最关心的便是收视率，这种奇谈怪论正好迎合公众的猎奇心理，也成为了节目的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