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是考证派红学。 考证派红学的创始人是胡适。当然不是说胡适之前没有《红楼梦》考证，索隐派红学也不能完全避开考证的方法。但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派，确实自胡适开始。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

考证派红学的创始人是胡适。当然不是说胡适之前没有《红楼梦》考证，索隐派红学也不能完全避开考证的方法。但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派，确实自胡适开始。《红楼梦考证》发表不到一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

这一点，顾颉刚在《红楼梦辩》的序中讲得很清楚：“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而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参见“集大成者周汝昌”。）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的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辩真伪。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份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周汝昌先生的坚持己说，反映了他的红学体系的封闭性。他主张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围，置考证派红学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

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考证派红学的发展：红学考证达到高潮是1962年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这是一次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是对红学考证队伍的集中检阅。无论动员的规模，造成的声势，还是达到的深度，产生影响，都为自有红学考证以来所仅见。讨论结果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彼此论点得到了澄清，使论证在材料基础上被逼得大大深入一步。在这以前，如果说红学考证处于不断展之中，并在1962年至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形成高潮，那么，这以后红学考证便从高峰上跌落下来，逐渐走向平淡无奇的道路，至少对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的考证是如此。

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国内发生动乱有关，主要还是考证派红学自身出现了危机。红学考证必须以客观材料为前提，而材料的发掘受种种条件的制约，到一定时期就要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新材料的发现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停顿。”

所以，考证派红学的危机，首先是材料的危机。尽管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陆续有过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资料被发现的消息，但常常真伪莫辨，一边“发现”，一边引起争议，很难作为研究红学或者曹学的依据。当然危机也好，停顿也好，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考证派红学并没有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挖掘新材料有困难，对旧材料重新加以考订，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红学考证的范围，胡适最早提出的作者、时间、版本三项，周汝昌加以具体化和理论化，确认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为考证的主要对象。材料危机在曹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版本学、脂学、探佚学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考证派红学家以红学考证的意义，一般都能做较客观的估计。胡适说他的考证只是做了一点扫清障碍的工作。就研究红学的学术兴趣而言，考证家们可情有独钟，如果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火。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于1921年，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 ，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作者的考证，必然涉及作者所处的年代，所以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红学考证的“证据”不是别个，而是“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证据”。《红楼梦考证》和《跋〈红楼梦考证〉》两文，主要考证的是作者和时代。

1928年和1933年，胡适又撰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则是属于版本考证的范围——前者介绍和考证甲戌本，后者介绍和考证庚辰本。1961年甲戌本 《石头记》在台北影印出版时，胡适附有跋语，补充论证了他对该本特征和价值的看法。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

《红楼梦考证》发表不到一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就竣稿了。在研究方法上，两者都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大为不同。根本不同点在于一个为历史考证，一个为文学考证。胡适在《考证》中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 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 这一点，顾颉刚在《红楼梦辩》的序中讲得很清楚：“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 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 再看《红楼梦辨》的内容：上卷五篇，都是关于后四十回续书的，主要从行文优劣的角度和情节发展线索方面，对程、高补作加以批评；中卷六篇，第一篇谈作者的态度 ，目的是探求曹雪芹的作意，其余五篇，有的讲作品的风格、时间、地点，有的推求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有的考订秦可卿的死因，都没有脱离开《红楼梦》的“本文”；下卷六篇，第一、二篇谈版本，实际上是对后四十回续书问题的补论，其他四篇内容较杂，故作为附录。1952年经过增删修改过的《红楼梦辨》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重新出版，内容上更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 法虽然是考证学的方法，但和作品扣得比较紧，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文学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过去我们把俞平伯和胡适完全等同起来，没有发现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特异点，在学术上未免失之交臂。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先生致力于红学考证，却不同于通常的红学考证，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

考证派红学队伍相当庞大，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外，还有一批不乏个人心得的有影响的学者。如：李玄伯、方豪、曾次亮、朱南铣、王利器、周绍良。还有吴恩裕和吴世昌两位先生。他们是红学考证派的两员大将，是五六十年代与周汝昌鼎足而三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著称，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三个人最活跃的时期，是考证派红学最兴旺的时期。

吴恩裕以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涉身红学，始于1954年，《曹雪芹的生平》是最初的代表作。不久，便有专门考证有关曹雪芹文献资料的《有关曹雪芹八种》问世，1963年 ，又扩展为“十种”，最后汇辑为《曹雪芹丛考》一书。和周汝昌一样，吴恩裕也很注意最新材料的发掘。通过对新材料的考订，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行踪事迹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最突出的是对敦诚“当时虎门数晨夕”诗句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曾经在右翼宗学做过各，这是吴恩裕的一个独特发现，已为绝大多数红学家所承认。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是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八句，写道：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早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才，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敦诚这首诗从曹雪芹的身世讲到曹雪芹的人格，包括诗风和谈风的特点，既有对往昔旧梦的回忆，又有贫穷著书的现实景况的描绘，无疑是考证曹雪芹生平事迹的极为难得的材料。但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句，索解甚难。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初版认为“虎门不详所指”，再版释为“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因而断定“虎门”句是指雪芹与敦诚曾同为侍卫，时间大约在乾隆四五年以后。但现有关于二敦的材料中，并没有敦诚做过侍卫的记录，而且乾隆四五年的敦诚刚六七岁，也没有做侍卫的可能。所以吴恩裕不同意周汝昌对“虎门”的解释，从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找出另外五个“虎门”，证明这个词指的是宗学，即北京西单楼北石胡同的右翼宗学。所提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除个别学者尚有异见，绝大多数红学家都倾向于赞同吴恩裕先生的意见。这一考订，填补了曹雪芹生平事迹的一大段空白，意义自可想见。但也还有遗留的问题，主要是雪芹在右翼宗学做什么事情不好肯定。读书？不可能，因为当时雪芹至少在三十岁以上，敦敏和敦诚，一个二十岁左右，一个十五六岁，不可能是宗学同学。况且敦诚诗中有句说“同学尽同姓。”可以反证？当教师？二敦关于曹雪芹的诗都是平辈口气，不像是师生关系。因此吴恩裕疑为当辅助教学的人员或是职员，然终无确证。

吴世昌的红学考证的结果，主要反映在《红楼梦探源》和《红楼梦探源外编》两部论著中。他写的《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红楼梦稿〉的成份及其年代》等关于版本的论文，在红学界有较大影响。胡适虽然于1933年得到庚辰本《石头记》，但并未做细致研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番；1955年该书影印出版以后，长时间也没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出现。吴世昌是对庚辰本《石头记》进行全面的和细致的考证的第一人。庚辰本、甲戌本，都是过录本脂砚斋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对此，吴世昌则另立新说，在仔细辨别脂批的基础上，得出“宝玉不是曹雪自述，作者用少年时代的脂砚为模特儿”的结论，虽然坐实脂砚斋为曹宣的第四子，名硕，证据似嫌不足。还有，吴世昌根据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段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认为早期抄本的一些回前总评，包括第一回前面“此开卷第一回也”以下一大段文字，均是棠村为雪芹的旧稿《风月宝鉴》所作的序文。这些看法的可靠性如何，尚需进一步证实，但读书之细、思考之勤、缕析之密，足可以反映出红学考证派好学深思的治学特点。

曹雪芹卒年问题，是考证派红学的必争之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始而提出卒于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里改为甲申（1764年），后来甲戌本出现，根据“壬午除夕”的脂批，复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癸未（1763年），从此壬午、癸未两说长期争论不休，前后发表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仅《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表各种不同观点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盛况实属空前。我们不妨看看文章的题目和作者阵容：

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邓允建：《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

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朱南铣：《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

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

吴恩裕：《曹雪芹卒于壬千说质疑——答毓罴和邓允建同志》

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吴世昌：《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

周汝昌：《再谈曹雪芹卒年》

吴恩裕：《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

考证派红学的大将全部出马，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但后来甲申说复出，对“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读，确认“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不是曹雪芹去逝时间，壬午和癸未两说便处于守势。尽管如此，围绕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的讨论，特别是1962年的集中会战，在红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盛举，增加了人们对红学的无穷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