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刻石选译》是对这些文献的注释、通译，有利于学习者参考。秦汉两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文字方面完成了由籀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的两次大的演变，并留下了大量的摩崖、碑碣等刻石，既记载了社会状况，也为广大书法爱好者留下珍贵资料。
作者简介
李樯，山东
邹城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中国国家画院精英班成员，北京凤凰岭书院书画家。山东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楹联学会理事，山东省第四届泰山文艺奖评委。山东省“
德艺双馨”书法家。济宁政协文史委专家组成员，济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邹城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主要学术专著有《
秦汉刻石选译》《
杞芳堂读碑记》《
济宁汉碑考释》《山东省区域文化通览》
济宁卷（合著）等。其中《
秦汉刻石选译》获第三届
泰山文艺奖、2011 年度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论文《汉碑考辨六题》获山东省第三届书学讨论会优秀论文奖。2011 年起在《东方艺术·书法》杂志开设“古碑新考”专栏，2书法作品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各类展览，并于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大展获奖。
内容简介
秦汉两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政治制度方面，列国兼并使原有的领主政治被淘汰,秦始皇废除分封，实行郡县。西汉初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作为一种妥协，分封制又一度回潮。经过数百年的此长彼消，郡县制方才完全取代了分封制。东汉虽然仍是郡、国并存，但所谓封国已经徒有其名。官吏由朝廷委派，已经与郡县无异了。由那时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对地方实行层级式管理的封建政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一直维持到近代。在这一大的政治框架之下，各项文物、典章、制度陆续在这一时期内建立和健全，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中单就文字这一项来说，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由籀文到小篆和由篆到隶的两次演变。使汉字越来越简便适用，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所述历史的演变与发展，记载在古代历史典籍中，反映在考古发掘的实物中，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摩崖、碑碣等刻石中。秦汉石刻是我国一项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但反映了中国文字的这两次重大演变，也记载了从公元前三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四百多年间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记载了当时的主要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经济制度、行政制度、行政区划等。研究中国历史包括各项专业史的人需要它，研究书法艺术史的人需要它，投身于书法临习与创作的人更需要它。
但是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不但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隔膜，文字字形也有很大的变化，这都造成了使用上的困难。尤其是学习书法的人，简直不得不比着葫芦画瓢。历代金石学家虽然有很多的著录与介绍。但使用他们的著录与介绍，其困难程度并不略少于刻石原文。著者从少年学书，即深尝其中的甘苦。多年来就存着一份对这一时期的刻石进行选释和今译的心愿，减少当代读者阅读、使用这部分文化遗产的困难。于是结合学书，认真探求刻石内容。从语言文字、历史掌故，旁及有关的古代典籍。经过多年的学习积累，才在近期写成了这一部书稿。
本书篇目的选取首先考虑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包含较多的历史信息，能与正史互相印证、补充或纠正的。如《
大吉买山地记》提供了土地买卖的证据，《犀浦簿书残碑》反映了当时小农经济占有财产的情况，都是难得的经济史资料，虽然是断简残篇，也予以选取。因为我们是以诠释文字为目的，所以其他零星刻石及残断碑刻,没有首尾不能连读,而且也表达不出完整、独立意思的,便舍弃了。又如绝大多数墓碑的碑主都是各级官僚。《肥致碑》是唯一的一幢介绍方士的，本来可选可不选，为了其人物独特性还是选取了。其次选取石刻的漫漶泐损较轻，基本能够阅读和标点，能相对完整地了解它的基本内容的。最后还考虑到，本书不完全是为学习书法的朋友服务，但毕竟对学书的朋友用处更大一些。所以在篇目的选取上也要考虑其书法价值，尽量不遗漏在书界影响较大、为多数人所揣摩临习的碑刻。
本着以上考虑,我们选取了秦汉时期的刻石41件。其中秦代1件:《秦峄山刻石》,新莽时期1件:《莱子侯刻石》，其他39件都是东汉时期的。尤其是东汉后期的桓、灵二帝时期有29件,按篇数说占全书的70%。如果按篇幅长短来说所占比重更大，因为前期的篇幅都比较短小。
从石刻形制方面说，有摩崖5处、碑27幢、其他刻石9件。所谓其他刻石，指在未经磨砻的自然石上刻字、石阙刻字及画像石题字。至于《秦峄山刻石》,现存复制品是碑的形制，我们无法想像当时的原件是刻在怎样的石头上的。
“碑”是文字刻石的最完整形制。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上刻概括碑的名称及内容的文字,称碑额。有的碑有额,也有的无额。如本书所选的27幢碑中,《袁安碑》、《乙瑛碑》等10幢无额,《武斑碑》等17幢有额。至后期还有少数的碑虽然无额,但有与额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题目,刻在碑身上碑正文之前。如《封龙山颂》无额,碑文首行题“元氏封龙山之颂”。还有的碑既有额，又有题目，如《孔宙碑》碑额篆刻“有汉秦山都尉孔君之碑”二行十个字，碑文首行又题“有汉秦山都尉孔君之铭” 。《肥致碑》碑首刻文字六行,述东汉章、和二帝建元之年，表明碑主生活、活动的大致年代，算是一种很特殊的碑额，碑之首行又题作“河南梁东安乐肥君之碑”。种种情况可以看出，碑的形制是逐渐形成的，而在形成过程中又不断地有所突破。
碑的额下常常有穿。“穿”就是在碑身上凿透的圆孔。据刘熙《释名》:“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据此意我们考察出所收《乙瑛》、《礼器》、《封龙山》、《华山庙》诸碑,都无穿,其他墓碑多有穿,正与此意相合。
关于书体,除《秦峄山刻石》与《袁安碑》为篆书外,其他皆为隶书。从隶书的演变过程看,从西汉早期的古隶,逐渐演变为形体趋扁、体势左右背分、笔势左挑右波的“八分书”。“八分书”大体可分为秀逸圆转与方朴雄浑两种风格流派。如《礼器碑》、《曹全碑》等属于前者,《鲜于璜碑》、《张迁碑》等属于后者。至于《武梁祠画像题字》则发展为带有向楷书过渡迹象的“新隶体”了。
秦汉刻石大多不署作书者姓名,题名者是少数。虽然从史书上得知《秦峄山刻石》是李斯所书,但刻石上并未署名。《乙瑛碑》后人题“锺太尉书”，已被多人否定。少数署书者姓名的，如《武斑碑》署“纪伯允书此碑”，《华山庙碑》署“遣书佐郭香察书”，《衡方碑》署“碑,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书”, 《西峡颂》署“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可见署名方式也不一而足。
本书所选收各篇，尽可能涵盖各方面的社会内容。除唯一的秦刻石为颂扬最高统治者的威德以外，在汉代刻石中，反映当时
土地所有制状况的有《莱子侯刻石》、《
大吉买山地记》、《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石券》等。《张景造土牛碑》反映了当时立春鞭打土牛的风俗,以及当时赋役的部分情况。《犀浦簿书残碑》反映了当时一般民户拥有财产的状况。《裴岑纪功碑》记述了一次东汉在边境用兵的历史事件。《开通褒斜道摩崖》、《石门颂》、《西峡颂》都是开通和修复道路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交通状况。属于孔庙祭祀方面的有《乙瑛碑》、《礼器碑》和前后《史晨碑》。其他修庙祭神的碑记有《封龙山颂》、《华山庙碑》及《白石神君碑》。《武梁祠画像题字》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已详见该篇题记及注释中,此不赘述。《三老讳字忌日记》、《武氏石阙铭》记述的是一个家族的部分情况。《杨淮表记》是一个特例。它以记述往事的口气，记述了杨淮、杨弼堂兄弟二人身世及仕宦履历。作记的是别人,但并且也没表示出作记人与被记人的关系。
除以上所述的以外,剩下的都是为某一个人所立的碑。其中的《校官碑》、《张迁碑》是表述地方官功德的,如后来的“去思碑”、“功德碑”之类，其余的都是墓碑。墓主大都是各级官吏。碑文的形式由简趋繁。如早期的《袁安碑》只叙仕宦履历，比较简单。后来逐渐演变形成了一种格式。先叙事迹，从先代到身后依次详叙。叙文以后以韵语作颂辞，也称铭文。颂辞都是四字韵语，只有《曹全碑》是三字韵语。立碑人多为门生、故吏，从比较早的《景君碑》到后期的《曹全碑》、《张迁碑》都是。也有后代子孙为先人立碑的，如最早的《马姜墓记》还不能算是成熟的碑的形式。从记文中“……子孙惧不能章明,故刻石记……”看，像是后代所为。《郑固碑》则为“弟述其兄”。《鲜于璜碑》是“君之孙舫、仓、九等，乃相与刊山取石，表谥定号,垂之亿载,以示昆苗”。《鲁峻碑》既是门生故吏所为，文中也题到了“弱冠而孤”的儿子（息），并且记文及铭文很像是儿子的口气。只有《肥致碑》是记述宗教人物事迹的。此碑出土于墓中，墓主当是肥致的弟子许幼。是许幼的儿子许建在他父亲的墓中刻石记道人肥致的事迹。
有的碑背面刻集资立碑人的名字，有的还记载着钱数，叫作“碑阴”。《景君碑》的碑阴在人名后又有铭文。有的碑没有碑阴，如《郑固碑》。《鲜于璜碑》虽有碑阴而非题名，是另一篇颂辞和一段记述墓主三个儿子和墓主先世的文字。可见在固定的形式之外，也因各自不同的情况而有所变通。
对每件石刻作品，用题记、原文、注释和今译四种方式把它解释清楚。
题记介绍其载体形态、主要内容、刻立及出土年月、地点及其现状。扼要指出其历史价值及书法价值。这部分内容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取公认的成说，著者不作过多评论，更不作争论。
关于原文，绝大多数皆取自原石或原石拓片。对其文字进行认真辨识和校勘。字形无大变化，为大家所公认的，直接录出。现已简化了的更直接以简化字记录。凡属古写、隶变以及通假字，则照原样描摹。在《说文》、《玉篇》、《广雅》等字书、训诂书中求解。这样仍有一些字查不出，既不能回避，又不能杜撰，只好据实存疑，留待今后解决。
注释部分首先把古写的、隶变的、通假的字解释成现在的通用字。其次是解释词语。其中占篇幅较多的是人名、地名、官职名、典故成语的原始出处等。工作量虽然浩大和繁杂，所幸因年代太早，所以词语出处不出经史范围，史部的不出“前三史”，尤其是大多出自《后汉书》，见于其他杂著的很少，相对而言比较集中，便于寻找。引文基本上都是在石刻文之前，个别出现六朝以后的引文，那是解释词语用法的例证，不是解释掌故的。所有引文都从原书抄出。四书、经书都抄自古版或其影印本，“前三史”则抄自中华书局标点重排本。词语重复出现的情况很多。通常的办法是在出现重复词语时，注称“见前某篇某注。”我们自己读书深感遇到这种情况时前后翻检的麻烦，尤其考虑到本书的读者是不一定按顺序每篇都读的，采用此法更不适合。因此除在一篇内重复的以外，凡遇重复的词语，初次出现时详细引证原文进行解释，再次出现时注释从简，不用“见前某篇某注”的办法。
起初以为在注释清楚的基础上，今译就好办了。实际进行下去，才知道这一步工作最麻烦，也最复杂。例如在古文中可以省略的句子成份，在现代文中却不能省略，省略了就像是不完整了。遇此情况只能把省略的成份补足，并且用括号括起来，表示是原文中没有的。又有因漫漶泐损而原文不衔接的，只好用删节号表示衔接不上的地方。有时很难找到一个与古文准确对应的词进行直译，有时很简单的一句话却暗含典故，按字句直译表示不出暗含的典故来，只得像串讲一样，绕个弯才能说清楚。这样译出来，仅能求信、求达，就顾不上求雅了。其实古文今译只是理解原文的一种方法，是没有谁把古代文的语译当文章来读的。
本书编写过程中，王昶的《金石萃编》、高文的《汉碑集释》、何应辉的《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是主要的参考资料。在篇目的选取以及载体形态的表述上，主要得力于此书。其馀无论古今人著作，凡有引用，均注明作者名、书名、篇章名，并在篇末罗列参考书目。
目录
2、莱子侯刻石
3、三老讳字忌日记
4、开通褒斜道摩崖
5、大吉买山地记
6、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石券
7、袁安碑
8、马姜墓记
9、裴岑纪功碑
10、景君碑
11、武斑碑
12、武氏石阙铭
13、武梁祠画像题字
14、石门颂
15、乙瑛碑
16、孔谦碑
17、礼器碑
18、郑固碑
19、张景造土牛碑
20、封龙山颂
21、孔宙碑
22、犀浦簿书残碑
23、华山庙碑
24、鲜于璜碑
25、武荣碑
26、衡方碑
27、史晨碑
28、肥致碑
29、夏承碑
30、西狭颂
31、杨淮表记
32、鲁峻碑
33、尹宙碑
34、赵宽碑
35、校官碑
36、白石神君碑
37、曹全碑
38、张迁碑
王学仲评此书
邹城李樯君，出身诗书世家。克供厥职之馀，撰成《秦汉刻石选译》一书。行将付梓，嘱余为之序。情不获辞，乃为之序曰：
君以家学渊源，耽于文史，酷嗜书法。自幼勤苦临池，兼擅各书体。所作书翩翩多姿，古趣盎然。年甫而立时即渐露头角，被吸纳为中国书协会员。以往固以书界之青年才俊目之矣。及其以此书书稿示余，乃知李君非仅书家，亦且学者也。
此书选取秦汉著名刻石中之有首尾、可连读者三十八篇，校勘原文、断句标点并加以注释与今译。篇中掌故皆从古籍中厘清来源。凡五经、四书、“前三史”、诸子、字书及其他汉代以前古文献，皆信手拈来，游刃有馀。并在题记中时出新见，对相沿成误之处，皆一一厘正。如《肥致碑》碑首有二“萌”字。前此诸家皆著录为“崩”，此书以充分证据正确认读，解决理解上之问题。又如《校官碑》“前半叙事之文目曰之诔，后半有韵之文目曰叙”，清人翁方纲氏且感困惑。对此，百多年来无人顾及。此书持充分理由改变断句，遂使此疑迎刃而解。似此者，不一而足。腹笥之丰富，学养之深厚，于现今中青年中概未尝见。此书出版嘉惠学人之处良多。举凡研究汉代以前之重大历史事件、意识形态、思想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者，皆可取资于此。其影响固不囿于文字流变与书法艺术之一隅也。
邹城为原始儒家发祥之地，甚富国学底蕴。李樯邹人也，可谓地灵而人杰矣。余为李君之博学多识贺，为此书之出版问世贺。
（王学仲，天津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专家组成员，中国书协顾问，天津市书协主席。曾任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
评价
张延龄评此书
近年来李樯同志除完成职务份内的工作外，每日埋头读书、写作，不知他在做哪些方面的学问。孜孜矻矻大概有数年之久，已有部分成果公之于世——《秦汉刻石选译》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拜读之下，感想良多。
按说，讲论古代石刻是文物部门的事，也是书法界的事。笔者既不属文物部门，也不在书法界，圈外人谈论这个问题，难免不着边际。不过，我觉得李樯同志此书，并不囿于文物和书法的圈子，而是从大文化、大历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研究和写作的。因此是可以允许外行人说几句外行话的。
此书名称“秦汉刻石”，实际上，只有秦朝的一件和新莽时期的一件，其余三十九件都是东汉的。因为此前留下的完整石刻，可以加以句读、解释的很少，这也无可厚非。而且正是因为绝大部分内容出自东汉，使我们从本书中相对全面地看到了一个东汉时期的完整面貌。本书在篇目的选取上，似乎有意顾及到这个目的。所以对于有关于社会、经济、交通等方面内容的石刻尽量多收。如有关当时土地占有及使用情况的，就有《莱子侯刻石》、《大吉买山地记》、《侍廷里父老□买田石券》、《犀浦簿书残碑》等四件。当然，《犀浦簿书残碑》不仅于此，还包含其他方面经济史珍贵价值。有关孔庙祭祀制度的有《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有关民俗、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活动的，有《张景造土牛碑》、《封龙山颂》、《华山庙碑》、《肥致碑》、《白石神君碑》等。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开通京畿至汉南交通方面内容的有《开通褒斜道摩崖》及《石门颂》。众多的《武梁祠画像题字》反映了当时的民俗、社会风尚及社会意识。就是占篇幅较多的墓碑及其他人物碑记，也都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并非后世的谀墓文可比。
那么通过这些内容，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东汉社会呢？
首先，看到许多农民占有一小块土地的情况。最能反映当时农民占地情况的《犀浦簿书残碑》，从中看到在几十户农户中，占地最多的二百六十亩，最少的五亩。据《孟子》所说，古代“方里而井，井九百亩”。近世每平方里三百七十五亩，按此换算古代的二百六十亩，约合近世一百零四亩强。当时粗放的耕作技术，自耕农的耕作方式是可以胜任的。那时占有土地的方式，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兄弟几人共同占有的，如《大吉买山地记》之例；也可以为全宗族或宗族中的一个支派所占有，如《莱子侯刻石》之例；也可以为某社会群体组织所共同占有，如《侍廷里父老□买田石券》之例。在土地的使用上，可以耕种，可以出租，也可作墓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农业社会中，小农经济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从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开始承认土地私有，也就渐渐形成了土地买卖制度。这个过程进展到东汉，已历时四百多年。随着历史进展，在后世的改朝换代中，每次被摧毁的都是贵族、官僚和大土地所有者，自耕农应是较少被触动的。经过一个朝代的土地兼并，土地渐渐地集中，下一次的社稷易主，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又被摧毁。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特点。这种特点一直维持到近代。
其次，看到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已经最终确立。自从秦始皇废除分封实行郡县以后，至西汉初年，分封制又一度回潮，并很快暴露出这个制度的弊病，引起“七国之乱”的灾难后果。经过西汉二百多年的不断斗争，逐步解决了异姓王和同姓王的问题。至东汉时期，在行政区划上虽然仍是郡县与王国、侯国并存，但是实际上王国和侯国已经徒有其名。地方上的行政，由朝廷派官治理。地方官虽名为“相”，但不是襄助王、侯，而是对朝廷负责。从孔庙诸碑中记载当时上行下答的公文，我们可以看到鲁国相上奏的文书，都是直达中央，从中并看不到鲁王的影子。汉代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年。中间虽又有西晋恢复了旧的分封制，但不久又遭“
八王之乱”而导致西晋的沦亡。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中央集权的。虽然有时处于分裂状态，如三国，如南北朝，如十六国，但在割据政权内部仍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第三，我们看到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官吏选拔制度。本书诸石刻中涉及的人物，除肥致是民间宗教人物以外，在所有官吏中有一个是贤良出身，其余几乎清一色的是孝廉出身。贤良、孝廉都是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都是由郡守举荐到朝廷，可以立即授官。前者不常设，后者常设，均起于西汉，沿用至隋唐实行科举以前。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先秦时分邦建国，对贵族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既不能给有才能的人提供发展的机会，也不能发挥官员治理的积极性。到了秦朝按战功授爵，较前进步了。但是有战斗能力不一定有行政管理能力，而且没有战争的时候也无战功可纪，这种选拔官员的办法不能经常有效。实行贤良、孝廉这些选拔制度，可以使有品行操守的、有学识和管理能力的人充实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对国家实行有效的治理。虽然再好的制度也难免日久生弊，但在东汉时期，应当说这个制度还是有效的。不仅本书所涉及的政治人物都做出了相当的事业，更要紧的是可以看出底层人士有了可以跻身政治，并且可以晋身上层的机会。例如《袁安碑》的碑主袁安，虽然碑文只简单叙述了他的履历，并没有陈述细节。但这个人物是古人提到穷困潦倒时经常引以为喻的人物，见于古代各种典籍资料。本书在译介时也引述《后汉书》本传等资料作了较详细介绍。他的祖父辈还做过地方官吏，但是到了他少时竟然一贫如洗了，大雪封门他把自己困在家里，不肯出去打扰他人。就是这样一个沦落到底层的人被举为孝廉，做了官，后来竟然位至三公。这种知识分子地位的可沉可浮，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后来这些选拔科目生了弊病，又产生了科举考试，形成了政权由读书人操控的文官制度。（汉代还是文武不分的，被举为孝廉的虽是读书人，一般开始都授郎官，其实是武职）。这种职业文官的制度，保证了吏治的规范和行政治理的有效。
以上所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断改进的官吏选拔制度，这三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我们是持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几个大致相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但不同国家、民族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由于以上所述的几个重要特点，使我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欧洲的封建社会是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则是有高度文明的、繁荣和强大的中华大帝国。
第四，我们还看到了当时的民间草根文化的一些方面。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除了封建朝廷所倡导的内儒外法的庙堂文化以外，还有以原始信仰和道家学说为核心的民间草根文化的传统。这在汉代石刻中也有部分反映。本书所选译的《武梁祠画像题字》集中反映了当时民间的意识和民间的情感。通过这些题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间崇尚的和赞扬的是讲诚信、重然诺、助善惩恶的刺客，义夫和列女。这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有关。司马迁为游侠和刺客立传，并非仅仅由于他个人的好恶倾向，也与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潮有关。有了这个草根文化与庙堂文化互补，对于维护社会正义，限制“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政治权术，约束统治阶层人物的个人行为都是有好处的。从画像题字中表彰的众多杰出女性，也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妇女观，也并非如儒家创始者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轻视和仇视妇女，而是包含相当的尊重的。当然，草根文化与统治者的庙堂文化又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因此，民间风俗的“打春”活动，要由官府主导。民间的自然神崇拜，如民间的封龙山神、华山神、白石神君等，也由地方官主持修庙祭祀。民间的宗教人物肥致，也要受到皇帝的册封。这说明庙堂文化是属于强势的一方。但民间草根文化一直不绝如缕，保持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部分抵消了儒家的伪善和法家的极端，增加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
总之，汉代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从
秦国商鞅变法开始，我国社会生产方式有重大的变革。但在秦始皇灭亡六国完成统一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靠武力推行六国的，缺乏必要的过渡，所以很快便崩溃了。从西汉开始，实现了成功的文化转型。这个转型在汉代石刻中有深刻的反映。这个转型的各个方面，如原因、过程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等，这中间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李樯同志这本书也有意地以实证的方式表现了这个转型时期的文化，因此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对这份资料的阐释，无疑更是有积极作用的。
李樯同志的这部著作，秉持客观的态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找根据，对所选的碑文进行阐释和今译。体例全面而周到，但却很少表述个人的观点。腹笥之丰富，在现在的年轻人中非常难得。其文风平实沉稳，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在《前言》中缕述汉代石刻的概况、碑刻形制及其演变、汉代书体流变及其风格、所选各石刻主要内容及其大致分类，然后在内文中一一予以详述。尤其在石刻与正史有抵牾处，抱并存的态度，不轻易下断语，如说什么补正史之不足，纠正史之缺失之类。今人替古人作仲裁，只能表明今人的浅薄。如对《裴岑纪功碑》，引用《后汉书》原文，指明其互相矛盾的地方，却不肯定谁对谁错。这是对读者的尊重和对读者判断力的相信。另外，对相沿已久的对汉碑的多处误读、误解的纠正，如对《肥致碑》碑首文字的厘定等，构成了本书的许多的亮点。
本书虽不专为书法而作，但李樯同志毕竟是书法家，其书法的视角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前言》中说：“从隶书的演变过程看，从西汉时期的古隶，逐渐发展成形体趋扁以及体势左右背分、笔势右挑左波的‘八分书’，‘八分书’又大体形成秀逸圆转与方朴雄浑两种流派……还有如《武梁祠画像题字》则发展为带有向楷书过度迹象的新隶书……”这种分法非常宏观，也非常言简意赅。明白了这几句话也就掌握了欣赏与学习隶书的门径。所以这本书不但对研究历史文化是有用的，对学书者来说更是有用的。
因为同住在一个巴掌大的小城里，街上走着的人晃来晃去都成了熟面孔，所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李樯同志的。他给人总的印象就是不浮躁。平时很少见到他兴高采烈过，也很少见到他激昂慷慨过。办事总是那种按部就班的样子，说话总是那种不疾不徐的调子。我想这种性格是他学术研究能做出成果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赶上了好时候，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教育，接触到各方面的资讯，做学问的条件是好的。十年“文革”期间固不足论，他们也不像四、五十年代至“文革”前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大都是残缺不全的。按说在学术研究上基础都比较扎实。只是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生活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学问之外的光景太精彩了，很难让年轻人沉潜下去。谁能在万丈红尘之中保持住一份定力，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故纸堆中讨生活，谁就能够在学问上有所建树，拿得出成果。我觉得李樯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还会有新的成果问世。朋友们都在期待着。
（张延龄，作家，学者）
刘光评此书
秦汉两朝在短短的四百余年间为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传统构建了框架、奠定了基础，在文化、艺术方面，也以勃健的生命力缔造了先秦之后的又一高峰。然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除典籍外，我们也只能借助各个时期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这其中，刻石无疑是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材料了。
在对这些材料的解读过程中，识字、断句、释义无疑是三个最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这些石刻中保存基本完好、用字完全遵守正体的毕竟所占比例不大，大部分刻石都有不同程度的漫漶泐损，同时，受两次文字演变的影响，俗字、误字时常闪烁其中，这都给研究历史、学习书法的学者以及爱好者带来很大的困难与不便。正是出于要“减少当代读者阅读、使用这部分文化遗产的困难”的目的（《秦汉刻石选译》前言），李樯先生积数年之功，完成了这本《秦汉刻石选译》（下简称《选译》），该书的出版，实“嘉惠学人之处良多”（王学仲先生为《选译》所做序文），既是了解秦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民情风俗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尤其是针对秦汉阶段石刻书法）极好的工具书。
该书篇目选取涵盖广泛，解读体例完整清晰。作者对所选的每件石刻作品的解读均严格按照“四步走”呈示给读者：首先是题记，强调客观记录，在参阅诸多材料的基础上，取其中最公允的说法，对其历史价值、书法价值不做过多评判，今人、古人观点并举，往往一两句或数字便精准涵盖；然后进行原文文字的辨识、校勘；再次，对文中重点字、词进行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石刻内容；最后是今译，即将文言文译作白话，进一步方便学人。
倘若说对唐或唐以后的刻石进行释读、今译，其难度未必很大；但是对秦汉石刻来说，恐怕工作量便会倍增，其难度也非仅高出一二层台阶。对于古人未曾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或者牵强讹谬之处，李樯先生在深研“前三史”之余，又辅以民风世俗、历史掌故、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研究，以求从诸多角度提出与原文旨意更为接近的观点。如对《衡方》和《张迁》等碑中的异体字、《尹宙》与《肥致》（见296页）等碑中的谬字、《孔宙》中的缺字（见223页）的纠辩，对《校官碑》（见349页）断句行文的调整，对后世记载中与史实不符之处的澄清（如第235页对《华山庙碑》的考证），都可以看得出李樯先生对所用典籍的遴选标准之高（底本好，参阅广）和对工具书的驾驭能力之娴熟（有疑有信，有破有立），更看得出李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之端正。李先生能乐此不疲，沉浸其中、编纂数年，扎扎实实做学术，实可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李樯先生选取大量的汉画像作为《选译》的研究对象。汉代民间文化极度繁荣，然而学者们对汉画像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尚不足三百年。对于有记载的，李樯先生不厌其详地摘录有关其原处位置、状貌等方面的记载，并对其石刻内容进行详细释读、分析，以方便读者对汉代意识形态进行更为宏观的考察和理解。包括另几组石刻作品的收录，“不囿于文字流变与书法艺术之一隅”，盖著者乃从大处着眼耳。
数日前收到李樯先生的书法作品集，拜读完毕，不禁由文及字连生感慨：其《选译》行文平实质朴，书法风格亦简约清新；译释于扎实处见通变，书法亦于拟古中见性灵——此盖其浸淫秦汉深矣，气息方能逼古；濡染翰墨久矣，腕下才可生新。以此观之，昔日有成之学者、书家青壮年时，孰能不似今日之李樯君？于学于艺，尽乎志、游，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