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锡琛（1889年8月24日—1969年6月6日），别名雪川，字雪村，笔名方可、高劳，浙江绍兴人。 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家。

原名锡櫄、锡椿，后改锡琛。别名雪川，字雪村，笔名方可、高劳，绍兴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幼时入塾读书，1906年求学于东湖通艺学堂，1909年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小学及师范学堂教员。

1912年1月，进上海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

1921年起，接任《妇女杂志》主编，1922年起兼为《时事新报》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刊》。

1925年，因《妇女杂志》出版“新性道德号”，提倡科学的性道德，受到诬蔑和攻击，与之论战。被迫辞去主编职务。

1926年1月初，自行创办《新女性》杂志。并编辑出版《妇女问题研究丛书》。被商务印书馆辞退。同时任私立神州女校国文教员。

1926年8月，创立开明书店。先后延聘夏丏尊、叶圣陶等主持编译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果敢地在胡愈之起草的抗议信上签名，抗议屠杀民众。

1929年，开明书店改为股份公司，任总务主任。创办美成印刷公司，任协理，专事经营管理和出版工作，颇多建树。1934年被选为总经理，使开明书店成为很有声誉的出版机构。1935年秘密承接鲁迅编校的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排版工作，成型后运往日本印刷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开明总店和美成印刷厂毁于战火，决定迁赴汉口，所运机器、纸张途中遭劫，只得停业。乃回上海解决房屋诉讼等问题，并着手恢复印书业务。将纸型秘密运内地用土纸印刷并取得成功。对上海开明书店同人给予经济接济。1943年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十天后获释。

抗战时期，章锡琛组织开明书店出版大量含有抗日内容的书籍，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同叶圣陶等听从周恩来对国统区出版工作布局的设想，将开明书店及其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抗战胜利后，应范寿康之邀，去台湾帮助接收日本在台湾总管印教科书的印刷厂，并在台湾筹设开明书店分店。不久，离台回沪。

在商务印书馆及开明书店工作30余年，先后编辑并主持出版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夏丏尊等现代文学巨匠的作品在内的大批著作及翻译作品。还冒着生命危险，公开出版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受到周恩来、鲁迅等人的称颂。

1949年，去北京，被委任出版总署专员，曾草拟“著作权暂行法”及其细则。

1954年，调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副总编辑。

1957年，改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1965年退休。1957年被错定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6月6日含冤逝世。

1988年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他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正直的进步知识分子”、“我国现代的著名爱国出版家”。

著译有《文学概论》（日译本）、《文史通义选注》《马氏文通校注》《助学辨略校注》等。

章锡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绍兴人。

在创办开明书店之前，章锡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商务追赶潮流，革新杂志，更换主编，章锡琛被推荐主编《妇女杂志》，时为1919年。接手主编后的章锡琛在周建人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策划出版妇女问题专号，发动读者参加讨论，杂志面目焕然一新，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妇女杂志》的不俗成绩，自然扩大了主编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

1922年，章锡琛被《时事新报》邀请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都可看成这种影响的折射。

1925年，《妇女杂志》刊出“新性道德号”后遭人攻击，商务当局插手审查杂志清样，章锡琛被迫提交辞呈，改任一般编辑。

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帮朋友怂恿他另创《新女性》杂志，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激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鉴于章主编《妇女杂志》已有的影响力，认为有现实可行的号召基础。

从《新女性》杂志而来的开明书店，当初图书的出版路数，多围绕着妇女问题做选题。这是章锡琛个人知识背景和影响力的自然延伸。然而，当妇女问题作为社会热点逐渐退出时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锡琛一定感受明显而又深刻。

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将《新女性》主动停刊，废刊词说得十分清楚：“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也是他务实心态的反映。

既以出版谋生计，务实也许只能是必然的选择。章锡琛从不忌讳说自己是商人，谋划合理的出版利润，是章锡琛经营开明时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与章共过事同时又有相当交谊的曹聚仁，在谈起开明书店的成功时，特别提起章的精明，可谓知人之论。章锡琛的精明，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对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转变方向出版中学生读物，步随大书局出版教科书，紧追古籍热潮出版《二十五史》等，这些开明书店史上的大动作，都是基于对当时出版现实和时代潮流走向的正确判断，因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又有对出版细节的追求，如：力求编校质量的无差错；重视装帧设计的视觉美；改进标点符号的排版法等，这些看似细小却很重要的出版环节，给人开明出版物质量过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对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干出版队伍使最少的人发挥最大的效率；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把资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广开外地分店而多选择书业同业代销等，这些精打细算的管理措施，稳固雄厚了开明的经济基础，使之一步步迈进了大书局的行列。

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锡琛，却有许多文人学士的朋友。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学者的家底，同气相求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朋友们的眼中，不是那种纯粹势利之交的市侩商人。后一点，尤令章锡琛感到自豪，每每愿意向人说起。当文人学士们选择把书稿交给开明出版时，事实上就开始了彼此间的文稿买卖关系。一来一往中，作者们发现，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是一个值得信赖、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伙伴。所谓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简单，一是善待书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误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观点，多善意纠正错字舛句，这都是善待书稿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流传，世人素来公认。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开明书店向来不拖欠，不隐瞒，按时寄送，如实结算，甚至有时还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维护。开明早期工作人员汪曼之曾这样回忆：“先生本性仁慈，乐于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为等急用宁肯出卖版权一次性取款时，先生总劝他：卖掉可惜，这部书估计销路好的，便宜了我店里，你要多少钱，我借你……”着眼于他利的基础上自利，赢得人缘与名声的同时，也牢固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根基。这样的精明，长远而大气。

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被朋友们戏呼为“老板”。从胆识上说，这个老板堪称能担当，有气魄。举两个例子。当初，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托人四处物色出版者。先联系的是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不获售，再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这个决断，事实证明十分英明。据说，林语堂编写的这套《开明英文读本》，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即达到30万元之巨。可以想见其销量之大，开明获利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大部头工具书《辞通》的出版。该书300万字，作者朱起凤以30年心血写成，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书局的一致认同，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书局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书局数进数出达10余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书稿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000元的稿费。当时，6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章曾对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万部，两个月内售罄，于是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章老板的这两次大胆举动，被传为开明出版史上的佳话。

尽管章锡琛是开明书店事实上的创办人，对于别人喊他老板，他也不峻拒，但在开明27年的历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经理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开明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后，章锡琛推荐杜海生出任经理，自己则担任总务处长，专任出版事务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体弱辞职，章锡琛才被董事会推选为经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即内迁，章锡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后方的开明书店由范洗人长期主持，复员上海后，章锡琛向董事会竭力推荐范洗人为总经理，自己则居常务董事的位置。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其他正式场合，章锡琛总是强调，他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心做事业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会在乎职务之高低。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开明引揽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各尽其能。开明书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领导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锡琛功成不居的气度，应该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