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1895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坂仔）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了同在德国留学，后成为一代教育大家的厉麟似。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5年，任教育部所属“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并出版《末笔检字法》。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并出版《开明英文读本》。1929年，任中研院史学特约研究员，及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英文教授。1930年，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上海成立，林语堂为发起人之一。1931年，任中研院西文编辑主任，及史语所兼任研究员。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围与态度（翌年提出），提倡幽默文学。1933年3月1日，林语堂抓住萧伯纳逗留上海的时机，推出《论语》专号，刊登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7年，《苏东坡传》费时三年完成，是先生最偏爱的作品。1948年，赴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因林语堂与南洋大学校董发生分歧，仅上任半年。1966年定居台湾，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引发红学辩论。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2年10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编竣出版，林语堂视此为写作生涯巅峰之作。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出版《京华烟云》，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4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80岁。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

1935年创办《宇宙风》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林语堂早年已立志发明“中文打字机”。当时科学严谨的汉字检索系统仍未建立起来；又由于汉字本身是符号文字而非字母文字，长期以来人们对制成中文打字机的可能性多持怀疑态度。为解决这一难题，林语堂在数十年间不断研究探索，自斥资金，购置设备，一再尝试，以致一度倾尽家财、负债累累，终于成功发明 了“明快中文打字机”，于1946年在美国申请专利。1952年，取得该项发明的专利权。打字机以“明快”命名，乃取其明易快捷之意，寄托了他希望人人都能顺利操作使用的心愿。除开“明快中文打字机”，他另有若干项小发明亦获得专利，其中一件就是可以挤出牙膏的牙刷。

林语堂发明的无须记住字位、字码的中文打字机诞生于1947年，机器采用林语堂创造的“上下形检字法”设计键盘字码，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且不用训练即能操作。

1965年底，林语堂就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1892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编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以及1932年麦氏（R.H.Mathews）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

1967年春，林语堂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工作，由一小组人员在台北担任。在台北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林语堂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分工作的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林语堂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他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工作人员帮林语堂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作好之后，把稿子交给他，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

每天七八个，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林语堂都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这种繁重的工作成年累月地进行。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拨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这部林语堂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于1972年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一千八百页。

林语堂花费五年时间编纂的这本汉英词典既满足了他数十年的心愿，亦满足了当代汉英翻译的需要。它所采用的检字法是根据林语堂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修订的，所采用的拼音也是将他当年参与制定的罗马拼音法简化而成的“简化国语罗马字”，而林语堂首创的五十部首则成为这本词典的另一特色。

林语堂散文所涉领域极广。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 （见《小品文之遗绪》）从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诩为道家精神，林语堂始终保持这种谈话风的艺术范式，并以闲适幽默为格调、性灵超远为立场。

林语堂的散文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他的文字自然流畅，幽默而不荒唐，自有意趣。不过有时轻松过度，少了一份厚重。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取掘取材料。”

林语堂的文风有别于左翼作家所主张之战斗的文风，而是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自由主义精神写“热心冷眼看人间”的智慧文章。他的文章虽也讲要直面人生，不过并不缀以惨淡的笔墨；也讲改造国民性，但并不攻击任何对象，他以观者的姿态把世间纷繁视为一出戏，书写其滑稽可笑处，进而追求一种心灵的启悟，以达到冲淡的心境为最上乘。他最终也没能听取鲁迅关于不要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的规劝 （参看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坚持用散文的笔调本色为文，从而广达自喜、独抒性灵。

纵观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品，林语堂这种融汇了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虽缺乏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却也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维度，另辟蹊径，对当时、尤其是当下的读者意义重大。

林语堂小说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比较文学现象，体现出鲜明的承续与超越特征，这种特征展现在“艺术家”、“世界”、“读者”这种三元框架之中，透过“艺术家”把握林语堂的文化边缘特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格符号和人格滋养，透过“世界”把握林语堂的性灵与表现中西合璧的审美世界观，透过“读者”把握林语堂的文学追求和文化传播策略，构成了“在场”地把握林语堂小说创作和艺术成就的基础。

林语堂的翻译特点是通畅易懂，少用“行语”，中等文化的读者都能看懂，这也是他探索的结果。1936年他“做”《生活的艺术》，写到260页，他觉得用语深奥，论辩枯燥，会失去读者，于是推倒重来，换用一套话语，以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之类细腻动人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于是文风一变，空灵动人。他避用哲学概念，弃用政治口号，引俗入雅，降雅为俗，将雅俗融合，写出了无学究气、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婚前曾有两位恋人，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育有三女，长女林凤如 （如斯）、次女林玉如 （太乙）、小女儿林相如。

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虽然廖翠凤的母亲认为林语堂家里太穷而有异议，但廖翠凤还是坚决果断地和林语堂在1919年1月9日成婚。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婚后不久，林语堂和廖翠凤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

尽管婚后生活清贫，但林语堂认为，“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林语堂夫妇在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时曾经表示他们“金玉缘”的秘诀就是“给”与“受”。

林语堂时刻忘不了乡音——闽南话。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长，后来到厦门的就读，闽南话作为最初的母语深入他生命深处。他在《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不仅把听乡音的快乐列在其中，而且还摆在第二和第三位。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196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不仅仅这是他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闽南文化的传播，在书中闽南话、闽南风俗集中得到了体现。

1966年定居台湾开始，林语堂更是把听乡音当成了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到了晚年他按闽南话

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谈吐诙谐，热衷幽默。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

林语堂的幽默像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品。林语堂抗战前寓居上海近九年，并被谑称为“幽默大师”。林语堂在自己的《八十自叙》中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林语堂经常撰写文章，阐发幽默，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林语堂纪念馆位于漳州芗城区，于林语堂105岁诞辰纪念日 （2001年10月8日）当天开馆。至2005年10月8日先后接待了7万多名参观者。该馆坐落在其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香蕉林中，占地面积7亩，前眺林语堂故居，背蕉林环抱。主体为半圆形二层建筑，借鉴台北林语堂故居的建筑风格，体现林语堂先生中西合璧的思想。馆舍正面墙上，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的“林语堂纪念馆”。馆前，安放一尊2米高的林语堂先生坐式青石塑像。纪念馆有81级花岗岩台阶，暗喻林语堂81年的生命。

林语堂纪念馆内一层为活动室，二层为展览室，布局简洁，空间感强。馆内展出林语堂先生100多幅珍贵照片和100多种书籍及一些林语堂用过的实物。

林语堂故居和林语堂文学馆位于林语堂诞生地原坂仔基督教堂旧址。在林语堂的六十部著作、上千篇美文中，关于个人生活，他提到最多的是在坂仔的快乐童年，至少有上万字。

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就诞生在这座教堂的牧师楼上。教堂1974年被彻底拆除后，林语堂故居也不复存在。故居是经过1984年、2005年两次建设，在原址上依原样子建起来的。2007年又建起了建筑面积达360平方米的林语堂文学馆。馆名由季羡林题写。该馆辟有“山乡孩子，和乐童年”、“文学大师，文化巨匠”、“魂牵祖国，梦绕家乡”、“誉满环球，名垂青史”四个展厅，展示了林语堂的毕生成就和他与平和坂仔的联系，解读从坂仔走向世界的林语堂的家乡情缘。

台北林语堂故居在位于台北市阳明山风景区的一所老房子内。1966年林语堂将西班牙建筑设计风格与中国四合院结构相结合，打造出这栋世外桃源，并在这里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书房内收藏了两千多本书籍以及遗物、手稿，包括他设计的“中文明快打字机”、“电动牙刷”、以及“英文打字键盘”等模型、照片和设计手稿。

台北林语堂故居的特色在于它的艺术化和生活化，如今这里经常举办林语堂学术研讨会和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