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削，汉语词汇。拼音：bǐ xuē，出自于《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30岁就广收门徒，50岁时出任鲁国的司寇，治理政事非常严明，从不偏袒私情，所有的公文案卷都由他自己亲手草拟，如果遇到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总是千方百计地找人商量，听取别人的意见，从来不独断专行，可是他的志向却得不到当政者的理解，不久贵族季孙氏执政后，辞掉了孔子。他只好带着自己的学生到处周游，传经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当权者只顾互相厮杀，没有一个人接受他的建议。最后孔子回到鲁国专心从事教育和写作。

敬称。请人修改文章。

留情笔削,敦悦‘丘、坟’。——《晋书·皇甫谧传》

1. 指著述。笔，书写记录；削，删改时用刀削刮简牍。

南朝 梁元帝 《序》：“夕望汤池，观仰月之势，朝瞻美气，眺非烟之色，替於笔削。” 宋 李纲 《雷阳与吴元中书》：“平时观书，偶有所得，随亦忘矣。唯笔削之，则说而不通必思，思而不得必考，沉思博考，心醉神开，然后得之。” 黄侃 《后序》：“ 侃 也愚昧……不贤识小，所以参左笔削。”

2. 《史记·孔子世家》：“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子夏 之徒不能赞一辞。”后因以“笔削”谓历史著作。

《晋书·徐广等传论》：“ 习氏 、 徐氏 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 唐 刘知几《史通·书事》：“於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宋 王禹偁 《送牛冕序》：“游馆殿，专笔削，褒善贬恶，有 班 马 之辞焉。”

3. 特指《春秋》。

隋 无名氏 《李元暨妻邓氏墓志》：“ 素王 笔削， 黄石 兵书，莫不悬穷显晦，暗鉴胜负。” 宋 顾文荐《负暄杂录》：“ 韩文公 作《伯夷颂》，无一语及 武王 ，末后方云：‘虽然，微二子则乱臣贼子接迹於后世矣。’其罪 武王 如刀锯斧钺之加，凛然可畏，而略不露锋芒，真得笔削之体者也。”

4.谓对作品删改订正

宋 欧阳修 《免进五代史状》：“至於笔削旧史，褒贬前世，著为成法，臣岂敢当。” 宋 蔡绦 《铁围山丛谈》卷三：“吾后见 鲁公 与 文正公 二父相与谈往事，则每云诗书盖多出 元泽 暨诸门弟子手，至若《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 明 尹直《蹇斋琐缀录》：“国朝状元对策，皆经阁老笔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香港兴中会宣言附言》：“右为《香港兴中会宣言》，其措词与《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相同，仅有字句之笔削而已。”

孔子精心删定和编写了《诗经》、《尚书》、《春秋》等古代典籍。其中以《春秋》最为著名，孔子在编写这部书时，一手托着竹简，一手拿着笔，多方面地查找有关资料，该删削的就删削，用意深微，生怕中间出现差错，甚至连他最得意的弟子子夏也不让参与，由此可见孔子著书严谨态度。

正因为如此，《春秋》与《诗经》等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唐代陆龟蒙的《酬谢袭美兄辈》里就运用了这个典故：“向非笔削功，未必无瑕疵”。

在“春秋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动大令人困惑不解的“怪现象”：一是从汉代经学家鼓吹孔圣人作“春秋经”以来，人们一直试图从“春秋经”中探讨《春秋》“笔削义法”，“一字之褒贬”的“微言大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之为说、为解、为议论，至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1]正如沈玉成先生所说：一部提纲式或标题式的编年简史，竟被后人发挥铺衍出如此精微复杂的“大义”，在在学术史上包括对其它儒家经典的研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2]；二是从先秦到汉初学坛，巨子硕儒对孔子作“春秋”称颂再三，而对春秋经则少见称引；人们征引最广泛、频率最高的是《左传》，但对其编者左丘明，在司马迁前却几乎无人提及，康有为也称此只引传不引经的现象为千年来无人注意到的怪事。其三是《左传》《国语》同称左丘明所编，但二书思想倾向文字风格皆迥异，故从晋朝王接开始，就有众学者指出二书非出于一手。

综观这三个问题，根子其实是一个：孔子所作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对此，步笔者曾于多篇文章中进行考论，兹不赘。[3]）《左传》“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而成，即因孔子所作“春秋传”为主体论纂而成。换言之，《左传》主体（记事部分）出自孔子“笔削”。故自先秦至汉初，人们所皆轿孔子作《春秋》，所引皆为《左传》。这也同时是造成《左传》与《国语》返航书思想倾向文字风格大异其趣的根本原因所在。

细考《左传》，它与《国语》“事同而辞异者”者近百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字是在《国语》史料基础上“笔削而成”。《左传》之所“笔”所“削”，从思想观念到遣辞用语，大体异于《国语》而同于《论语》，处处打着孔子的鲜明烙印。故说这些“笔削”出自孔子，这应当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笔者认为，孔子笔削的“春秋”保存于《左传》之中，孔子“笔削”的“义法”亦保存于《左传》中。

当然传统经学家们对《左传》《国语》的相同，是用左丘明与圣人“同耻”“同好”来解释的。但这种解释在逻辑上为牵强甚至是荒谬的，在事实上则破绽百出，经不起验证。所谓“同耻”是指〈论语〉所军载的：“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同耻“，未必”同心“，更未必思想观点遣字造句，处处相同。而事实上，如果《左传》果真为左氏所撰写，则《左传》就不会与《国语》在史料、思想倾向、文字风格皆格格不入了。赵光贤先生《左传编撰考》将《左传》分为记事、解经语、解传语及评论文字四部分，认为《左传》原本是记事的，后三类文字则为后人所加。这个推论大体是正确的。（解经和评论文字也有部分可能为原本所有。如〈国语〉中也有“君子曰”的评论文字，可证此为史书中常见的手法）。笔者认为，《左传》的记事文字即“孔子史记”，是经过孔子“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4]孔春秋“。为说明问题，兹将《左传》《国语》中“事同而称异”者进行具体的比照分析。

考论《左传》与《国语》有事同而辞异者一百多事，其中有些明显出于同一史料来源，而“笔削”之风格迥异。前面已论定，《左传》的主体部分出于孔笔，《国语》出自左丘明，则从《左传》《国语》相关文字的比较中，当可考见孔、左二者不同的“笔削体例”，换言之，即可考见孔子“笔削”《春秋》的“义法”之一斑。如：

《晋语五》：“臼季使，舍于冀野。冀缺薅，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从而问之，冀缺之子也，舆之归。既复命而进之曰：‘臣得贤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国之良也，灭其前恶，是故舜之刑也殛鲧，其举也兴禹。今君之所闻也。齐桓公亲举管敬子，其贼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贤也？’对曰：‘臣见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临事，其何不济！’公见之，使为下军大夫。”

《左传》僖公33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薅，其妻之。敬，相待如宾。舆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以相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大夫。”

l案：显而易见，二者引用的是同一史料，但《左传》对与主旨无关的字句，尽可能地作删除，笔墨确是省俭到“不能赞一辞”的地步。删“舍于冀野”，增“见”字，使文气衔接紧密，又删“从而问之……”及“既复命而进之曰：‘臣得贤人……”等五句，因为这些都只是交代过程，与题旨无关，显得文气松弛，。而开门见山地“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又增饰了“出门如宾”数句，把“敬”提到“仁之则”的高度，又增引《康诰》《诗》之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升华。在阐发主旨的义理上，作者不惜辞费，浓墨重彩地加以突出。这段文字，从观点到语言，都极似出于孔子。孔子十分重视“礼”和“敬”的态度，在《论语》中，“敬”字出现了21次，在《论语》所用的动词、形容词中，其使用频率之高，列于第八位，仅次于“好”（53次）“学”（64次）、“德”（38次）、“善”（36次）、“贤”（25次）、“正”（24次）、“直”（22次）数字。更有力的证据是，考《论语·颜渊》恰恰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可见的确出自孔子。

对此，刘正浩评论道：“孔子之言，悉取臼季之意。太史公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①）信哉，斯言也。‘所谓‘因孔子史记’者，即孔子就所见史记旧闻笔削之而为经，左氏即存孔子所笔削之史记旧闻而为传，欲以旧史之详，补《春秋》之约也。（刘师培语②）故《左传》成书虽在孔子之后，其中文词，辄为孔子所述，有载于《论语》之中，此其最为昭著者也。”[5]——案：刘正浩师承刘师培之意，认为孔子之语取自《左传》臼季语，引自“史记旧闻”。笔者不敢苟同。如果它出自“史记旧文”的原文，为何左丘明《国语》中不见记载？难道他会将如此合乎“圣人之心”的警句特地删去吗？显然在道理上讲不通。何况从《左传》《国语》这两段文字的比较中，分明可以看出，《国语》只是就事论事叙述史料，而《左传》则出于明确的宗旨进行“笔则笔，削则削”的加工，再创作。这恐怕就是孟子所说的“义则丘窃取之矣”的真旨所在吧。

有的学者认为，《国语》为史料旧文，《左传》乃丘明“笔削”，故二书风格不同。但如果二书皆为左氏论纂，则史料不会相差如此悬殊，更不会在思想倾向上产生乖违。若如有人所说，《左传》乃丘明“复据百二十国宝书以实之。”那么，左氏为何只编辑八国之《国语》，而不编辑更多的乃至“百二十国”之《国语》呢？为何二者同叙一事而于人物、时间、地名等各方面产生诸多的不一致呢？据张以仁氏统计，二书事同而辞异者，“时之差异凡廿六证，地之差异凡十四证，人之差异凡卅八证，事之差异凡一一五证。”[6]崔述云：“《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於一人之乎明甚。”[7]

细较《左传》与《国语》，前者最大的特点是有明确、完整的写作宗旨、有鲜明统一的思想倾向，借史明“志”，以“志”统“史”。最基本的方法是通过大量“笔”“削”人物议论，改“汤”换“药”，注入作者自己的政治观念，伦理观、价值观、社会观，处世哲学等等。简言之，借历史人物之口，发表作者的思想见解。

又如《周语上》：“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王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郤将不免。’王曰：‘何故？’对曰：‘《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盘庚》曰：……夫晋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戎惧，犹曰未也。若将广其心而远其邻，陵其民而卑其上，将何以固守？夫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王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晋侯诬王，人亦将诬之；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

《左传》僖公11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l案《国语》所论，遍及君臣，广引典籍繁冗不堪，意旨芜杂不清。《左传》皆“削”之，而“笔”饰以“礼，国之干；敬，礼之舆”四句，明确主旨，文体省净而主题突出。崇德尚“礼”、以礼治国，正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子曰：‘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论语·颜渊》）“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立于礼。”（《泰伯》）这与《左传》的“国之干”“身之干”同出一辙，只是换一种说法而已。

其次，《左传》在“笔削”史料时，往往在人物对话中增引典籍或古事，徵古鉴今，体现了司马迁所说的，（孔子作《春秋》）“运之三代”的特点。如：

《晋语七》“（悼公）五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和诸戎。公曰：‘戎、狄无亲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绛曰：‘劳师于戎，而夫诸华，虽有功，犹得兽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若处，贵货而易土。予之货而获其土，其利一也；边鄙耕农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晋，四邻莫不振动，其利三也。君其图之！’公说，故使魏绛抚诸戎，于是乎遂霸。”

《左传》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得睦则，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洲……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牝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臣乎？”於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l案：“《国语》就事论事，《左传》则增饰大段关于夏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被寒浞所灭的夏史。有人指责为“语无伦次”“不近情理”，未免责之太过。晋悼公拒绝“和戎”而主张“伐之”，必然会“劳师于戎”，且导致“弃陈”“诸华必叛”的恶果，给百姓带来灾难。加之晋侯“好田”故魏绛引夏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亡的历史教训进行“微讽”，有相当强的针对性，怎能说成“不近情理”？借人物对话引入古史，既开拓了说理的深度，又扩大了《左传》的历史容量。这也是独到的匠心。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引文中，《国语》谈“和戎”仅“三利”，《左传》增饰为“五利”，增“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及“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两条。这正呼应了《论语》中的观点，孔子盛赞管仲辅佐齐桓“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并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另外，《国语》写“抚诸戎”的结果是“于是乎遂伯”，落墨于称霸。《左传》则完全不提。“霸”字，而归结为“修民事，田以时”，正体现了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主张。

其三，借事明“义”，为表现主题而适当修改或调整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地位、宾主易位或反次为主，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合理改编史料。

《周语下》“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将合诸侯。卫彪适周，闻之，见单穆公曰：“苌、刘其不殁乎？《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今苌、刘欲支天之所坏，不亦难乎？……‘曰：‘苌叔必速及，将天以道补者也。夫天道导可而省否，苌叔反是，以诳刘子，必有三殃：违天，一也；反道，二也，诳人，三也。周若无咎，苌叔必为戳。虽晋魏子亦将及焉。若得天福，其当身乎？若刘氏，则必子孙实有祸。夫子而弃常法，以从其私欲，用巧变以崇天灾，勤百姓以为已名，其殃大矣。’

《左传》昭公32年：“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令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l案《国语》批判的矛头所向主要是苌弘、刘子，对魏子仅一语带及；且批判的重心是“支天之所坏”“违天”“反道”“诳人”。《左传》则把卫彪的话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矛头集中于魏舒一人，对苌弘刘子只字不提；批判的重心落在“干位以令大事”上。显然，《左传》作者的主导思想是孔子的维护周礼、尊重王权，反对僭位越礼。并将《国语》史料中表现的“天命论”内容全部抛弃。由此亦可见，在处理史料上，《左传》往往取其事而易其“义”。这大概是“义则丘窃取之矣”的又一表现吧。

其四，为突出主要历史人物形象，《左传》还对史料进行“移花接木”的改造。如：

《鲁语上》“莒太子仆弑纪公，以其宝来奔。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惮以吾故杀其君，而以其宝来，其爱我甚矣。为我予之邑。今曰必授，无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书，曰：‘夫莒太子杀其君而窃其宝来，不识穷固又求自迩，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无逆命矣。‘明日，有司复命，公诘之，仆人以里革对。公执之，曰：‘ 违命者，女亦闻之乎？’对曰：‘ 臣以死奋笔，奚啻其闻之也！臣闻之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藏，窃宝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使君为藏奸者，不可不去也。臣违君命者，亦不可不杀也。‘公曰：‘寡人实贪，非子之罪。’乃舍之。”

《左传》文公18年：“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曰；‘今曰必授’ 季文子使司寇 出诸竟曰：‘今曰必达’。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坠，曰：‘ 见有礼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於其君 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 行父还观莒仆， 莫可则也。……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昔帝鸿氏有不才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

案《国语》抗君命逐莒仆者为里革，《左传》则改为季文子，对话者为“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革”与“克”仅一声之转，“里革”可能就是太史克。此处为何将“里革”改为“季文子”？因季文子是当时的执政者、护国老臣，历仕文、宣、成、襄四代，相三君。《左传》襄公五年记他卒时“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可见《左传》是为了突出这位“忠于公室”的谋国老臣而有意将“里革”改为“季文子”的。据《论语·公治长》记载：“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官懋庸《论语稽》说：“文子生平盖祸福利害之计太明，故其美恶两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过为谨慎。”季文子深于世故，明于利害，忠于社稷，故《左传》于此处的改动，既合乎事情发展的逻辑，也合乎人物的性格逻辑。

至于此文中增饰了臧文仲关于事君之礼的教诲及周公制《周礼》、作《誓命》的文辞，这与孔子在《论语》中所体现的思想观点也同样是紧相呼应的。

孔子曾说有德者必有言，故《左传》一方面为人立言，另一方面以言立人。为突出主要历史人物，将言“移花接木”到主要人物身上。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国语·楚语下》记载楚军与吴军战于陈，楚令尹子西担心不能打败吴而叹于朝，大臣尹蓝亹劝慰他，对吴王夫差的政泽弊端进行了深刻剖析。《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此事，将大臣尹蓝亹之语“移植”于子西，改为“楚大夫皆惧”，子西向诸大夫分析夫差的政治腐败。可见“借言”立人，以史明道，这是《左传》修史的明确宗旨。

其五，增设人物、夸饰场面，人、事双修，“文”“义”兼顾。

《鲁语下》“虢之会，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蔡公孙归生与郑罕虎见叔孙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郑子皮曰：‘有执戈之前，吾惑之。’ 蔡子家曰：‘楚大国也；公子围，其令尹也。有执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大夫有贰车，备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其有心矣。若无其心，而敢设服以见诸侯之大夫乎？将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为君，必死，不合诸侯矣。’公子围反，杀敖而代之。”

《左传》昭公元年：“ 三月甲辰 ，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郑子皮曰：‘ 二执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 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 伯州犁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 吾代二子愍矣’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何害？’宋合左师曰：‘大国全，小国共，吾知共而已。’晋乐王鲋曰：‘《小 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退会，子羽谓子皮曰：‘叔孙绞而婉，宋左师简而礼，乐王鲋字而敬，子与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

案：《鲁语》仅记蔡归生、郑罕虎和叔孙穆子三人对话，《左传》则增加了伯州犁、郑行人子羽、齐国子、陈公子招、卫齐子、宋合左师（向戍）、晋乐王鲋七人。《鲁语》以叔孙穆子之言作结，旨在揭示楚公子围的野心及其下场；而《左传》则以子羽之语作总结，落墨于对各参与议论人物性格的评价及预示其命运。作者所增饰的这些人物，正是各国政要，是以后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当事人或重要参与者。作者巧妙地将他们汇集于这一场面展开议论，既灵动地写出楚公子围出场的反常表现及其在各国使者中引起的轰动，同时又鲜明地反映各议论者本身的见地、素养、个性特色，两相映衬，可谓一石二鸟，结构上又为以后各国发生的政治事件作了巧妙的伏笔。作者的增饰与构设并未违背历史的本质真实—因为当时目睹公子围的出场并引起种种议论的，决非限于《鲁语》所记的三人，《左传》作者只是从史实出发，展开合理的想象，可谓既源于历史生活又高于历史生活，乃匠心独运。

其六，为突出“《春秋》大义”而增饰细节。

《鲁语上》：“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玺书，以告曰：‘卞人将畔，臣讨之，既得之矣。’公未言。荣成子曰：‘子股肱鲁国，社稷之事，子实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隶也，又何谒焉？’子冶归，致禄不出，曰：‘使予欺君，谓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禄而立其朝乎？’”

《 左传》襄公29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卡。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见疏也。”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氏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

案，除了文字的变易，这里有几处重要改动，一是史实过程补充得更详尽，二是将“荣成子曰”改为“公曰”，直接表达鲁襄公的不满，并特地增饰了鲁君之问‘吾可以入乎？’及‘公欲无入’，揭露季武子取卡篡权的政治野心及其与鲁国公室的尖锐对立。三是增饰公冶与季氏决诀的细节。“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不见则终不言季氏”，临终特嘱咐“且无使季氏葬我。”这些细节突出地渲染了对季氏的憎恶、蔑视，强烈地表现了作者对僭位篡权者的谴责与诛伐。令人很自然地联想起《论语》有关记载，孔子声讨为季氏敛财的冉有，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二者何其相似乃尔。而襄公所说“欲之而言叛，祗见疏也。”，语亦颇似《论语》所记，季氏将伐颛臾时，孔子批驳冉有季路为季氏之辩解，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孔子语与襄公语同出一辙。

《左传》所增饰的细节，皆从史实出发，“遥想人情”揣摩情理，所作合理的艺术加工。

有人说这种对史料进行主观增饰、以意取舍的态度，违背了历史真实，称《左传》不是史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把“史”的观念过于绝对化了。其实先秦时期任何一部史书，无论《尚书》还是《国语》《左传》，都带着史官的主观取舍和合理想象，没有绝对客观的实录。如《国语》中骊姬向晋献公进谗“夜半而泣”，史官何由得见？齐桓公之女姜氏向一时苟安的重耳进行连篇累牍、引经据典的劝谏，绝不象妻子对丈夫说话，而全然是代史官立言而已。所以古人批评它是“诬而艳”。即便是大事记式的《春秋经》，不也有许多诬妄失实处吗？“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因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求之折衷，未见其实。”[8]刘知几对《春秋经》的“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的责难，谁又能为之辩解？故梁启超说，《春秋》如果不是“经”，从史的角度看，“其秽乃不减魏收矣。”[9]至于《墨子》所举“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所述鬼神故事又岂是“史”实？[10]所以；从本质上说，任何一部史书都是出于“明善恶寓褒贬”的目的而带着修史者的主观取舍和加工创作。则《左传》作者为彰明“《春秋》大义”而对史料作合理加工改作，又有何不可呢？

注：

[1]宋富弼语，见邵博《闻见后语》卷二十一。

[2]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46页。

[3]见《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文献》1994年3期；《从汉初学坛考孔春秋》，《文献》1995年3期。《从〈论语〉考孔子作〈春秋〉》，《文献》1999年1期。

[4]《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75年版。

[5]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P86页。

[6]转引自张高评《左传导读》P69页。

[7]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三《左子》，引自《崔东璧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395页。

[8]刘知几《史通·惑经》。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10]《墨子·明鬼》。

为了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孔子“笔削《春秋》”的具体情况，兹将二书有关史料，一一对照，表列如下：

《国语》

《左传》

解析

〈周语上〉：“惠王三年，边伯、石速、为国出王而立子颓。王处于郑三年。王子颓饮三子酒，子国为客，乐及遍舞。郑厉公见虢叔曰：‘吾闻之，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今吾闻子颓歌不息，乐祸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是谓乐祸。祸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叔许之。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子颓及三大夫，王乃入也。

庄公十九年，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士也）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冬，立子颓。……二十年，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二十一年，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

《国语》为三大夫，《左传》为五大夫，并补充了五大夫作乱之因。后者史料必另有所据。前者两用“吾闻”，后者仅一，为“寡人闻”，且改“夫出王而代其位”作“奸王之位”；又删“是谓乐祸”，改“祸必及之”为“忧必及之”。后者内容完整，且字斟句酌，文字简洁，的确可令“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周语上》：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对曰：‘有之。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 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昔夏之兴也……其亡也……；商之兴也，……其亡也…………周之兴也……其衰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土。’王曰……内史过归，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禋已；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十九年，晋取虢。

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史嚣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国语》铺叙“国将兴，……其君……其德……其惠……；将亡……其君……其政……其刑……，”显得堆砌，“烦重”，主旨不明。《左传》一语带过“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将“夏之兴……其亡……商之兴……其亡……周之兴……”一语概括为“虞夏、商、周皆有之”。更主要的是，将原文的“不禋于神……不亲于民”更为“虐而听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显得文笔简炼而主旨突出。原史料是神、人并提，而《左传》作者对它进行了根本改造，赋予它以全新的思想，强调“民”，将其置于“神”之上，否定了神，而这正合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这恐怕是孔子的“窃义”的又一典型表现吧。

《周语中》：“襄公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郑在天子，兄弟也。郑武 、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无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他，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狄，不祥；以怨报德，不仁。夫义所以生利也……”

（僖公二十四年）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上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 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韚韚，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

《左传》与《国语》的不同，一是补充史实，如郑与周结怨的原因。富辰的谏中，始终围绕“亲亲”二字作文章。首先远溯历史—周封建亲戚，一一列举诸姬各国与周的宗族关系—作者显然考察了周的封建史，其次引诗作证—对这首诗，作者也比《国语》作者引得更详细；三是从功与德分析郑之不当伐—这里特增加了“又有厉宣之亲”，再次强调“亲亲”—狄之不可近；最后又归结的主旨“以亲屏周”。与〈国语〉相比，《左传》主旨明确，议论紧扣一个中心，而《国语》则显散漫。

《周语中》：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不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天地地，无逢其灾害，……岂敢猒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今天降祸灾于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其叔父实应且憎……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僖人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柞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国语》襄王拒绝晋文公的请隧，写了长篇大论，繁冗不堪。《左传》仅一语：“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即足以杜人之口。可谓一语千钧，以少许胜人多多许。司马迁说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这恐怕是典型的例子。又，《国语》仅笼统地说“受地”，〈左传〉则一一写出地名“阳樊、温、原、柞茅之田”，并点明“晋始启南阳”。作者显然对历史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了解。《史记、晋世家》说孔子读晋史，此莫非得之晋史乎？

（同上）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呼曰：“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访，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臣闻之：‘武不可觌，文不可匿……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乃出阳民。

（同上）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之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国语》十数句，数百字，〈左传〉仅以十字即准确鲜明地概括之，一“德”一“刑”一“中国”一“四夷”，对举而出，泾渭分明。音节铿锵，简短有力。字少而义明，语约而义丰，这与〈论语〉所记，风格一致。以“此谁非王之亲姻”的诘问句取代“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的陈述句，显得简洁而有力。改“阳民”为“其民”，避用字重复。作者似一字不敢轻易放过。

（同上）二十四年，秦师将袭郑，过周北门。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观之，言于王曰：“秦师必有谪。”王曰：“何故？”对曰：“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秦师无谪，是道废也。”是行也，秦师还，晋人败诸崤，获其三帅丙、术、视。

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左传》删“拜”，以突出“无礼”。在王孙满前增“尚幼”，明秦师之骄，连幼童都能看出。删“王曰：‘何故’”使文章更紧凑。删改“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为“轻而无礼”，文简而旨明。然后紧扣“轻”与“无礼”二字作文章。并于“入险而脱”后增“又不能谋”四字。孔子强调以“礼”为本，又重视“好谋而成”。此亦与之合。最后将三帅之名由简称改为全称。

《周语中》：晋侯使随会聘于周，定王享之肴烝，原公相礼。范子私于原公，曰：“吾闻王室之礼无毁折，今此何礼也？”王见其语，召原公而问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闻乎？禘郊之事，则有全烝；王公立食夭，则有房烝；亲戚宴飨，则有肴烝……且唯戎狄则有……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时相见，将和协典礼，以示即则训……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武子遂不敢对而退。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

（宣公十六年）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子，原襄公相礼。肴烝。武子私问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休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国语》不厌其烦，罗列肴烝、全烝、房烝，王室、亲戚之礼，对戎狄之礼、王公诸侯之礼，等，繁而不杀。《左传》仅以五句概之。

（同上）晋既克楚于鄢，使郗至告庆于周。未将事，王叔简公饮之酒，……郗至见邵桓公，与之语。邵公以告单襄公曰：“……今夫子见我，，以晋国之克也，为己实谋之，曰：‘微我，晋不战矣。楚有五败……有五胜以伐五败，……吾有三伐……”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郗至之谓乎？……且谚曰……《书》曰……《诗》曰……今郗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

（成公十六年）晋侯使郗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国语》一一罗列郗至与邵公之语、及襄公引《书》引《诗》引《太誓》等，不胜其烦。《左传》皆删之，一语概之为“骤称其伐”，对单襄公语，亦仅取其“位之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然后扣住“怨”字，增引《夏书》阐发。言简意赅。

《周语下》：景王既杀下门子。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惮其牺也。”遽归告王，曰：“吾见雄鸡自断其尾，而人曰‘惮其牺也’，吾以为信畜矣。人牺实难，己牺何害？抑其恶为人用也乎，则可也。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也。”王弗听应，田于巩，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未克而崩。

（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事单穆公，恶宾起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惮为人用乎？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王弗应。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戊辰，刘子挚卒，无子，单子立刘蚠。五月庚辰，见王，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

《左传》删“吾见雄鸡自断其尾”数语，避重复。增事件的前因后果，翔实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对历史事件描写完整，准确，简洁 。

（同上）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是故先王之制钟也……今王作钟也……夫乐不过以听耳……”王弗听，问之伶州鸠。对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闻之，琴瑟尚宫，钟尚羽，……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若夫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非臣之所闻也。”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

昭公二十一年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木瓠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木瓠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国语》记载单穆公、伶州鸠的谏语长达千余言，《左传》一概无取。而改撰泠州鸠之语，以铸钟预言王之将卒的命运。其内涵耐人寻味。

《鲁语上》：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首先，从立意上说，《国语》主于“惠本”，而《左传》则强调一个“忠”字。孔子“主忠信”，在《论语》里，“忠”字出现十八次，可见孔子对此德之重视。从语言上说，《左传》更是进行了大量的删削，千锤百炼，的确精炼到了司马迁说的“不能赞一辞”的地步。再次，在内容上，作者对战争过程作了简洁而又极生动、极有特点的描写。这是《国语》所没有的。可能作者依据其它史料，（如《军志》之类）甚至可能得自民间传说，加上艺术加工，进行补充。

（同上）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观之……，非故先王之训也。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所事焉。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公不听，遂如齐。

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国语》内容拉杂，《左传》则仅扣“礼”，分“会”“朝”“征伐”三方面论之，中心明确，语简义明，层次井然。其余皆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