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恒先生》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一封公开信，最早发表于1927年10月1日上海《北新》周刊第49、50期合刊，署名鲁迅，后由鲁迅收入《而已集》。这是一篇用书信形式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制造“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滔天罪行的战斗杂文，也是鲁迅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密切结合革命斗争实践，严于解剖自己的真实纪录。其中，对投机分子和反共政客进行抨击，把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和恐怖统治揭露得淋漓尽致，极其含蓄而又极其有力。

答有恒1先生

有恒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2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3。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4，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5。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6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7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8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9，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10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11。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2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13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4”。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5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6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时有恒在1927年8月16日《北新》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他在回顾鲁迅“五四”时期的战斗业绩以后，接着说道：“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鲁迅先生的‘思想革命！救救孩子！’的精神，都不见于文字中了”，并对此表示“怅惘”。时有恒认为“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读读鲁迅的文章，当能给人“以新路的认识”，因此请求鲁迅“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等等，反映了在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刻，过去曾经从鲁迅作品里获取过思想力量的许多青年，正期待鲁迅给予指导，倾听他战斗的声音。鲁迅读后，乃作《答有恒先生》回答。《答有恒先生》写于1927年9月4日，地点在广州，最早发表于1927年10月1日上海《北新》周刊第49、50期合刊，署名鲁迅，后由鲁迅收入《而已集》。

《答有恒先生》在愤怒挥击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与对鲁迅自己进行无耻的政治迫害的同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自己过去的思想作了深刻的剖析，彻底认清了进化论思想的空洞无力，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真症候”，明确地表达了要与敌人继续战斗的坚强决心。

全文共16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1自然段到第7自然段是第一部分。主要是回答《这时节》杂感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沉默？”鲁迅说他不发议论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便决定了的。至于原因，鲁迅在文中没有交代。其实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写的《朝花夕拾·小引》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而“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或芜杂的文章。”鲁迅一来到广州，虽然就从种种现象中感到广东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虽然也有队伍在游行，但那是“奉旨革命”。但像1927年春夏之间那样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有些是出乎他的意料的。鲁迅曾说，当时，残酷的现实竟使自已有点“目瞪口呆”，深有被“从梦境放逐”的感觉。国民党反动派一伙令人发指的暴行，激起鲁迅心中无限的愤怒，革命青年不断遭到惨杀的消息，更像一条毒蛇在隐隐地啮咬着鲁迅的心，他不得不严肃地思索自己走过来的战斗历程，重新审视自已的战斗效果，认真地找一找自己思想上的“真症候”。所以第三段一开头便向读者说明鲁迅现在沉默的一大原因——“我恐怖了”。综观全文，鲁迅之所以感到“恐怖”，第一是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有些青年成了反动派的帮凶，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而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却被刽子手“用斧劈死”“乱枪刺死”。这种近乎凌迟和灭族的屠杀，使鲁迅“十分的憎恶和悲痛”，也使他意识到“以为将来必胜干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论思想空洞无力，因而感到“一种妄想破灭”。其次是鲁迅发现许多革命青年，读了他的文章、把脑子“弄敏了”，但鲁迅却没有给他们指明出路，不知道夺取胜利的道路该怎么走。结果，这些青年成了刽子手人肉筵宴上送酒下饭的“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而鲁迅自己也就感到成了做这“醉虾”的帮手了。而“醉虾”只不过是一种比喻，但痛定思痛，托物寄情、在极度悲愤和深沉的苦闷中，鲁迅再也按撩不住心头的怒火，指斥这是一场“暴殄天物”的“血的游戏”，而且“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第8自然段到第13自然段是第二部分。回答的是《这时节》杂感中提出的关于“思想革命”和“救救孩子”的问题。鲁迅用了一个过渡段和一段倒叙，以极其感人的笔触向读者倾诉他一年来的处境和思想，并向读者详细追述了1926年下半年自己在厦门的种种遭遇。旧事重提，既与上文互相呼应，又引出第11自然段里他当前遭受的迫害。经过第一次革命战争失败的严峻考验，鲁迅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第12自然段、第13自然段谈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社会现实，把话题回到“落伍”的问题上来的时候。鲁迅就认为现在还像“五四”时期一样，发出“救救孩子”的议论，连他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第14自然段是第三部分。这段文章有很强的针对性，它最巧妙的地方：一是回顾往事，为时有恒信中提到的“久不见鲁迅先生……下攻击的文字了”一事，稍作辩解；揭露在新旧军阀统治下，同样是“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黑暗现实；二是举眼前事例，对投机分子和反共政客进行抨击，把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和恐怖统治揭露得淋漓尽致，极其含蓄而又极其有力。

第15自然段到第16自然段是第四部分，带有书信的感情色彩。鲁迅非常诚恳地声明他的确常常解剖别人，但他“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鲁迅在文中无情地批判前期的进化论思想，便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一例。第16自然段“淡淡的血痕中”这一句是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了悼念被北洋军阀政府杀害的青年所写的一篇散文诗的题目，全文用“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眷在纸片上”作结，表明鲁迅将踏着革命烈十的血迹继续前进。鲁迅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族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全文向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下的读者真诚地吐露了凝聚于鲁迅心头的“垒块”，信里表现的原则立场、执著的追求和伟大的胸怀，十分感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安湖：《答有恒先生》中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反映了他当时思想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但也正是这篇文章，公开宣布了他同进化论的决裂，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代鲁迅问题评论——陈安湖自选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大明：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人，历来都比较重视这篇文章，认为它有助于理解鲁迅的世界观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鲁迅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细究本文的披露得知：原有的认识和基础已经动摇，转变已经开始，但最终的方向尚未正式确定，所以有无限的痛苦折磨着他，有诸般矛盾纠缠着他。（《鲁迅名篇分类鉴赏辞典》）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杨义：鲁迅自信“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在这封信中则透露自己的思想变迁的消息：“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尊重鲁迅，就要承认他的思想发生过变迁，而且变迁在“径路”上，“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现实的“恐怖”教训，是“当头棒喝”的最好老师。变迁而涉及“径路”，就是说他以往只信“进化论”的单一的直线的“路径”，受到了挑战：“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看到“青年”这个年龄概念被利益所撕裂，“老人—青年”就不能作为基本的思想维度了。因此，他感到有必要从“五四”的思想台阶上继续向前走，“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鲁迅作品精华》）

鲁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等18部。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称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