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斋体，是指北宋诗人陈与义开创的诗体。特点是语言自然流畅，随意而出。

陈与义(公元1090-1138) ，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是自北宋苏黄等大家卒后，一直到南宋四大家崛起近半世纪的南北宋诗坛最杰出的诗人。社会巨变对简斋诗风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进性作用，使他的诗歌不但在思想内容上放射出反对异族入侵的爱国主义的奇光异彩，而且在艺术上突破了笼罩诗坛的江西诗派的樊篱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靓丽风景线。

陈与义一生的创作，无论是体裁、题材还是内容、风格，都是比较丰富的。《陈与义集》中古、今体诗共626首，其中古体占了相当的份额。题材大体分为八类，包括次韵诗66首，题画诗19首，山水记游诗50首，咏花树共59首，雨诗31首，交游赠别怀人共67首，感时59首，其余杂诗如咏物起居咏怀行止等共266首，林林总总涉及的生活人事颇为宽泛。风格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局面，并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

从学理高度，首次将陈与义诗歌视为宋诗之一体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将汉魏六朝至唐宋的诗体“以时而论”列出了十五体，宋代有三体，即“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体”；“以人而论”列出了三十六体，其中宋代仅有七体，即“东坡体”、“山谷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后山体”、“陈简斋体”和“杨诚斋体”。他还在“陈简斋体”下注云：“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其实已经为“陈简斋体”的内涵框定了一个大致构架。

“陈简斋体：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沧浪诗话》)

陈与义与江西派吕本中有过唱和，但吕本中并没有将他列入《江西宗派图》。在江西正派之后，刘克庄仅仅把吕本中、曾几、杨万里三人与黄庭坚相接，如陆游、徐洲子、高续古等江西诗风的企慕者尚不属于江西宗派，更没有将陈与义列为江西宗派的意思，显然刘克庄是洞察了陈与义诗歌本身与江西诗派的异质性。

严羽是第一个将陈与义划归江西诗派的人。

陈与义在开德任教官时，曾与吕本中及其叔父兼诗友吕知止唱和，其诗学观念受到江西诗学精神的熏陶和启发。”陈与义非常看重读书学问对于诗学的功用，陈与义说：“唐人皆苦思作诗，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 之类者是也，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 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评价陈与义也说：“用心亦苦，务一洗旧常畦径，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 这与江西诗学精神相通。

但陈与义的诗与江西诗派还是有所差异的。在严羽看来，陈简斋体总体上不脱江西诗派的底色，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江西诗派背离，即对江西诗派的一般规范和宗趣有所突破和超越。陈简斋诗体的这种“异质性”恰好是它自成一体的根本所在。

陈与义诗学特色的形成，导源于当时的诗学名家崔鸥。徐度《却扫编》卷中说：“陈参政去非少学诗于崔鸥德符。”而崔鸥的诗歌风格与江西诗派的枯劲瘦硬、拗折生新完全不同，是属于陶谢韦柳一派。

陈与义虽然主动地接受江西诗派普遍的诗学法则，但他更加推崇陈师道。他论本朝诗人说：“不可不读者，陈无己也。”又说：“凡诗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陈无己而已。”

陈师道的学杜，并不是像黄庭坚等一般江西派中人一样，一味追求劲健拗峭，而是讲究简淡与劲峭之相参互济，以期达到“健⋯‘雅”中和的诗学效果，这样，在追求平淡艺术境地这方面，“柳宗元一陈师道一崔鸥”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诗学谱系，而这正是陈与义所要取法的诗学路径，故而柳、陈并举也就成了陈与义的诗学策略。

陈与义在陈师道以简淡学杜之后，另辟蹊径，更多地发挥了韦、柳诗风对于建构“中和”之诗体的作用，构成非常个性化的“韦柳与杜黄”互参的简斋体，最终避免了江西诗派拗峭生涩之弊病，这应该就是严羽所谓的“小异”之所在。

简斋的诗歌创作历程以靖康之变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一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南渡前诗歌多闲情逸致，描写山水和闲适生活，风格宛肖陶渊明、韦应物和柳宗元。南渡以后，忧时伤世，深得杜甫诗歌的精粹，寄托遥深。

南渡前的简斋，是走向社会与走向自然，两条道路并驾齐驱而进行的。从政治世的理想抱负并没有因为官卑职轻或遭到贬斥流放而消减殆尽，不过相对而言，这一阶段的简斋诗还是走向自然的作品更为流丽光彩。

简斋所走之路是取法多家，走向社会、走向自然。一方面承习“宋调”，体现出宋代诗人的精神风貌，一方面回归“唐音”，倾向于对以唐诗为代表的情景交融的传统审美范式的回复。因为这样也就使得简斋的诗歌透露出活泼的气息。

具体的诗例中可以体悟到这一特点，如：

《中牟道中二首》

（其一）

雨意欲成还未成，

归云却作伴人行。

依然坏郭中牟县，

千尺浮屠管送迎。

（其二）

杨柳招人不待媒，

蜻蜓近马忽相猜。

如何得与凉风约，

不共尘沙一并来。

这两首诗是简斋赴京任太学博士途中路经中牟县时所作。诗中以拟人的手法写归云相伴、浮屠送迎、杨柳摇曳多姿、蜻蜓来去相戏，种种事物以不同的方式与行人相亲相近，烘托出诗人快意的心情，语言流丽，风趣活泼，别具风情。

清新的自然景物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充实了诗人创作的内容题材，丰富了诗人的语言词汇，使简斋的诗歌风格趋于清平，语言清新自然、畅快淋漓，使简斋在模拟诸家的句法结构之后，在自己的诗歌语句中增添了活泼灵动之气。

简斋在闭门苦思之后，走向社会、走向自然，开拓出新的创作天地，从生活中汲取的鲜活明丽的词语，就象血肉一样与形式的骨骼筋脉生长结合在一起，由此孕育出新的生命个体——具有简斋特色的诗歌语言。走向社会的仕宦道路与走向自然的游历生活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靖康元年的社会巨变颠覆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也开启了简斋人生的后一个阶段。此时的简斋正丁外艰于陈留，金兵入侵，简斋避敌南下，从此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奔波流离生活。

⒈雄浑诗风的形成

靖康烽火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战争的灾难，也把简斋从书斋中赶了出来，使他行程近半个中国，饱受疲惫辛苦，不过也使他接触到了更加广阔的、真实的社会生活。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又必然导致对自己以往诗歌创作的反思，简斋由此看到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意义，因而也对老杜的诗歌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国家民族的灾难增添了简斋的悲愁，也激发了他创作的豪情。这一阶段他写下了众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激越篇章，略举两例：

《伤春》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军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观雨》

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

前江后岭看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

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脚晦还明。

不嫌屋漏无干处，正要群龙洗甲兵。

前一首写于高宗建炎四年春，以高宗逃至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舟入海为背景，感慨朝廷没有平戎御敌之策，同时高度赞扬了长沙将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奋起抗战的英雄气节。简斋这首诗风格雄浑沉挚，声调高亮。钱钟书先生曾这样评价：“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诗派的讨人喜欢。”（《宋诗选注》第131 页）在《伤春》诗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简斋学杜乃得其雄浑的气格、高亮的音节。

后一首诗作于建炎四年夏，时间上紧承前作。内容上以湖湘一路军情稍有起色，局势暂时稳定为背景，抒写由此带来的振奋和喜悦。前一首诗以叙事为主后一首诗以写景为主，却都在抒发忧国的愁情，表露出简斋力主整顿士气、奋勇迎敌、收复失地、重见太平的豪情壮志。后一首诗因雨寄情，最后一联全用老杜诗句，只是稍加改动。“不嫌屋漏无干处”化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正要群龙洗甲兵”化用《洗兵行》“净洗甲兵长不用”。诗句中表现出诗人不顾个人安危。渴望北伐抗金胜利的爱国之情。

他活跃在南北宋之交的政坛、文坛，在金兵入侵造成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同样表现出对国耻国难的如焚忧心。天翻地覆的靖康之乱，坎坷的流离生活，丰富了简斋的社会阅，历锤炼了简斋的精神气骨，激发了简斋更深层的忧患意识，加深了简斋对杜甫诗歌神韵的感悟。正是这种原因形成了简斋诗风慷慨雄浑的特征，而他诗歌中喷薄而出的刚健雄豪的奇壮之气，又孕育出一种具有阳刚之美的气格。

⒉清平诗风的深化

简斋人生后一阶段的第一个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一方面我们已经体察到这一时期简斋诗歌中沉郁的忧国之情，另一个方面，这一时期其诗歌中又有着许多喜山乐水、清淡平远的作品，这不但是前一阶段简斋清平诗风的延续，而且还有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表现之一诗作中增添了难解的愁情。如下列诗作：

《独立》

篱门一徙倚，今夜天星繁。

独立人世外，唯闻涧水喧。

丛薄凝露气，群峰带春昏。

偷生亦聊尔，难与众人言。

诗中可见简斋依然以山水自然景观作为赋咏的题材，而且意境静寂幽远，但是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动荡的生活使他有偷生苟活之感，家国之忧使他悲愤难平，这些都在诗歌中真切可见。这种新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简斋主观上努力摆脱心中的愁绪。

可以说简斋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一直把恣情于自然山水间作为喘息停泊的驿站，躲避暴风骤雨的港湾，这是宋代淡泊自适、明心见性的士人精神对其影响的结果，也是其孤高内向的性格使然。

既然这种雄浑与清平的风格，这种气格高昂、韵味悠长的美的特质平衡共生在简斋的诗歌当中，并且成为简斋新体最主要的诗体特征，那么这两种相对的风格、相对的美就可能在制衡中融合统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简斋后一个阶段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这种倾向。

简斋生长在南北宋之交风云变幻的时代，适逢诗坛江西诗派趋变的阶段，历史赋予他施展才华的独特空间。简斋及“简斋新体”诗光耀于诗坛，不仅在当时即有很高声望，而且对后世影响巨大。

政和三年（公元1113 ），简斋步入诗坛，此时北宋末年的名公宿老如苏轼、陈师道、黄庭坚、晁补之、苏辙已先后去世，当时诗坛虽有吕本中、曾几及其他江西派诗人，但整个诗坛较为沉寂。简斋在北宋末期诗坛颇有声名，初为学官之时“居馆下，辞章一出，名动京师，诸贵要争客之”（《陈公资政墓志铭》）后来，又因其墨梅诗见赏于徽宗，屡次被擢升进爵，可以说简斋是北宋末期诗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简斋的诗歌创作，其语言特色、对仗特征、风格取向、审美趣尚与以黄陈为代表的江西诗风明显不同，自成一家。不过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黄陈所代表的诗风是江西诗派的正体，江西派诗人虽然在北宋的文化思潮和诗学观念的发展变化中统一在“宗杜”的大旗下，但是在诗歌创作中各有特色，而且早在形成之初就蕴含着趋变的动向。《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所列诗人的诗歌风格

并不完全与以黄陈为代表的典型诗风相一致，总体说来其趋向约有三端：一以三洪、李彭、王直方为代表，表现为对江西成法的墨守；一以潘大临、晁冲之、韩驹为代表，诗歌趋于奇丽圆活；一以徐俯、二谢为代表，诗歌趋于轻逸自然。而且江西诗法趋于“定法”之时，吕本中、徐俯、韩驹等人所提倡的“活法”之说，正是针对江西诗派流弊，力图另辟蹊径，为诗歌创作再谋新途而提出的。简斋在诗风形成的过程中，同样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与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不过简斋的“新变”继江西诗派中人趋变的余绪而独具特色。南渡初期诗坛以吕本中、曾几陈、简斋为代表，他们同为深受江西诗法影响的作家，南渡之后诗歌诗歌创作皆有所变。吕本中在创作中努力实现其“活法”、“悟入”的理论，其诗风显示出流动圆活的特色。曾几诗作主要表现日常生活题材，漫吟遣兴，情感平淡冲和，诗风清新平易，不同于江西诗派的生涩奥峭。南渡之后，吕曾二人的诗作中也都有反映社会巨变、愤切国事的篇什。“简斋新体”同是在当时江西诗派的趋变潮流中逐渐定型完成的，不过相比较而言，简斋在走向自然、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较之吕本中曾几取得的成就更大。在学杜方面，简斋在精神气骨上与杜甫更为接近，这是任何一位江西诗人莫可比肩的。简斋在社会巨变的磨砺之中独树一帜，推动了当时的诗歌发展，也为后来的诗家如陆游、杨万里等的诗歌创作开辟了途径。因而，简斋的创作前绍江西诗派余绪，后开南宋爱国诗的先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可以说简斋是南渡初期诗坛最杰出的诗人。简斋诗歌成就的取得源于他的不断探索，破旧立新，自成一家，这也是“简斋新体”的价值所在。“简斋新体”以其多姿多彩的独特面目，树立起南宋初期诗坛的一座丰碑，对后世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