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
财政收入构成
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而财政盈余意味着将一部分社会总需求冻结不用,从而达到压缩社会总需求的目的。实现财政盈余,一方面要增加
税收,另一方面要尽量压缩支出。如果增加
税收的同时
支出也相应地增加,就不可能有
财政盈余,增加
税收得以压缩
社会总需求的效应,就会被增加支出的扩张社会总需求的效应所抵消。
政策的松紧
交替是指一个时期实行扩张性政策,一个时期实行紧缩性政策,二者
交替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继承者,将凯恩斯的短期
静态分析发展成为长期
动态分析,提出
补偿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
财政政策的首要问题不是谋求
收支平衡,而是当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出现
差额时,如何通过
财政收支安排来弥补这个
差额,使经济的运行恢复平衡状态。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始终处于危机状态,而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
财政政策不能永远以扩张为基调,应根据经济的周期波动交替使用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萧条时期政府应减少
税收,增加支出,实行
赤字政策;繁荣时期政府应增加税收,压缩支出,实行盈余政策,而且盈余应加以冻结,以备萧条时期使用。
凯恩斯主义还强调财政的
自动稳定器作用。如实行累进所得税,当
经济萧条时,总收入下降,
税收收入也自动下降,成为增加
社会需求并缓解经济萧条的一种自动调节手段;
经济膨胀时,总收入上升,税收收入也自动上升,又成为控制社会需求并缓解经济膨胀的一种自动调节手段。政府的
转移支出具有同样的作用。
政策的松紧搭配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政策的相互配合松紧搭配可以是
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也可以是财政政策内部各种财政手段之间的配合。如美国R.W.里根在总统任期内(1981~1989),实行高
利率的
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对付
通货膨胀。在
财政政策上一方面实行减税和高赤字的扩张政策,一方面又压缩社会性支出,也是松中有紧。
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1~1965) 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比例失调和混乱局面。主要紧缩措施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精减职工,减少国家工资支出;对
预算外资金实行“纳、减、管”,增加预算内收入;加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在实行紧缩措施的同时,还采取了有力的增产措施,增加
有效供给,如加强财政对农业的支援并减轻农民负担,调整
投资结构从而增加农业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的潜力等。经过五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63~
1965年间
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
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7%,各项经济指标恢复到或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3~1957)的最好水平。
1989年,中国针对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深层问题,提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继续控制
社会总需求,坚持财政、信贷的双紧政策,实现社会供求总量平衡。在财政方面的主要措施是:加强
税收征管,特别是加强对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依法征税工作;严格清理和控制税收的减免优惠;逐步将一部分
预算外资金转入预算内,逐步提高
财政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当增加国防费、重点建设基金、农业、教育科学事业的投入,并保证国家债务的还本付息,对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作不同程度的压缩;坚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控制社会投资总规模,调整
投资结构等。当
社会总需求与
总供给大体平衡以后,财政上则转向紧中有松的搭配政策。一方面,通过加强
税收征管、调节
预算外资金、向居民和企业发行国库券和控制预算支出规模等措施,继续控制
总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支农支出,保证重点建设投资,增加教育和科技支出等措施,促进
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
有效供给。
美国自冷战结束之后开始进入慢性紧缩时代,扩张
信贷、发展次贷,工业化预算每年都超支,因此必须要大量发行
国债,而中国现在是
美国国债的最大量级持有国,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的财政一旦收紧预算,出现“去工业化”,那么金融领域的风险就会随之增大,但美国聪明就聪明在这里,仅仅以雷曼倒闭为代价开始了进入中性紧缩时代,先是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但美国却几乎毫发未伤,紧接着是全球
货币竞争大败
欧元,然后是加大量向中国出售国债和
次级债券,然后是奥巴马签署金融改革,之后就很容易预见了,因为中性紧缩会导致原本的
利多行业被
做空,而未来的
多头会是农业和环境以及各种原生态资源,而
空头的损失就这样轻易的被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买单,这样一来美国不仅实现了低成本转型 中国也会遇到大麻烦,因为我们没有次级金融的支撑,在去工业化时代就必须继续走
工业化道路,其结果就是我们要拼命追赶但却永远无法赶上,这个过程会浪费掉我们绝大多数的资源储备,可结果却没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