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东征是指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过黄河，实行东征。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的前后，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对华的侵略，步步加紧。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在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达成了《秦土协定》《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本特务潜入中国察哈尔省内偷绘地图，被驻军扣留后释放。日本以此为借口，进行武力威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压力，不仅撤掉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而且同意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由昌平到张北一线以北的中国军队退至察省西南部，解散一切排日的机构，由日本同意的部队维持察北部治安等。，把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的大部分控制权送于日本。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经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批准，又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复函形式达成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后不久，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日本以天津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为借口，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以武力相威胁。1935年6月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觉书”，限三日答复。经何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复函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为： 国民党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包括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内的一切日本指定的中国官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送给日本。

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中国大片领土的控制权，灭亡中国的凶焰更加嚣张起来。特别是日本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使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12月10日，北平各校实行总罢课。16日，学生与市民一起集会，反对成立冀察委员会。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杭州、西安、广州、济南、太原等各大城市的爱国学生、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工人、群众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在日本扩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国共两党的政策、策略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向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政府的屈服妥协政策，并组织全国反日的民众运动和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1933年初，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已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1935年8月1日，为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中央红军还在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开始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主要表现在： 1. 宣言不再强调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中国的危机，没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是突出了中日矛盾，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要“与一切对中国民众抗日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2. 宣言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担当抗日救国的重任，“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3. 宣言“呼吁各党派、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均应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很明显，这是已把抗日救国看作是当前高于一切的主要任务，而把解决国内阶级矛盾问题降至次要地位。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主张抗日的人士增多，要求抗日的呼声增高，就连一些国民党右派如张继、邹鲁、胡汉民等，也一反常态，表达了与蒋介石不同的态度。他们同声疾呼：“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宁愿挂红旗，不愿挂白旗”。《救国时报》第十三、第十四期合刊。有的甚至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进行讽辱。何香凝就曾送蒋一条罗裙，附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辈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并为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尚明轩： 《何香凝》，载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二卷，第7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紧接着，曾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老将军续范亭，于1935年12月26日，在中山陵哭祭孙中山后，剖腹自杀，留下《哭陵》诗一首：“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田为本： 《续范亭》，载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二卷，第8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一切都使蒋介石羞愧万分。

其实，蒋介石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也已感到难堪。他在1935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要求我河北党部去消，中央军队撤离河北，免冀于（于学忠）察宋（宋哲元）二主席之职，并派飞机任意侦察监视我军撤退之行动，十八日且飞到济南、徐州纵横盘旋威胁。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33—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9月间，对于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表示：“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中央周报》第378期，转引自张明楚等《在历史的漩流中》，第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19日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 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③《大公报》西安分馆编： 《领袖抗战建国文献全集》，第99页，1939年印。这反映他尚未放弃对日妥协的思想。但他还说： 这种忍耐是“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以互惠平等为原则”，“否则即当听命于党国，下最后决心”，对日一战。③《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提法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程思远主编：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重要会议及文献》下卷，第3613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说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较过去的不抵抗主义已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但是，蒋介石仍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是出现了政策上的二重性： 一方面，从1935年下半年起，数次派人设法与共产党人接触，传达希望与中共谈判的信息，并在1935年12月派董健吾等进入陕北苏区瓦窑堡，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开始进行秘密谈判；另一方面，却仍坚持“剿共”。1935年10月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上万人，仅毛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 节 截堵，必可歼灭。”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409页，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印。就是因此，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所以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放弃反蒋抗日的号召。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实现政治策略的转变和制定军事战略方针，中共中央自1935年12月17日起，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为期近十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总任务下，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根据这一方针，红一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向山西和绥远发展，以打通抗日的路线和巩固、扩大苏区；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应在战略上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长江南北的游击队应在民族战争的号召下努力恢复和发展游击战争；并在一切省份，特别是日本占领区和日本操纵下的所谓“自治区”发动和发展游击战争。会议还充分肯定并重申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一切标志着红军正从土地革命开始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1.3万人，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东征作战。

当晚发起渡河战斗，至21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约50公里的地段同时渡过黄河，至23日，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塘马各镇，完全控制了各渡口。阎锡山为阻止红军的进攻，一面请求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从各地调集部队，编为四个纵队，于3月4日开始，分路向红军进行防堵和反击。红一方面军决定以一部兵力钳制其第一、第四纵队，集中主力歼击其第二、第三纵队。3月10日，红军在石楼以南歼敌一部，在关上村将敌第二、第三纵队击溃，并歼其一个团，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与此同时，留在黄河西岸的红二十八军，乘入陕晋军东撤之机，进占了宋家川、吴堡等地，收复了陕甘苏区被敌占领的部分地区。

蒋介石所派援晋的11个师，这时已开始陆续地进入山西。3月下旬，进入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编为第五、第六、第七纵队，陈诚任“剿共”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晋各军，围攻红一方面军。4月12日，红军在师庄地区歼敌第六十六师1个团又1个炮兵营，俘敌团长以下官兵600多人。15日攻克吉县，全歼守敌，俘敌300多人。红二十八军在进攻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时，各路敌军从各个方面进攻红军，企图压迫红一方面军于黄河以东的狭小地区而加以歼灭。蒋介石还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进攻红军的战略后方并封锁黄河。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同时防止内战扩大，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决定适时结束东征。5月5日，红军全部撤回黄河以西地区。

东征战役历时75天，红军共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多人，并迫使“进剿”陕北红军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同时，红军还扩充新战士8000多人，在山西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东征期间，共产党还对国民党军驻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展开了统战工作，达成了军事行动上一定程度的谅解。

红军东征军撤回河西的当天，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并“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请“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26—5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但是蒋介石无视中共的这一倡议，仍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他调集16个师又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进攻。当时的部署是： 中央军和晋绥军在苏区的东、北方，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苏区的南方，马鸿逵、马鸿宾军在苏区西方。在包围苏区的国民党军中，反共坚决的蒋、阎军是主力；东北军、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红军初步建立了秘密统战关系，其广大官兵倾向抗日，不愿与红军打内战；宁夏“两马”虽反共坚决，但防区大，兵力分散，比较而言，是薄弱部位。

为了保卫西北，巩固和发展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并求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中央军委于5月18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1.3万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打击“两马”部队，创建陕甘宁三省边境根据地，以其他红军钳制蒋阎军和策应西征。

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西进。毛泽东于5月26日致电彭德怀，在执行西征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军事科学院编：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13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月1日在曲子战斗中，迫敌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第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率其特务连150多人投降；2日，在马家岭附近击溃敌第三十五师1个营；3日，全歼敌第三十五师6个步兵营、2个骑兵营，俘敌1100多人。至13日，西方野战军已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6月21日攻占盐池，全歼守军马鸿逵2个骑兵连和民团200余人；27日攻占豫旺（预旺）县城，歼敌2个连，俘敌280多人。

战斗至7月底，西方野战军在两个多月中，除杀伤大量敌人外，还俘获人、枪各2000多，战马500多匹，并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之役，是党史军史分量颇重的一段史实，整个战役从开始到结束，从战役的决策和军事特别是政治准备、实施前抢占战略要点、及时调整和有效实施的灵活策略等等各方面来说，目的明确、主题突出、措施得当、环环紧扣，堪称现代政治史、军事史和战役战斗史的经典杰作。对于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军事战略、政治技巧经历长征后的变化与成熟，具有相当的价值。 一、东征建议的争论

东征的构思和建议是由毛泽东提出的。

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与会人员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处境的认识基本一致——虽然已经在陕北建立起一块稳固的立足点，不过也仅此而已。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弱，给养不足，地盘太小，急需扩充发展。在直罗镇战役后，部队虽发展到有1万多人，但与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关太大，亟待扩充兵员，而在当地招募兵员尚属艰难；行政区划虽建立了两个省、两个特区，还有六个军区，表面上看可说地域广阔，但实际上能够稳固的苏区面积仍然狭小；再加上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粮食缺乏、经济落后，且受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围困，不可能找到足够的物质给养。因此，不利于红军长期在此坚持斗争。

大家对周边形势的分析虽然基本一致，都强调红军需要向外发展，不发展不能生存。但向哪个方向发展、何时去发展，却有不同想法，提出了不同方案，领导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北上宁夏、然后东进绥远抗日前线；另一种意见是主张将战略重点放在陕南；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宜马上向外发展，以巩固一段时间为好。

彭德怀是反对毛泽东的东征建议的其中一员。老于军旅生涯的彭德怀认为，要打仗，部队就需要衣服、子弹和银元；也需要物质给养，更需要补充兵员。毛泽东此时的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了，彭德怀没有敢再直接顶撞毛泽东，只是婉转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西后方根据地被敌人占领，黄河被切断，红军将不能保证返回根据地该怎么办？这些问题，也是大家所担心的常识性问题。彭德怀提醒毛泽东铭记长征时的艰难困苦和深刻教训。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说保证？我什么事也不能保证！”毛泽东宣布亲自领导东征，将党和政府的后方工作留给周恩来、王稼祥和博古去干。

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争论，这个时期对形势的客观分析，较之以前攻打长沙等等战役来说，明显进了一大步。这个争论也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相似条件下的贵州、四川无法站稳脚跟，而在陕北却能顺利立足并且能够发动如此大规模和大胆创意的东征？

为什么要坚持东征

根据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军事决议，1936年1月1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他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观点。此前他已经讲过：目前全国形势处在大变前夜，抗日运动高涨，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乏，这一特定环境决定了我们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应当以发展求，尽快扩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打阎锡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即他同日本人早订有“共同防共”的密约。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在政治上站得住。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直接对日作战，把国内战争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这样还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绩。

毛泽东作了进一步分析，阎锡山虽然拥有10万晋绥军，但分布很散、兵力不集中，与红军没交过手，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老巢，可以迫使他调回入陕的晋绥军，缓解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威胁。此外，山西人多物丰，对于扩大红军、解决给养也十分有利。在1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去，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基本军事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他在瓦窑堡会议上说的六个月后打到山西去的想法，在这时已经大大将其提前了。

上面这些是桌面上的理由。我们再来尝试深入些研究。

从理论体系上说，一般史料所容易忽略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用列宁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革命意味着进攻。这是根本的问题之一。

更根本的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东征的必要性在于：消除因张国焘的分裂在中央领导人、红军指战员心中留下的阴影和疑虑，如果取得完全的胜利，则有望可以彻底肃清张国焘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强化毛泽东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权力。而张国焘在后来的政治竞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军事上的成败对于党内斗争的决定性影响，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这是毛、张政治上的成败因素之一。

而持反对意见的彭德怀毕竟只是军事上的将才，他更加无法准确理解毛泽东关于“只有通过发展才会达到巩固”的观点。

在一定意义上说，革命攻势的发动不仅源自于道义的力量，而且有着各种实际的缘由。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比军事领导人的彭德怀具有更深邃的眼光：通过率领部队在外成功作战，倒能加强本人在党内的权威。

三、前期准备和及时展开

瓦窑堡会议上虽然对东征建议有所争论，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得到了顺利通过，决议中已经基本明确了有些问题，会后已经在进行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1月上旬已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主力部队有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

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中央领导人的分工：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实际上周还是随军东征了。4月上旬才与张闻天等一起返回陕北）。这次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红军奉命秘密集结。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赴前线指挥东征。

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这个做法饶有意味。是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提醒起了作用，还是毛泽东从一开始的构思中就已经设计好的，目前无从考证。这种做法有几个好处：一方面避免了毛在前线打死打活，而政治上后院生变失火断了自己退路；另一方面也有随时准备另辟根据地的含意。这是毛泽东极其高明的一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经过长征的艰苦历炼和数次斗争，以及与张国焘的反复较量，政治技巧上已然炉火纯青。

在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前，红军先头部队已悄然抢渡黄河，占领了大部队渡河的战略据点，后续部队继续渡河并迅速展开。

2月上旬，毛泽东率红军东征总部机关到达清涧县的袁家沟。1936年2月17日，红军总指挥部发布名为《东征宣言》的公开告示，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成立，“红军将东渡黄河抵抗日本侵略军”。至宣言发表时，红军早已有15000人渡过黄河，深入山西。狡诈奸猾的阎锡山当然不会相信共产党的这些堂皇口号，必定视红军的行动为对他地盘的侵犯。但红军的宣言却对广大民众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布东征作战命令。20日晚，东征红军其余部队在绥德、清涧等县同时突破黄河天险。其后仅用了三、五天时间就控制了1800平方公里的地区，包围了石楼县城，消灭、击溃晋绥军5个团，缴获枪枝800多，俘敌1200余人。

四、战略战术和两次重要调整

先期出发的部队偷渡黄河后，先来到山西中部的孝义，在那里一分为三。这种战术也可以视为后来的八路军发展模式的前期试验。

红十五军团向东北方向进击，威逼山西省会太原。在阎锡山紧跟追击时，调头往晋西北移动，吸引敌军但避免直接交战，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保存实力、避免损失”是东征的最重要、最基本原则，否则政治上必将由主动迅速转化为被动。作为诱饵的红十五军团跑的路多，但所获极少。此事后述。

毛泽东、彭德怀率连同总部人员在内，从清涧县辛关过河到达石楼县，并迅速召开了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我们已进入阎锡山统治20多年的“白地”，要宣传发动群众，开展“赤化、扩红、筹款”三大任务。毛泽东随后来到交口县大麦郊，3月上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注意已经不是由张闻天主持而是由毛泽东本人主持了），分析渡河以来的时局变化，调整军事部署，决定在兑九峪地区重创阎军，打通红军东进的道路。但由于阎军兵力强大，达14个团之多，东征红军激战一天打败敌军3个团，其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部署虽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也是东征开始后歼敌最狠的一次战斗，而且当中更主要的重要意义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越来越灵活多变、切合实际。

兑九峪战斗后，3月下旬分别在4个村子陆续召开了八天的“晋西会议”，这也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战斗濒仍，会议地点不断变换，是党史军史上少有的流动性连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东征的战略方针。强调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这是对日作战的必要步骤。在战略上要大胆，战术上要谨慎，以多胜少，减少错误。（政治目的十分明确，军事手段就是为政治目的服务）。二是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讨论了加强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并就与张学良的谈判和与杨虎城的联系作出了决定。毛泽东以军事胜利巩固政治权威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同时统战工作取得突破进展，因此晋西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军行动。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周恩来等离开东征前方，于4月初回到瓦窑堡。

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则挥师南下，沿太原——同蒲铁路线进入到物产丰饶、人员稠密的晋南汾河流域。他们遇到的防守和抵抗很有限，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大量的钱、物、粮食、武器弹药和兵员补充。仅在晋南地区，红一军团就取得了40万银元，扩充兵员5000余人，得到大量的物资给养。

在东征途中，部队还沿途向农民分发粮食，宣传中共政策，并建立起地下党组织，留下枪枝弹药组建游击队，为以后播下革命的种子。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成功经验。八路军渡河后首选山西，大概这方面因素占了很大比重。

五、毛泽东在东征途中的风采

主要有两个细节。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件事，那就是红军东征渡河后兵分三路后毛泽东居中指挥的情况。

毛泽东、彭德怀居中指挥的一路，连同中央领导人和总部人员在内，是人数仅有500名的一个团，能够作战的官兵数都可以数得出来。这是一个大胆又极其冒险的做法，但安然无恙。我想，这可能是毛泽东特意向大家显示自己的气魄与胆略，以及极为高超的调动敌人的指挥艺术。而内心深处，可能更主要的是想以这种英雄气概与张国焘的优柔寡断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心中更地一步强化自己的伟大形象。毕竟，此时张国焘手上还掌握着数倍于己的军事力量。

第二件事是填写和传看《沁园春·雪》。

毛泽东到达黄河边时，在这里填写了著名的《沁园春·雪》一词。据当地党委和党史研究部门调查考证：2月5日毛泽东来到袁家沟，7日降下皑皑白雪。这是毛泽东初到陕北看见的第一场大雪。他骑马来到黄河边的高家洼塬，实地勘察黄河渡口。站在银装素裹的塬上，面对流速平缓的黄河，不禁诗兴涌动、豪情激动，写下《沁园春·雪》初稿。从这首词的内容以及写作时的情绪来看，毛泽东已经掌控大局的心情是十分舒畅和极度兴奋的。

在石楼县召开的渡河后首次干部会议上，据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将写就的《沁园春·雪》首次给干部们传看。这种举动是毛泽东喜悦心情的再次表白。联想起某老领导当年在陪同首长视察后的心情和表现，他也是将自己写的心得在干部传达大会上高声朗诵，大家一脸严肃，心中却是嘿然。当然两事不能简单类比，当年各级干部和指战员对毛泽东是十分崇敬的。

两者联系起来看，可以分析出毛泽东当时真是意气风发、挥洒自如。

六、全身而“退”

东征红军在山西境内的纵横驰骋，令阎锡山十分恐慌，蒋介石则乘机调遣中央军入晋。

4月上旬，蒋介石10个师、20万人陆续入晋，与阎锡山的晋军会合，企图从南、北、东将红军压缩在汾河以南、黄河以东的狭窄地带聚歼之，进而过河摧毁陕甘根据地。面对对方军事力量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回撤返陕。撤军当然还有一个好处：避免阎锡山因外敌过于强大而被迫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5月初，东征军经过5个渡口，在5天内全部西渡黄河回到陕北。2日，毛泽东、彭德怀从延川清水关古渡口渡河，张闻天、张浩等专程从瓦窑堡赶往港口迎接。时任总书记或称“负总责”的张闻天亲自去渡口，毛的领袖地位已不可撼动是板上钉钉了。

东征出发时的宣言，以及与班师有关的两个政治性声明，也是很有意思的措施，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前所述，前一个的《东征宣言》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而归途中的两份声明和宣言，则不单在群众中而且在城市的各阶层人士中产生效果，对中共此后的统战工作起了极好的宣传作用，也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并熟习运用高级政治技巧。

把部队撤回到黄河南岸前，中共中共和红军总指挥部1936年4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正的抗议——《中国人民抗日先遣支队关于民族的叛徒蒋介石、阎锡山阻挠东进反击日本、搔扰其后方的声明》，谴责蒋、阎阻拦红军抗日，明确表示不愿同自己的同胞火并。安全抵达陕北根据地后，5月5日又发表了《关于停战和谈联合抗日宣言》。

七、检点东征得失

这次东征历时75天。部队返回到陕北后，在相国寺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总结了这次东征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批评了自己的亲信在第一军团所犯的宗派主义错误，严厉批评他们无意支持其他红军部队尤其是红十五军团。毛泽东表现得大公无私、宽宏大量。他很清楚，这里对自己部队的批评对于巩固他在整个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是必要的。他同时也发动了一场进一步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有些红军军官和士兵背着抗日口号，一心只想着一路往东去，穿过山西去河北跟日本人打仗。这些过分关注对日作战的指战员，他们并不懂得“打通抗日路线”对毛泽东而言也许只是一种对外口号，而不是真正的目标。

毛泽东将东征战果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这是最重要的），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具体表现为：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炮20余门；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东部地区；红军扩充新兵8000多人，筹款40多万银元，并在入晋的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为尔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增加了对途经地区地形地貌和风俗民情的了解。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与军事上的伏笔，也为将来与阎锡山打交道、开展秘密谈判达成谅解、更进一步开展合作，打下了基础。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这种仗是必须打的，打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富于技巧。其后八路军将山西作为发展的首选之地，并取得巨大的成功，东征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东征所付出的最惨重代价，是刘志丹的牺牲。刘志丹的死颇为蹊跷。陆定一就在回忆录中说：刘志丹是黄埔军校士官生出身，很有军事素养，他应该知道在前沿站在毫无掩蔽的地方指挥作战是很危险的，为什么竟这样牺牲了，使我颇为不解。

对刘志丹的评价，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情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王明的题词（志丹陵内石碑）：“保安荒城角，扌不土志丹陵。百战身殉国，千秋骨亦馨。寒风创哨志，遗恨史留青。倚枕诗成泪，深思愧后生”。每每想起在建国后刘志丹亲属和后人的悲惨遭遇，心有戚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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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抗日反蒋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和战略方针，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批评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相应地调整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确定红军执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方针。根据上述方针，红一方面军第一步打击南、北两面之敌，巩固陕甘苏区；第二步进入山西作战，初步开辟晋西苏区；第三步，视情况转到绥远，直接对日作战。会议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量发挥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作用，长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应尽量恢复和发展，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在战略战术上，会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来主张，并赋予中央军委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瓦窑堡会议后，红军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进行不懈的斗争。红一方面军东征直罗镇战役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蒋介石的旨意下，部署于庆阳、酃县(今富县)、延安、洛川、宜川之线，阻止红军向南、西南方向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其弟15路军和第35师在宁夏、陇东地区，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84、第86师和晋军5个旅部署在绥德、横山、定边之线，阻止红军向北、东北方向发展，并“清剿”吴堡、神府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东面，由于有黄河天险，在晋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沿河线上，晋军只有3个多旅的兵力，虽然晋中、晋东和绥远尚有20个旅，但距离尚远，一时对红军构不成威胁。这个态势表明，红军东征的条件是有利的。

根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军委于12月24日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2月下旬向南进击，打击梆县、洛川地区的东北军，暂时制止了东北军的北犯；新成立的红28军等部组成的北路军，打击敌第86师，稳定了北方战线。与此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27万人，新组建红29军和6个独立营、10个基千游击队。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发动群众收集、赶制一批木船、皮筏，征集、训练一批船工；部队进行深入政治动员和战术技术训练；指挥员勘察渡河地点，拟制渡河计划。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保证了渡河的突然性。

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当时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清涧东部的河口和沟口一举渡河成功，到23日，控制了辛关到三交之间的全部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等重镇的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广大地区。山西军阀阎锡山为阻止红军前进，急调入陕的4个旅返回河东，会同原在晋西、晋中的10个多旅，在红军占领区的北、东、南三面设防。为打破敌军防堵，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向纵深发展进攻，27日前后越过吕梁山脉，占领水头、大麦郊、兑九峪(今兑镇)、三泉地区，歼敌两个团。从3月4日起，阎锡山一面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一面集中自己近14个旅的机动兵力，编成4个纵队，向红军反扑。10日，红1、红15军团各以部分兵力牵制敌之第1、第4纵队，集中主力打击敌之第2、第3纵队，在兑九峪一举将敌5个多旅全部击渍，巩固了占领地区。

从3月16日起，红一方面军实行分兵作战。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第81师(后合称右路军)由大麦郊出发，突破敌军汾河封锁线，迅速向南挺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和襄陵县城，破坏同蒲路100余里；红15军团主力(后称左路军)佯攻灵石县城，转兵北上岔口，派出部分兵力袭击晋祠，威胁太原，随后经娄烦进至曹家坡，歼敌两个多营，再转至康宁休整；新成立的红30军和红15军团1个多团、山西游击支队组成的中路军，积极活动于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配合左、右路军行动；留在陕北的红28军乘晋军东返之机，收复吴堡、神府苏区大部，并于3月底由黑峪口东渡黄河，同左路军会合，随后沿黄河东岸南移，4月14日进攻三交时，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代战争，领导过渭华起义，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副总指挥、红26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牺牲后，人民为了纪念他，将他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进入4月以后，蒋介石的“中央军”11个师陆续进入山西，和晋军一起，对红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红军在山西面临不利作战形势。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于5月5日全部西渡黄河，回到陕甘苏区，集中在延长、延川地区休整。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扩兵8000余人，等款30余万元，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