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4个“
世界读书日”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号召， 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发现阅读的乐趣。在信息社会，以数字、网络为主的21世纪，大学生阅读情况有什么变化？“世界读书日”前，我们在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发放了100份问卷进行调查。调查显示，61%的同学有定期阅读习惯，一半同学平均每月读1-3本书。
八成同学保持每天阅读或两三天阅读一次的习惯。每次阅读“1小时”或“1至3小时”的同学分别占到39%和47%，每天
阅读时间超过5小时的同学多来自大三。能每天阅读的人数百分比从大一至大三递增，可见同学们的阅读习惯有随年级增长而逐渐养成和固定下来的趋势。低年级同学阅读多源于兴趣，高年级以填补知识和技能为主，
在调查中，当问及“阅读目的”时，选择“兴趣爱好”和“获取新知、提高修养”的分别占30%和22%。其中，低年级同学倾向于兴趣爱好，高年级同学多以“专业学习需要”、“填补知识和技能空缺”为阅读目的，休闲阅读人数几乎为零。20%同学选择时髦的“网读”。
在电子浪潮冲击下，53%的大学生仍以传统图书为主要阅读媒介。08级社工系一同学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喜欢打开书之后那种淡淡的油墨清香，高中时代最憧憬的大学景致之一，就是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读书。
有 20%的同学选择了时髦、省力的阅读方式——“网读”。虽然纸质图书仍是主流，但抽样调查可见，以图书为阅读媒介的趋势在下降。100名同学中，08级以阅读纸质图书为主的有27人，07级为18人，06级仅为15人。07级中文系一个同学说：“我们不去图书馆，通过网站的读书频道、
小说阅读网等，就能快捷地获得想要的书籍。”
教辅类图书的火热向我们传递出一个信息，就业、考研的激烈竞争，使同学们热衷于能够“立竿见影”的图书，这点在对英语教辅书上体现尤甚。单词宝典、新东方系列英语教辅，几乎成为每个同学的必备藏书；而GRE、雅思等一系列英语认证考试，被大学生看作是出国之前的“规定动作”；此外，
司法考试、
人力资源师等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使得教辅书籍异常盛行。
前段在网上看到署名戴煌的先生写的一篇有关
十月革命回忆的文章，读后久久难以平静。戴煌先生是从十六七岁参加革命并入党，从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援越抗法，从新四军文工团员到新华社记者一路走过来的一位红色老人。他那篇文章所讲之事比较杂碎，内中提及1985年胡耀邦曾派遣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率团访问西德的一些见闻，我以为颇富深意，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好好品味一下。
戴文介绍说，那次胡启立率领由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中联部的一位女部长组成的代表团，带着一位翻译和一位随行人员，前往西德，访问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想取参考经。当时隔离东、西德的柏林墙还存在，西德政府还在波恩。波恩有的报纸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胡耀邦的接班人胡启立率团访问我国。勃兰特宴请胡启立等人，不像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那样隆重豪华地宴请外宾，而是只在波恩大街上随便找了一家普普通通的饭店，而且还是围着一张餐桌等这桌顾客散去，等饭店服务人员撤去满桌的杯盘碗盏，刚刚铺上了一张干净的桌布，主客双方才围着桌子坐下。客人是五个人，主方也是五个人，连中国驻西德的大使也不请。餐桌上除了面包、水果、饮料、酒水之外，每人先喝了一小盆汤，各人再要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菜上来以后，各吃各，互不干扰。席间，勃兰特说，他们当时虽然不是执政党，但党内有的是钱，可是坚决不能挥霍浪费，否则人民看在眼里，肯定会影响日后的选举。第二天，在台上执政的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总理科尔，也请胡启立等人共进早餐。除了牛奶、面包、水果、饮料之外，主客双方每人只有两个荷包蛋。吃蛋时，科尔不小心碰破了自己盘中的荷包蛋，流出了很多蛋黄，他舍不得把盘子推向一旁，而是撕开一片面包擦了又擦往嘴里塞。盘子没擦净，他当着中国客人的面，端起盘子用舌头舔，直到盘子被舔得干干净净才作罢。戴煌说，当他从项南处得知这些情况后，曾写了两篇杂感，发表在《半月谈》上，引起许多读者的热议。这时间大约在八九十年代吧！那么，时过二十年后，我们获得多大进步了呢？戴煌先生在那篇文章结束时呼吁：要与“
十月革命”坚决一刀两断。空间，具有很大的便捷性。在以数字、网络为主的21世纪，将会有更多的读者倾向于网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