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鹏(1910-1946) 原名张会璇，又名张敬载，张西平。黑龙江巴彦人。1926年春考入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参加校刊编辑工作和读书会活动，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被派到兰州，担任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参与领导恢复和发展甘肃各地党的组织，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4月起担任中共甘肃省工委代理书记，全面负责省工委工作。1940年1月仍任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复杂危险的环境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6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审讯时义正词严地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反动行为。在狱中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决不屈服。1941年春节曾组织同监难友越狱冲出，不幸被抓回。在长期关押期间，他坚贞不屈，继续组织难友采取各种形式坚持斗争。1946年2月25日在兰州大沙坪慷慨就义，英年36岁。

1910年生于巴彦县兴隆镇大房身屯一户殷实的家庭。1926年春去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出于对宋代哲学家、思想家张载的敬慕，改名为张 敬载。上个世纪30年代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为张西平。罗云鹏是他被中共中央派到兰州任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后开始使用的化名。

1926年夏天，罗云鹏离开家乡兴隆镇来到天津后，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才华，经过近半年的复习，于同年冬考入中外闻名的南开中学初中一年级插班学习。在南开中学， 他在共产党员林枫（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的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曾任南开中学学生会执委会主席，是同学们公认的学生领袖。1931年“9·18”事变后，罗云鹏在南开学生南下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作为 学生代表，他曾当面向监察院院长于佑任陈述了要求政府一致对外抗日的要求。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

1932年夏季，罗云鹏从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以学生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西平，担任反帝大同盟天津市委党团书记。同年7月， 中国反帝大同盟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在中国共产党江西中央根据地召开后，天津党 组织派罗云鹏作为天津市反帝大同盟的代表前往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入江西参加会议。罗云鹏来到上海，按约定的暗号和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后，等待着向导的到来。因为当时正是江西中共根据地军民投入反击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 “围剿”的时候，而且进入中央根据地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所以原定的反帝大同盟大会被迫取消。因此，罗云鹏在上海滞留一个多月后，按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天津。

罗云鹏从上海回到天津后不久，就被调到中共天津市委军委工作。一个多月后，又被调到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时隔不久被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任命为中 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就这样22岁的共产党员罗云鹏以满腔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河北省委林枫等同志的领导下，全身心地从事着革命工作。1932年冬，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所在地一处民房突然被敌人破坏，并逮捕了住在 这里的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和其妻子。不知情况有变的罗云鹏在第二天按照原计划前去给组织部长送经费时不幸被捕，后被关押到天津军法处监狱。在狱中无论敌人对他怎样审讯，罗云鹏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南开中学刚毕业的学生，是托朋友找工作不料走错了门被抓进来的。因为被捕的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没有叛变，又没有别的证据证明罗云鹏是共产党员，所以敌人只能把罗云鹏暂时关押在狱中。罗云鹏被捕后，他的正在北平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的同乡李时雨（共产党员）马上找到同学王文忠，由王文忠通过在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公馆工作的哥哥疏通了天津警备司令，加上得到消息赶到天津的罗云鹏的父亲张玉君和五叔张玉勤花钱活动，到1933年春罗云鹏被“保释出狱，由家长领回教育”。罗云鹏出狱后，因为接不上组织关系，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只得随父亲和五叔乘火车从天津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在久别的家乡暂避了一段时间后，罗云鹏于1933年初夏又从家乡来到天津。因在天津无法找到党组织，就辗转到北平，考入党的早期活动家，“一大”代表李达任主任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学习。在学习期间罗云鹏同一位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志相遇后，因为罗云鹏在中共天津市委工作时就同这位同志有过接触，这位同志也知道罗云鹏被捕的情况和被捕后的表现，组织上也已经查清，所以得以恢复党组织关系，并被安排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就这样罗云鹏就在北平一面读书，一面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5年“12·9”学生运动爆发后，罗云鹏参加了这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1936年的夏秋之交，他又根据中共中 央北方局的指示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担任组织干事，为全国救亡工作东奔西忙。罗云鹏在上海工作了3个多月后的一天，当他到码头送材料 返回住处时，在路上和一个远房亲戚不期而遇。这个在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当小头目的亲戚，对罗云鹏是共产党已经早有耳闻，于是就对罗云鹏盘问起来。罗云鹏为了摆脱盘问，就告诉他说：是从天津来上海找朋友找工作的，因为没有找到朋友，只好坐下一班船回塘沽。特务亲戚听了罗云鹏的话，又见他衣着简朴，手拎提包，很像出门在外的人，而且还知道再过半小时确实有一艘开往天津塘沽的客船，虽然相信了罗云鹏说的话，但却还是有点不托底，于是就对罗云鹏说：现在到处都不安全，我派一个兄弟送你一程吧。在这样的情况下，罗云鹏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组织机密，只能买了去塘沽的船票，跟着特务亲戚派的人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客船。

罗云鹏回到北平后，党组织决定不派他再去上海，留在北平参加中共北平市委学委工作，领导学生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罗云鹏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离开北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8月，罗云鹏到达延安后，先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被派到陕北公学任生活副指导员。此间，由于他感到自己对白区地下工作十分熟悉，在那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登记表中的“对自己今后工作的意见”一栏里，填写了“去白区作党的工作”。就这样中共中央决定派罗云鹏去兰州，担任就要成立的中共甘肃工委的副书记。

1938年初，当时化名“张西平”的罗云鹏受党的派遣，告别了延安，途经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稍事休息后，就踏上了前往甘肃兰州的征途。三天后，罗云鹏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古称“金城”的兰州。按照在延安的安排，罗云鹏来 到兰州南滩街54号，走进墙上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肃办事处”牌 子的一处公馆。在这里罗云鹏受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的热情接待。几天以后罗云鹏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当时化 名孙新华，以报社记者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进行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职）见面。接着被安排住在一个叫罗实扬的同志家里。罗实扬在中共甘肃工委负责学运工作，公开身份是甘肃学院的学生。因为当时兰州的流亡学生很多，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组织上就让罗云鹏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为了和罗实扬以兄弟相称，还让他起一个化名。于是，当时化名为张西平的罗云鹏就说：“就叫罗云鹏吧！凌云壮志的云，大鹏鸟的鹏。”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罗云鹏了解到甘肃的党员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虽然革命热情有余，但斗 争经验不足。因此，为了加强党员的理论教育和思想修养，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罗云鹏不但主编了党内刊物《党的生活》，还请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谢觉哉和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当 时化名吴寿泉。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等同志到党建训练班讲党史、上党课、讲马列主义理论。到兰州后罗云鹏和中共甘肃工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在谢觉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工人、城市劳动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组织各种进步的群众团体，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使甘肃的抗日救亡活动，很快就出现了一派大好的形势。在罗云鹏忘我的为党的事业工作的同时，孙作宾等同志对他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一次，当孙作 宾和谢觉哉及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谈起此事时，谢觉哉的意见是：给罗云鹏组织一个家庭，他们愿意结婚就结婚，不愿结婚就做假夫妻，掩护工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的王定国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合适的女同志，就是当时化名为张英的樊桂英。 樊桂英是山西安邑人，1937年在陕北安吴青训班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被分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一个月后到中共甘肃工委开展妇女工作，担任 妇女委员会的组织委员。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规定单身男女不得租住民房，只得以孙作宾的亲戚的身份住在孙作宾的家里。就这样1938年8月经党组织决定，罗云鹏和樊桂英一同搬到黄家园，住在一家湖北人开的油条铺子的后院，组成了“一个家庭”。这对“假夫妻”住到一起后，开始的时候虽然都感到有些不习惯，但为了 革命工作，都努力控制自己，以适应新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共同战斗的日子里，两个人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后，经组织批准，就正式结婚了。从此罗云鹏和樊桂英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真正成了生死与共的革命伴侣。

1939年春，罗云鹏和樊桂英一道来到天水开展工作，使原来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天水党组织和中共甘肃工委发生了直接联系，置于中共甘肃工委和中 共陕西省委的双重领导下。随后不久罗云鹏夫妇又前往徽县一带开展工作。1939年春夏之交，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被调回延安工作后，党中央决定由罗云鹏负责中共甘肃工委的全面工作。因此罗云鹏夫妇马 上返回兰州。回到兰州后经中共甘肃工委事务秘书赵子明（建国后曾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介绍，罗云鹏夫妇住在周家庄2号席维汉的院子里。此后为了便于工作，中共甘肃工委就在罗云鹏家中设立了办公机关，并由罗云鹏出面，和老实忠厚的席维汉合股筹办了一个石灰窑作为职业掩护，罗云鹏以石灰窑经理的身份公开活动。樊桂英因有孕在身不便外出，主要负责工委机关内部的事务。 1939年9月20日，罗云鹏的女儿俐丽降生后不久，罗云鹏接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要他去延安汇报工作。罗云鹏对家事稍作安排后，马上动身前往延安。罗云鹏到达延安后，先向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贾拓夫（建国后曾任国家计 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全面汇报了甘肃工委在组织、宣传、统战和学生运动等方面的工作，接着参加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专门研究甘肃工作的会议。这次会议使罗云鹏进一步认识了白区工作的特点，学到了不少在新形势下开展秘密工作的方法。回到兰州后罗云鹏马上召开了中共甘肃工委全体委员会议，传达汇报了延安之行的基本情况。会后，按照工委会议的决定，罗云鹏和工委的同志立刻分头深入基层传达会议精神，检查安排工作。

1940年1月，新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李铁轮（当时化名李云章。建国后曾任化工部规划院副院长等职）来到兰州，并以兰新公路局职员的身份住在河口。过了一 段时间后，中共甘肃工委决定于6月初在罗云鹏家中召开工委委员会议。6月4日，李铁轮和林亦青，（时任中共甘肃工委委员。1944年春，在大沙沟秘密监狱病饿 而终。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分别从河口和徽县来到罗云鹏的家中后，因考虑 到很快就要开会，就在罗云鹏家中住下了。想不到的是意外却在6日凌晨两点钟左右发生了。进行兰州全市户口大检查的警察突然闯进罗云鹏的家中，由于李铁 轮和林亦青没有申报临时户口，警察执意要把二人带走，因为罗云鹏再三申辩，结 果三个人都被抓走。第二天天刚亮，樊桂英安顿好俐丽，立即以送饭为借口赶到兰州警察第4分局去察看情况。当她看到夜里抓来的一些人都在院子里或坐着或站，只有罗云鹏等3人被关在1间屋子里，顿时就感到情况不妙。回到家中后马上就把工委机关保存的文件和材料统统销毁了。不出樊桂英所料，当天中午一些警察就来家里进行了搜查。7日下午樊桂英和仅8个月的俐丽及房东席维汉、罗云鹏的住房介绍人赵子明也被捕入狱。罗云鹏等人被捕后，一开始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后来在搜身时，罗云鹏帽子中的一张写着党员教育计划的纸条被敌人搜去后，敌人就知道罗云鹏是共 产党员了。但在以后的审讯中，敌人却指控罗云鹏等人是汉奸，并声称要严加惩处。罗云鹏认识到这是敌人的阴谋，只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才能挫败敌人 的阴谋。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次审讯时，罗云鹏向敌人庄严地宣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何罪之有？”不久罗云鹏等人被押送到兰州警察一分局看守所。在接下来的一次次审讯中，罗云鹏都和敌人进行 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的敌人对他施以坐老虎凳、压杠子、悬梁 棒打等酷刑时，他横眉冷对面无惧色，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一次审讯中，敌人拿出纸笔对他说：“如不怕死，你就签字。”他毫不犹豫地接 过纸笔，写下了“共产党员罗云鹏不畏牺牲”的豪言壮语。罗云鹏等人被捕后，党组 织立即设法营救。1940年7、8月间，王实先（时任中共甘肃工委青委书记。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等职）来到延安，向李富春报告了甘肃工委被破坏的详细经过 后，李富春当即给王实先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听了王实先的汇报 后，说他将向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电，通过这个途径试试看。1940年秋，罗云鹏等人被押送到兰州郊外沈家坡警察总局看守所关押。这座由破庙改建的监狱，由于牢房不多，罗云鹏等人被押送到这里后，除樊桂英母女被关在女牢外，罗云鹏、李铁轮、林亦青和赵子明4人只能关在一间牢房里。1941年2月（正月初五的晚上），经过十分秘密的精心准备，乘看守们喝得烂醉酣睡之后，罗云鹏等4人顺利越狱。但 遗憾的是，当走到孙家台（在现兰州市七里河区雷坛河西岸）碰上敌人的巡逻兵，4个人跑散后，虽然李铁轮和赵子明逃脱了，但罗云鹏和林亦青却不幸又一次被捕。被押回看守所后，罗云鹏虽然遭到了更残酷的拷打，并被戴上了24斤重的脚镣 子，但他仍然宁死不屈，不断地发动难友在狱中同敌人进行斗争。

1941年3月，罗云鹏、林亦青和樊桂英母女4人，被押送到兰州城内的甘肃省第二模范监狱。到这里不久罗云鹏便染上了严重的伤寒病，高烧不退，头发都脱光了。1941年4月，重病在身的罗云鹏和林亦青及樊桂英母女又被押送到远离兰州、民党甘肃省党部调统室设在大沙沟的秘密监狱。到这里不久罗云鹏严重的伤寒病在一无医药，二缺营养的恶劣条件下，竟奇迹般的地痊愈了。在以后长达5年多的狱中生活里，罗云鹏成立了以自己为首的狱中党小组，带领难友们不断地同敌人作斗争。

1946年2月27日夜里，罗云鹏和中共西北局交通线负责人胡润宝被惨无人道的敌人秘密活埋。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说：“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高呼“共产党万岁！”罗云鹏血洒兰州时，年仅36岁。需要说明的是：罗云鹏临刑前，将女儿罗俐丽的名字改为罗力立，并告诉她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不要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要充满力量地挺立于天地之间。1946年8月，因为敌人找不到樊桂英是共 产党员的确凿证据，便将樊桂英母女一同释放，出狱后樊桂英继续为党工作，建国后定居在山西运城。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罗云鹏，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名字和他忠贞不渝的光辉形象，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甘肃党史网评）

罗云鹏是甘肃早期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是铁骨铮铮的革命烈士。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立场坚定，不畏艰险，努力工作，特别在6年的狱中斗争中威武不屈，勇敢坚强，战斗不息，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徐晓君评）

为纪念罗云鹏及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解放后，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专门修建了罗云鹏烈士纪念亭，供人们瞻仰、怀念。

1983年，全国政协委员、谢觉哉夫人王定国为烈士题词：“烈士精神不死，金城永存英名”。

2020年12月底，在中共兰州市七里河区委组织下，由七里区委党史办公室主编，甘肃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原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范圣予和罗云鹏之女罗力立合著的《黄河在召唤——罗云鹏传》付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