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义，贵州省贵阳市人。全国著名农业生物化学家，教育家。192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农业化学系，先后在成都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9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8月17日安然与世长辞，享年95岁，安葬于贵州农学院桐木岭职工公墓。

1935年获文化基金会帮助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1937年获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副教授，西北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化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42年至1946年间，任中华农学会会报编辑委员、中国营养学会监事、中国科学社《科学》编辑委员、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理事等职。1947年任贵州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贵州农学院院长，贵州省第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贵州省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任委员，第四、五、六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常务委员；贵州省农业厅副厅长；中国化学会理事；卫生部营养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理事及贵州农学会理事长；贵州省科委副主任；贵州省科普协会主任委员；贵州省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理事；贵州生物化学学会理事长以及1997年新组建后的贵州大学名誉校长等职。

罗登义教授从事科学工作70余年，是我国著名农业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贵州大学名誉校长、一级教授。1906年4月15日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2000年8月17日病逝，享年95岁。他于1928年北京京师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成都大学和北平大学任教。1935年获中华文化基金会补助，留学美国明尼苏大学研究院，1937年获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同年，满怀爱国热情返回祖国，任北平大学农业化学系副教授。“七七”事变后，他怀着发展祖国农业的抱负，不顾个人安危离开沦陷区，先后在西北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化系任教授。1942年起，先后任中华农学会会报编委、中国营养学会监事、中国科学社《科学》编委、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等职。1947 年任贵州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

解放后，1954年院系调整，即任贵州农业学院院长。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普协会委员、中国农学会理事及贵州省农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贵州省分院院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部营养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科协主席、农林厅副厅长、科委副主任、科普和科联主委、贵州生物化学会理事长、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历任贵州省政协第一至第五届委员；全国与贵州省人大第一至第六届代表；1980年被选为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他研究华北贫苦工农赖以生存的高梁、小米、黑小豆、莜麦、玉米等杂粮，大学毕业论文就是《高梁蛋白质之研究》。发现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种类不全，营养价值不高。但动物试验证明黑小豆与黄小米、黑小豆与糜子米混合食用，氨基酸变为配搭齐全，蛋白质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作用，使营养价值大大增高。这对于改进工农大众的蛋白质营养寻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1942～1946年间，他曾利用微量化学药物处理栽培蔬菜，计有辣椒、豌豆、番茄、莴笋、白菜、油菜等，作增进其维生素生成之探索，前后共作田圃栽培试验16组。得到的结果是在植物代谢中，镍、锌对于维生素C、P及胡萝卜素的生成皆确具有促进的功能。

1942～1945年间，他从事170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分析，发现刺梨含维生素C特别丰富，在每百克果肉中，含2054～2729mg，平均含量为2391mg，较四川广柑中者约高50倍，比綦江红桔中者约高100倍，比梨子苹果中者约高500倍，就是闻名世界的猕猴桃，含量也只有它的1/9而已。其次，在160多种试品中，就维生素P含量而言，刺梨中者也特别优裕，每百克中含5981～12895mg不等，较之柑桔类高120倍，比蔬菜类约高150倍。

1963年，他受国家科委、农业部委托在贵州农学院建立生化营养研究室，并兼任室主任，是后更名为生化营养研究所，1992年该所成为贵州省重点生化学科单位。重点方向为食品生化及检测技术；天然产物化学即生物活性成分与分离技术。先后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22项，其中谷物淀粉化学、刺梨生化成分及防癌抗衰老动物实验、银杏第四代GBE及高纯度萜内酯生产、GBE脱银杏酸技术等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罗登义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生化营养所的建设和发展。在重视提高学术水平的同时，十分强调从国内农业科学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坚持面向生产为社会服务。完成了省内外农副产品、生物资源等15万余项目分析测试工作，建立和改进分析测试方法100余种。利用该所人才、设备及技术优势，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多功能、通用性的中试生产基地，规模化生产国内领先或填补空白的银杏深加工升级换代，高科技生物药、保健食品及功能性化妆品的中间体产品。实现了产学研一体化，促进了学科的发展。罗登义教授为我国农业生物化学和营养学所作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罗登义教授1906年4月15日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一个自由职业家庭。1923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成都大学和北平大学任教。1935年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获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时年正值民国政府政治腐败，神州大地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的时候，他断然拒绝导师的挽留，放弃了留美的优越条件和优厚待遇，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毅然返回祖国，到北平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他不当亡国奴，不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冒着生命危险，与夫人一道乔装商人南下，几经辗转先后到西北农学院、浙江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47年被贵州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兼农学院院长。同年，联合国在我国选中了既懂农业又懂生物化学的罗登义教授，通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聘请他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担任顾问，由于报效祖国的心愿尚未实现，于是他婉言拒聘，再次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仍然留在国内艰苦的教学、科研岗位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召其回校。接管贵州大学的军代表对他说，新中国成立了，大学里不再设客座教授，而且贵州刚解放，急需人才建设贵州，对他诚挚地予以挽留。考虑到贵州是家乡，留下来建设家乡也是自己的心愿，罗登义教授就没有要求返回浙江大学了。

中国科学院建立后，又要调他赴北京工作。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任书记的苏振华将军再次挽留他。罗登义教授想到多年来为了报效祖国，经历了许多困苦磨难，俗话说：“爱乡即爱国”，留在家乡工作也是为祖国而工作，于是他再次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数十载春秋，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家乡，直至2000年8月17日辞世并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上。他曾作诗《家乡恋》以言心志：“生我育我好贵州，气候温和，山水清幽。地下蕴藏丰富有，金碗叫化，愚者蠢忧。勤劳人民应振奋，智力开发，兴工兴农。雄心壮志岂能休，暂时穷困，何惧何愁。”

罗登义教授长期从事生物化学、营养化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营养学家。他从事教育、科研工作70余年，一贯主张“科研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自1928年始，他研究的课题全部是大众食物的营养问题。他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是根据当时国穷民困，百姓食不果腹，身体素质极差而确定的。抗日战争时期，他随浙江大学迁到了湄潭县。罗登义教授除担任三门课的讲授外，还抓紧时间进行生物营养的科学研究，而湄潭丰富的野生资源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对象。浙江大学在湄潭办了6年，正是这6年，他在生化营养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在对170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的分析中，发现了刺梨含丙种维生素特别丰富，进而对刺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前后发表论文近十篇。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有关科学家的关注，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特别将刺梨称为“登义果”。几十年来，罗登义教授研究的食物品种众多，研究的地域遍及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至1984年止，以中、英文发表的科研论文共计58篇，专著7本，另有近百篇文章发表在《科学》、《学艺》、《东方杂志》、《自然界》、《化学》等刊物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科研会议，研究全国科研规划。罗登义教授当时在农化组，可是园艺组的科学家们一致提出，全国水果营养品质研究分析的任务，非罗登义教授莫属。1963年，在国家科委、农业部和贵州省政府的支持下，罗登义教授在贵州农学院建立生物化学研究室，不久又建立了基础生化、动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为贵州建立了农业生物化学研究基地。后来生化营养研究室又扩建成研究所，既出研究成果，又培养了人才，实现了产学研一体化，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罗登义教授的研究成果开创了我国营养学研究，特别是食物中微量元素研究的先河，为改善国民的食物结构、食物品种搭配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项有益的工作，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罗登义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为贵州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忘我工作。解放初期，作为贵州农学院的主要创始人和主要领导，罗登义教授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带领干部职工白手起家，从头开始，兴建校舍，购置设备，聘请教师，招收学生。他亲自开课，夜以继日，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为贵州农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罗登义教授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他主张把“艰苦奋斗，勤奋治学”作为学校的校训，强调“学校的主要活动应围绕教与学来进行，要保证教好学好。各方面的工作要有科学的执掌分工，走依法治校的道路。培养人才必须遵循教育客观规律，一定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他还主张“高等学校应办成理、工、医、农、文等在内的综合性大学，要精兵简政，后勤工作要社会化，大学的各项工作应以教学科研为主，教师必须是教学科研并重，两位一体。”

罗登义教授甘当人梯。为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使他们在科研道路上少走弯路，他除了亲自给学生、研究生授课，指导实习外，还著书立说，担任全国性多种刊物的编委、审稿人。1981年在他的指导下，创办了《贵州农学院学报》和《贵州农学院丛刊》两种学术刊物，《学报》登载新的科研成果，《丛刊》是登载科研课题下系统文章的专刊。两刊纵横交错即可将贵州农学院的科研全貌反映出来，横向可以看出科研的广度，纵向可以看出科研的深度。此举不但活跃了学术空气，还促进了科技交流。罗登义教授亲自担任《丛刊》主编，在短短的十年中，共编辑出版了《农业生化》、《马尾松》、《小麦育种》、《刺梨》等专刊18集，基本上将贵州农学院建院几十年来较成熟的科研成果全部编辑出版。此外，他还在贵州省科协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主编了《贵州科学进展》，汇集了贵州省内近60位各学科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计80多万字。这些成果激励着后来人在此基础上刻苦钻研，为贵州的科学事业争光。

罗登义教授无论是在担任贵州农学院院长期间，还是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省委主委、省科协主席等领导职务期间，都始终如一地关心、指导教学科研工作。他从事教育事业七十一年，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农林牧科技人才，学生遍及国内外，其中不乏知名人士。1997年，新贵州大学组建后，他担任名誉校长，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仍关心着学校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罗登义教授晚年曾在《自叙》诗中小结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坦诚抒怀：“忙忙碌碌数十秋，粉笔生涯，白云悠悠。少壮求知勤奋修，全力苦干，忘愁忘忧。成年寸心欲何求？科研工作，育才传流。一生志向岂能休，尽管白头，何惧白头。”

罗登义教授不仅具有学者风范，而且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他出生在旧中国，对社会的黑暗，外强的凌辱，民不聊生的境况深有感触。和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强烈期盼着中华的振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看到了曙光，他满腔热情地迎接贵州解放，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信共产主义，“听跟走”（听党的话，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了他的座右铭。他曾深情地写道：“是党给了我今天的成就和荣誉，我对党的信仰与追求始终不渝。”在他九十高龄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已任，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决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党和人民。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诲人不倦；他工作认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扎实细致；他襟怀坦白，公道正派，一身正气，勤奋为民；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2000年8月17日罗登义教授逝世，享年95岁。当我们参加罗登义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他遗体上的时候，不禁肃然起敬。党组织对他的一生的评价是“罗登义同志有坚强的党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勤奋简朴、清正廉洁、淡泊名利是罗老最为突出的品德和作风。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艰苦。早年在北平求学时，由于家庭接济有限，常写文投稿，获取微薄稿酬，以资补贴。成家立业后，生活仍然简朴。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都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他从不给组织添麻烦，对亲属及子女要求也很严。因工作需要，他在省人大和农学院各有一套住房，当省里下文规定领导干部只能有一套住房后，他立即将农学院的一套住房退还学校，学校考虑到罗登义教授情况特殊，劝他暂时不要退房，他婉言谢绝。国家规定工资达到800元以上者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每当发工资时，他就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先到税务局交税。晚年，罗登义教授虽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但他仍然一边处理公务一边照顾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的夫人，从不给组织添麻烦。更令人敬佩的是，罗登义教授逝世不到一个月，子女根据他的遗嘱，就将省人大分配的住房交回省人大，家具什物全送给保姆，除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女外，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句名言哲理深刻。罗登义教授正是这样的人，他高尚的人格有口皆碑，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今天缅怀罗登义教授，我们更能看到生命的意义，并从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像罗登义教授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罗登义教授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往事历历在目，今天缅怀他生前的业绩，颂扬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感他就如生他养他的贵州大山一样，外表朴实无华，内里却蕴藏了那么丰富的宝藏，使我们更加怀念他，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