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英（1890.11—1964.7）字怀伯。江西省南城县株良乡祥岗村人。著名的桥梁建筑专家。新中国建立后，罗英任华东交通部支前公路修建委员会总工程师。不久调任重工业部顾问工程师兼唐山工学院（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结构系教授。1953年应聘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时大桥负责人中，不少是茅以升、罗英的学生。罗英任人唯贤，大力支持新秀，在建桥工地，着力培训技术骨干，对建桥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

罗英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7岁进私塾，1908年进上海澄中学堂读书。他勤奋学习，品学兼优，1910年经学校保送为“庚子赔款”第一批公费留美学生。1911年，罗英与茅以升、郑华三人进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桥梁专业。

1917年罗英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鲁洛斯特纽约省铁路公司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工作。1919年回国，在河海专门学校任教，后去天津任津浦路养路主任，兼任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教授。1927年，曾参与设计监造京奉铁路沈阳皇姑屯机车厂。1927年，奉调入关，任北宁铁路山海关桥梁厂厂长。1932年，提升为北京铁路天津总局技术主任工程师。1933年，罗英应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茅以升的邀请，任该处总工程师，与茅以升共同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入海处潮头壁立，江底流沙将可承受桥墩压力的百层覆盖于水面以下40米深处，江潮流沙两大险阻使一些人以“钱塘江造桥”比喻“不可能成功的事”。在这样艰难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建造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国内尚无先例。茅以升称之为“八十一难”、“其间所历险阻难以尽述”。罗英与茅以升密切配合，提出新的设计方案，克服海潮冲刷、地质水文条件极差、资金短缺、工期紧迫等不利因素，发明“基础、桥礅、钢梁”三种工程同时施工的方法，使该工程达到工时最短（两年半），工款最少（合美金160万元，比铁道部顾问美国人的方案造价低33%）的良好效果。1935年4月正式开工后，罗英亲临工地指挥。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轰炸大桥工地。当时江中正桥桥墩还有一处尚未完工，墩上两孔钢梁无法安装。罗英会同茅以升率领工人，以大无畏为国献身精神，夜以继日加速施工。9月26日凌晨4时，第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驶过钱塘江，钱塘江造桥终于成功了！人群欢声雷动，相互祝贺，喜庆场面难以形容。11月16日，钱塘江公路桥通车。这是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

钱塘江桥建成后，1937年11月底，罗英调任湘桂铁路桂柳段测量总队长。1938年，提升为湘桂铁路桂南段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负责桂林至柳州铁路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桂柳线的关键工程柳州桥，原计划用钢筋混凝土墩台，并向国外订购了钢柿梁。由于广州、武汉沦陷，这批钢材末能运来。罗英匠心独运，提出利用从南海铁路拆下来的旧铁轨和基地拆下的单线铁路旧钢板梁拼建大桥。柳江落差大流速快，山洪暴发时一天可涨十余米，流速可达5″6米/秒。在这样的河道上用旧钢材建铁路桥，世无先例。以至大桥通车典礼时（1941年初），火车司机竟听信危言不敢驾车过桥。罗英亲自登上机车，机车厂厂长亲自驾驶火车驶过了大桥。中央政府交通部长称柳江桥是“外国人所从末敢造的桥”。

柳江桥建成后，罗英应桂林市建设局研究会邀请，设计建造了漓江桥。该桥因陋就简，上部用木结构，下面石砌墩台，基础牢实。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原基础改建为双曲拱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英为国家的桥梁建筑奔走四方。他先后担任北平第八区公路管理局局长，昆明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广州、重庆、成都等公路总局专门委员和副总局长。

罗英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任人唯贤，不徇私情，不阿识奉承，不趋炎附势，不肯加人日趋腐败的国民党。在昆明期间，国民党基层党部人员对罗英百般刁难排斥，甚至贴出“清算罗英”的标语。局内群众激于义愤，在标语“清”字前加“做官”二字，后加一逗号，把标语改成了“做官清，算罗英”！

罗英任人为贤，大力支持新秀，在建桥工地，着力培训技术骨干，对建桥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

1956年，罗英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罗英虽病魔缠身，仍挥笔撰书，写成《中国桥梁史料》初稿。

1959年，罗英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会上，周总理号召老一辈科学家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把成果和经验留给后人。罗英不顾病魔缠身，挥笔不已，数年间先后写成《中国桥梁史料》（后正式编成《中国桥梁技术史》）、《中国石桥》等著作，并着手编写《中国百拱桥研究》。在写完第4章（计分9章）后不幸因癌症于1964年7月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罗英逝世后，各界人士沉痛哀悼，上海市政协举行隆重公祭，周总理送来了花圈，赵祖康主祭，茅以升致悼词。

罗英作为中国近代桥梁建设事业开创者之一的业绩，永远为后人纪念；罗英爱国献身不谋私利的品德，永远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