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作战（Joint Operations）是指两个以上军兵种或两支以上军队的作战力量，在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下共同实施的作战。

联合作战的精髓是统一、凝聚和相互信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军事技术领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一系列以前难以想像的技术手段得以实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网络技术使得信息的实时共享和交换成为可能，为联合作战的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平台。到二次大战末期和越南战争时期，美军已经展示出高超的联合作战水平。尼米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等将领通过战场上的实战塑造了联合作战的原则，并且提供了经典的联合作战范例。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40年里，联合作战艺术却奇怪地遭到冷落，原因竟然就是一举结束二战的新军事技术革命的产物———原子弹。

由于对于核武器的迷信以及核军备竞赛带来的对核威胁的恐怖，美国军队曾经误以为美国不再需要训练有素的联合部队，而仅仅依靠核能力就能够赢得常规战争和制止核战争。冷战期间的这种思维使联合作战艺术停滞发展了达40年之久。直到海湾战争，联合作战在一个弱小并且军事思维停留在一战期间的军事对手面前突然显示出空前的威力。而在2001年的美军空袭阿富汗期间显示，联合作战重新得到美军的重视。

显然，21世纪初的联合作战样式的光芒都被集中在新的军事技术革命的产物上。除了战斧式巡航导弹、隐形轰炸机和激光制导炸弹这些武器，信息技术成为各国军方时髦的话题。

不可否认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又一次新军事技术革命。但这次革命会不会像原子弹一样再次遏制联合作战艺术的发展呢？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并非等同于联合作战，它只是为联合作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既然如此，让信息技术取代联合作战艺术显然是一个错误。根据军事历史的经验，现代的部队需要做的是将未来的军事技术革命都纳入联合作战艺术发展的轨道，而不是相反。

早在公元前480年，希腊为抵抗入侵波斯军队，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海湾（萨拉米湾海战）实施了陆海军联合作战。这次作战，虽然无法与现代意义的联合作战相媲美，但毕竟具备了联合作战的部分特征和基本属性，可以说是现代联合作战的雏形。

美军在1920年颁发的第一本联合作战条令《陆军和海军联合行动》（Joint Actions of the Army and Navy）中，首次提出了联合作战的概念。之后，美军对联合作战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将联合作战的属概念由“作战行动”放大为“军事行动”，使联合作战的应用范畴大大拓展。

1985年美军《作战术语与标号》明确，“联合作战行动是美国武装部队的两个或多个军种实施的以此作战行动”，1993年则修改为“美国军队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的统一军事行动”。这一变化表明，美军的军事力量运用，不论是军事接触、安全合作还是军事威慑行动，不论是危机反应、有限应急行动还是大规模作战行动，都统一纳入了联合作战的范畴。变化之二，就是联合形态由“军种力量联合”逐渐过渡到“联合部队联合”和“地域联合”。2011年版《联合作战纲要》明确，“联合作战是对由联合部队或按照指挥关系进行运用的各军种部队实施的军事行动的统称”。这标志着美军常态化联合作战指挥由战区级延伸到部队级，作战要素由传统领域拓展到新型领域，联合作战范畴由纯军事领域延伸到其他领域。

40～50年代，联合作战艺术在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和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手上得到登峰造极的发展。他们各自的经典战役———尼米兹指挥的冲绳战役和麦克阿瑟指挥的仁川登陆战都充分体现了联合作战的威力。在代号“冰山计划”的冲绳战役中，时任美国三军联合部队司令的尼米兹上将在征得美国联合参谋部同意的前提下扩大了自己的指挥权限，全盘指挥对重兵把守的冲绳岛的进攻。这就是联合作战的成功要素之一———统一指挥、职权划分明确。尼米兹本人就是层级原则的拥护者，他认为，各军种之间相互合作的程度与指挥梯队的数量成反比。尼米兹创立了以动态海、陆、空三军元素融合而成的流线型结构，使得作战组织更加扁平和更加高效，还改善了内部的沟通合作。

直到今日，他的统一指挥的思想还在发挥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今最受肯定的作战指挥结构———联合任务部队。而他提倡的协同配合的非线性效果也早已成为联合作战的标志性特点。

同样，麦克阿瑟将军的仁川登陆战也为今天的美军联合作战思想奠定了基础。在制定作战计划之初，麦克阿瑟认识到需要有一种新的联合指挥形式，用以协调和控制空中作战，并且化解之间的矛盾。他的这种“协调控制”思想实际上就是现代的“联合部队空中元素指挥”思想的前身。

在地面作战方面，麦克阿瑟认为最重要的是凝聚原则，需要达到平衡，以最大幅度地发挥打击力度。他相信，过多的师、兵团级的联合反而会破坏作战单位的凝聚力，降低效率，打击士气。于是这位个性鲜明的美军将领创立了一个联合作战单位———联合作战部队－7（JTF－7）。同时，身为联合部队司令的他还建立了统一指挥以及有效的统一计划、分散执行的机制。这些都是联合作战学说经久不衰的原则。

在二战末期，联合作战经过战争的考验，得到了人们的认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联合作战将成为以后美军作战的标准模式。他曾经预言说，“分散的地面、空中、海上作战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以后我们又被卷入战争的话，我们将会调动所有的元素，一次出动所有的军种。”但是他的预言落空了。

二战后期，美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这个重大的军事事务革命使二战得以迅速结束。但另一方面又对联合作战思想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原子弹的巨大成功令美国人相信，战略核轰炸是最重要的、能够一锤定音的作战方式。只要有了它，就可以赢得未来任何的常规或者核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更加坚定了美国发展能够进行核打击的战略空军的决心。空军被普遍视为美国抵抗苏联核武器的第一道防线，因此成为美军防御部署的重点。常规战争的地位一落千丈，军事拨款以核部队为优先考虑对象，原子弹和新成立的专门负责进行核轰炸的战略空军（SAC）成为国家的宠儿。

1949年，成立刚刚两年的美国战略空军获得了为数100亿美元的巨额拨款，比陆军或者海军都要多。要知道，就在几年前的二战期间，是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为击败日本和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那时候，航空部队只是分别隶属于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独立的美国空军还没有出现。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当时国防预算的70%竟然都被拨给战略空军部队！

毋庸置疑，在这种不正常的趋势下，美国军队的联合受到破坏，海军和陆军的地位作用受到广泛质疑。其中美国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就是众多质疑者中最活跃的一员。他强烈主张空军是核武器运输和战略轰炸的惟一有效手段，可悲的是，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认同。为此他后来从战略空军指挥部司令的位置被提拔到空军副参谋长，直至荣升美国空军参谋长。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美国海军和陆军也不得不开始走上核武器路线。美国海军在五角大楼里成立一个秘密的特别办公室OP－23。该办公室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领导（美国海军现役最先进的宙斯盾护卫舰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阿利·伯克”级），负责制定争夺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的计划。

1949年年底，美国各军种间斗争达到白热化，爆发了著名的“海军上将起义”事件（revolt of the admirals）。一些海军军官声称空军曾经试图破坏海军的飞行，企图借此削弱海军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这次事件最后以多名高级军官被撤职而收场，而军种间的斗争此后仍然持续了很多年，甚至导致了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的自杀。

至此，美国各军种间的联合荡然无存。从表面来看，核武器带来的技术变化导致联合观念受冷落。但究其根源，美国各军种之间狭隘的本位主义滋生，对军费的争夺才是使联合作战艺术发展停滞达4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上一轮的军事技术革命（RMA）、也就是原子弹的出现导致了联合作战思想的衰退，那么新一轮的信息技术又会怎样影响联合作战思想的命运呢？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子弹的出现带来的是“单一系统的军事技术革命”，而信息革命带来的则是“集合系统军事技术革命”。这个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网络中心战（network－centricwarfare），也就是“信息优先的作战思想。通过联网的传感器、决策人和射手达到共识、提高指挥速度、加快作战节奏、增大打击毁灭性、提高自身存活率，以及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同步。”

网络中心战争对现代战争产生了新的影响，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美军中央指挥部（U.S Central Command）指挥的阿富汗反恐战争。该指挥部的司令法兰克斯将军身处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湾（tampa）的总部，通过现代通讯技术与万里之外的战区接上线，从而指挥战事。

如果没有信息技术，法兰克斯只能大费周章，把总部搬到阿富汗才能获得当地的信息。而信息技术革命帮助他及其部下时刻掌握一个不成熟战区的现场情况。它在战区——战略级别上推动了指挥和控制的发展。这场战争表明，网络中心战争能够帮助进行正确的作战计划和创造性的联合部队部署，并且进一步推动联合作战艺术。

可以说，网络中心战争的每一个方面都与联合作战艺术的原则直接相连。“网络中心战”本身并不是军事事务革命，准确地说，他是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系统融合所导致的联合作战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