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Military），即军队事务，古称军务，是与一个国家及政权的国防之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务。有人认为，军事为政治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古代，军、政是分开的。比较正式的说法为，军事是一种政治延续。

指有关军旅或战争之事。

《史记·律书》：“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 唐柳宗元《祭李中丞文》：“发迹内史，参其军事。” 《东周列国志》第七回：“庄公大犒三军，临别与夷仲年、公子翚刑牲而盟：‘三国同患相恤。后有军事，各出兵车为助。如背此言，神明不宥。”

军事是内容极为丰富的复杂系统，是战争和国防等事项的集中体现，而且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军事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军事的要素、军事的特征、军事的任务、军事的作用等问题。

“军事”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早，其含义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通常以“兵”“兵事”表述与军事有关的内容。《周礼・夏官・司兵》中有“以待军事”和“军事，建车之五兵”等语；春秋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有“子有军事”之语。这些表述与现代意义的“军事”尚有区别。在现代条件下，用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实现特定政治目的和要求的军事手段逐渐增多，军事的内容和范围也随之扩展。军事的要素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表现为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武力进行的对抗性活动。在阶级社会，战争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人类社会出现过各种类型的战争。按社会形态分，有奴隶社会的战争、封建社会的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战争；按战争性质分，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按使用的兵器分，有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和信息化战争；按战争规模分，有世界大战、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按时间顺序分，有古代战争、近代战争、现代战争；按作战空间分，有陆战、海战、空战和天战。战争指导是对战争全局的总体谋划和组织指挥，包括对战争形势的判断，战略行动的决策，战略手段的运用，以及对战略各阶段、各方面问题的协调运筹等。战争与战争指导至关重要，是军事的核心内容。

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而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它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发展的安全保障。国防建设主要包括：国防体制建设，武装力量建设，战场建设，边防、海防、空防和人防建设，战略物资储备与国防动员，国防经济与国防工业建设，国防科技与国防理论研究，国防教育与国防法规建设。国防建设的目标是不断增强国防力量，而国防力量的增强又是慑止外敌入侵的有效手段。军队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准备和实施战争而建立的正规武装组织，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建设主要包括：改进武器装备，完善体制编制，创新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人才，健全军事法规，依法从严管理，提高保障能力，从总体上加强军事、政治、后勤和装备建设。它是国家武装力量建设的重点，也是国防建设的主体。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是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之间为安全目的在军事安全领域进行的和平行动与交流协作，主要包括国际军事安全、国际军事合作、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等内容。国际军事安全，是国际间在全球、地区、多边或双边关系中利用军事资源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活动；国际军事合作，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为谋求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军事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是通过多边或双边国际协定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武器系统及武装力量规模进行的限制与裁减。不同的集团或国家利益，决定参与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的性质、目的、规模和形式。

军事既为战争而存在，亦为和平而存在。军事作为和平的保障手段，从一般领域向特殊领域延伸，从对抗领域向合作领域延伸，从国家领域向国际领域延伸，成为遏止和制约战争的基础，扩大了传统军事观的含义。因此，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许多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共同点，更有自身的特殊性所呈现的不同点，因此，军事就有它自己的明显特征。军事的特征主要表现政治性、经济性、技术性、暴力性、对抗性和地域性等方面。军事的这些特征，基本反映了军事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军事活动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军事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活动，只有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后，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才产生了以战争和国防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组织与活动；军事是人类社会交往手段扩大的产物，人们没有交往就谈不上利益冲突，以战争和国防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活动也就无从发生；军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也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亡。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在阶级社会中，军事活动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整体的一部分，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需要。政治贯穿于军事活动的始终，决定军事的性质、目的和发展。军队作为军事活动的主体，是政治的工具，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性质由政治决定。战争和国防作为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活动的政治性质主要通过战争和国防来体现。军事活动是实现阶级、民族、国家或社会集团的政治利益的手段，其目的是由政治决定的。军事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政治规定军事的发展方向，为军事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军事中的政治因素，如军事活动中的政治动员、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是军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作用于军事的具体表现。经济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军事活动的最终目的。军事活动既服务于政治目的，同时又服务于经济目的。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发生的战争，其终极原因总是为了一定的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的经济利益。经济条件是军事活动的物质基础，军事活动绝对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军队的费用和物资消耗，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等，都依赖于经济条件，依赖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撑。经济状况是军事力量强弱的物质前提，是赢得战争和遏制战争的物质保障。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以经济力量做后盾。军事力量越现代化，对经济的依赖性就越大。建设信息化的军事力量，更需要大量经费的投入。实践证明，经济力量状况及其发挥程度如何，既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又是建立强大国防的基本条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军队重要的战斗力。军事活动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武器装备作为实现军事目的的物质手段，是人类科学技术成果的结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变化的。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机械化装备到信息化装备，每一种武器形态的出现和革新，都是建立在一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一旦应用于军事，也必然促进军事制度的更新，推动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引起战争形式的变化和作战方法的改进。世界历史上的四次军事革命都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发生的。第一次是冷兵器革命，建立了农牧时代的军事体系；第二次是热兵器革命，建立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军事体系；第三次是机械化革命，建立了大工业时代的军事体系；第四次是信息化革命，正在建立信息化时代的军事体系。暴力性是指军事活动所蕴涵或呈现的一种迫敌就范的武力强制性。暴力的核心是武力的对抗与较量，是武力的发挥和强制的运用。其过程与结果具有强烈的对抗性、残酷性和破坏性。暴力性是军事的基本特征，是军事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内在依据。暴力性首先表现组织的基本成分，即军队是一种暴力组织，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表现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战争，即使是非战争的军事活动，也主要是为战争作准备和为之服务的；再次表现斗争的直接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即通过暴力手段制服敌人。也有一些军事活动，如武力对抗中谋略的运用、心理战等，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以及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等，具有非暴力性的因素。但是，这种非暴力性不能脱离军事的暴力性。暴力性是非暴力性的内在依据，非暴力性是暴力性的补充。作为军事活动核心内容的战争，不是一般的暴力行为，而是敌对双方直接使用的暴力，其基本特征就是对抗性。其他一切军事活动都围绕着对抗而展开，对抗贯穿于军事活动的始终和各个方面。但由于军事活动并不仅仅表现为战争，还包括诸如国防和军队建设、战备和军事外交等非战争活动。因此，敌我之间的对抗呈现出更多的状态和类型。从时间上看，对抗有现实的与未来的（即潜在的）之分；从空间上看，对抗有直接的与间接的之分；从形式上看，对抗可分为暴力型和非暴力型。战争、战役、战斗和其他武装冲突皆是现实的、直接的、暴力型的敌我之间的对抗；军事对峙、军事威慑、军备竞赛等皆是潜在的、间接的、非暴力型的敌我之间的对抗。地理环境作为军事活动的客观条件，是影响军事活动和军事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军事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的，它不仅受到交通、人口、资源等条件的制约，而且受到地形、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如岛国、内陆国家、沿海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与作战的重点等方面，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同国家的军事活动具有某种地域性的特色。实践证明，地理环境对军事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人们在战争实践中，有能力逐渐认识、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使战争向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能够增强或削弱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但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仍然较大，某些地域对作战行动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军事的任务，是根据国家或阶级、政治集团的意图及其不同时期的根本利益和战略方针来确定的。归结起来就是在没有国家政权的时候夺取国家政权，有了政权要保卫和巩固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军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可能拥有政权；失去了军队，就会丢掉国家政权。从历史上看，封建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取得国家政权；资产阶级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取得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取得国家政权，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消除或反对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抗，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军队则是完成国家这一使命的中坚力量，主要担负保卫和巩固国家政权，包括防备和抵御外来的武装侵略，制止国内企图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现行社会制度的武装叛乱和暴乱，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等任务。当代中国的国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除了履行军事的一般职责外，还担负着制止敌对势力分裂祖国的图谋，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的神圣使命。军事对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进步的战争推动社会的发展，反动的战争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军事受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军事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军事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主要通过国家军事实力和战争体现出来。古代战争虽然一般只具有局部战争的规模，但跨越洲际的战争并不鲜见。亚历山大的东征，罗马共和国的对外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世界军事一体化的特征日益明显。战争的结局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往往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日等战胜国重新瓜分世界，形成了以凡尔赛_华盛顿体系为基础的世界战略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世界战略格局。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一超多强的世界战略格局在艰难曲折中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各国普遍重视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手段，维护本国安全与发展的根本利益。但是，各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实现其国家意志，改善和巩固其在新的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仍然具有其他任何手段所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战争的胜负往往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国家军事实力强，既可打赢战争，又能遏制战争。军队是国家军事实力的体现，是执行统治集团的旨意，进行战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力量。在阶级社会中，军队积极而有效的军事活动是保障国家物质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这是任何性质的军队所共有的。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力量，是国防的核心。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无论是确保国家的内政不被干涉、主权不被侵犯、领土不被分裂和占领，还是实现国家统一，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都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都离不开军队这个主体。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军事问题。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更要居安思危，注重发展军事，确保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康。政治对军事起决定作用，军事对政治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战争作为解决政治矛盾的最高形式，本身是政治性质的行动。然而战争并不是一般形式的政治斗争，而是政治的特殊形态，是以使用有组织的暴力为特点的军事活动。战争的胜败结局对政治目的的实现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战争胜利能使政治目的尽快实现，战争失败则不能实现政治目的。正义战争取得胜利对社会发展进程起加速作用，如果暂时失败，则会延缓社会的发展。战争结局无论是胜还是败，都会深刻影响政治的发展前途，导致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变革。当社会变革采取非暴力的形式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诉诸武力，爆发战争，以达到变革的目的。暴力是革命最有武器，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革命就是战争。正义的、进步的、革命的战争，是直接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变革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的有力杠杆。当军事活动所维护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生产关系时，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军事活动所维护的生产关系是落后的生产关系时，就会破坏生产力，从而破坏和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古往今来，一切以战争为中心的军事活动，都只消耗而不创造物质财富，并对人的生命和社会的财富造成严重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损毁人类生存的条件。为了支持战争而压缩对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的投入，必然减少经济发展的活力。战争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战争对经济的破坏，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而加重。但战争又以其特殊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同血与火的斗争须臾不能相离的严密的军事管理制度，往往为经济管理创造着新的方式，带动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甚至孕育着崭新的经济制度，对整个经济生活施加广泛的影响。先进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部门，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加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进步战争摧毁旧的上层建筑，为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创造条件，从而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战争的需要也会刺激个别或少数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建立在战争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基础之上的。军事科学技术的水平，是影响战斗力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为准备和实施战争，军事斗争的双方必然尽可能迅速地拥有先进武器装备，不仅常常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率先用于改进和完善战争手段，而且常常把发展军事技术摆在发展科学技术的优先地位。这样就使得最新科学技术常常表现为军事技术，某些领域的军事技术在科学技术中还处于领先地位，并由此带动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在当代表现得更为突出。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众多高都是首先作为军事技术发展起来的。军事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是存在战争的阶级社会中所特有的现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军事也会给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战争给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和浪费，使参战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停滞状态。在发展军事技术方面的过量投入，也往往会抑制民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科学技术发展的失衡。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所进行的军事活动，都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军事活动中形成的军事理论、军事哲学及军事文化艺术、传统、武德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通过向社会的传播和辐射，影响着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军事活动的结果，尤其是战争的结局，可以直接影响或推动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战争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之后，原来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会或早或迟地让位于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即使战争的结果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也仍然可以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另外，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直接促进交战各方之间的社会意识的交流，从而对交战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军事作为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军事实践范围的扩大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战争形态与国防模式也随之变化和更新，军事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历史轨迹。古代的军事由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晚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古代前期的军事处在冷兵器时代，后期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军事由部落的简单冲突发展为复杂的对抗性活动，产生并完成了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革命。中国最早进入封建社会，在古代军事发展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军事产生的标志是战争的出现。在原始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内，人类使用粗糙的打制石器从事生产劳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各社会群体之间处在分散、隔绝的状态，战争是不存在的。原始社会末期，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逐渐发展，人口增多，由氏族形成胞族、部落，部落与部落在交往过程中，因利益相同而形成部落联盟，也往往因生存利益或血亲复仇而发生部落间的冲突或战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战争俘虏不再被杀掉而成为有用的劳动力，于是，战争的性质发展为以掠夺财富为主要内容的暴力对抗。“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25页）。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部落联盟与蚩尤部落联盟的战争、古希腊荷马史诗描述的英雄时代的战争，大体属于这种战争。人类社会有了战争，也就逐渐有了准备战争和实施战争的各种军事活动。军事产生初期没有专门的军队，兵器与生产工具也没有严格的区分，主要使用石制的冷兵器，战争主要靠部落成员临时组织起来进行。兵民合一的军制持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指挥战争的首领，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全体会议或长老会议推举。战争的决策，经过部落会议民主制定。这个时期被称为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个时期的战争，规模不大，形式简单，持续时间短暂。战争的持续进行使得军事首领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军事首领逐渐由选举制演变为世袭制，战争加速了原始社会的瓦解和阶级、国家的形成。奴隶制国家产生后，奴隶主阶级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频频发动战争。战争逐渐由原来单纯占有或保护氏族成员生存利益转为纯粹的掠夺，并且成为实现统治阶级政治目的的工具。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奴隶制社会时期的战争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大体有王朝战争、民族战争、争霸战争、兼并战争，以及平民反抗压迫的战争，新兴的封建势力推翻奴隶主统治的革命战争等。随着战争实践的不断扩大，作战形式和战略战术得以创造和发展。古希腊时期的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等，都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希波战争已出现了陆、海联合作战的雏形。中国夏商之际的鸣条之战、商周之际的牧野之战，参战人数达数万、数十万之众，而在《孙子》中已有“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孙子・作战》）的记述。希腊方阵是具有代表性的方阵，到马其顿时代达到高峰。中国的方阵更注意“以短卫长、以长护短”的战术配合。其中，以车阵为主体，以步阵为协同的车步合同战法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战争指导上，受生产力水平和国力影响，出现了建立联盟关系共同对付强国的局面。在古希腊，产生了针对雅典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在亚述战争中，巴比伦王国与米底结成反亚述同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联秦抗楚、合纵抗秦等，战争开始跨越地域分割向更大范围延伸。在战略指导上，卡迭石之战中的诱敌深入，高卢战争中的多路出击，特别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远交近攻、尊王攘夷、三分四军、用险制塞等，都重视战争中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因素，从而使战争的规模、手段和形式得到新的发展。军事对奴隶制社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本身也获得初步的发展。冶金技术的出现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即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革命。继西亚、北非和欧洲地中海沿岸古代文明之后，中国在战国晚期进入铁器时代。铁器的出现，使冷兵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冷兵器大致经历了“以石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三个阶段。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革命则发端于“以铜为兵”即青铜兵器时代，完成于“以铁为兵”的铁兵器时代。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革命促进了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的飞跃发展，兵器种类增多，质量也在提高，杀伤破坏力增大，出现了攻城兵器，如抛石机、冲车、云梯等，远射程的弩也普遍装备于军队；军队由单一兵种发展到步兵、车兵、骑兵及海军（水军）四个兵种；军队有了专职的将领及指挥系统，战斗队形由一兵种、一单元的密集方阵，发展为多兵种、多单元的疏散配置方阵，出现了“阵法”，根据不同的敌情及地形可以变换不同的队形；军队的机动性大为增加，不但有战略机动，也有了战术机动，迂回、包围、伏击、奇袭及江河战斗、城垒攻防、野战防御等成为战争中常用的方法和方式。战争规模扩大，不仅参战兵员多、杀伤损耗大，而且战场幅员广、战役持续时间长。海军的创建以地中海东部沿岸诸文明古国为早，腓尼基、波斯、希腊、迦太基和罗马都曾凭借强大的海军称雄地中海。中国也拥有相当规模的舟师，主要用于江河湖泊作战。这个时期完成了兵民合一的军队体制向常备军的演变，军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而逐步完善。中国的武装力量主要由王室军队、诸侯国军队和贵族军队组成，普遍实行征兵制，军队中有严格的等级，军官从贵族中选拔并且世袭，军队的骨干“甲士”由下层贵族和自由民充任。欧洲或西亚一些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一般是征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除王室的常备军外，还有雇佣兵，军队中的等级制度不十分明显。随着军事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益重要，在奴隶制比较发达的国家，军事指挥权向王权集中，军队组织体制逐渐趋于完备。中国比较典型的军队体制是军、师、旅、卒、两、伍6级。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军队体制自上而下是军团、大队、小队、百人队4级。军事训练受到重视，训练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随着武器装备和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田猎是军事演习的基本方式，西周的贵族还通过学校教育学习射、御。军事后勤由国家和军队共同负责，政府中设有主管军事后勤的官员和机构，最主要的后勤保障方式是取之于敌和就地取给。这个时期，由于经济落后，各地区处在相互隔绝状态，军事安全与合作主要表现为以维护宗主国利益为目的的松散的联盟。随着奴隶制社会军事的发展，战争成了各国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在中国，上自国君，下至士人，不论兵家、法家、儒家、墨家、道家，出现了境内皆言兵的局面。各种典籍或史书多以记述战争为主，研究战争与战争指导的方法较为普遍，产生并形成了对战争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关系的初步认识，注意到军事活动的时间、空间、地理等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中国春秋末期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揭示了一系列带普遍性的军事规律，论述了驾驭战争克敌制胜的许多原理和原则，对后世的军事实践和军事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兵学圣典”。世界其他国家的军事思想也有一定的发展。古罗马时期韦格蒂乌斯撰著的《论军事》，阐述了兵员征召、训练、军队编成、战斗队形和攻防作战的原则，反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军事思想。奴隶社会的军事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各国在战争中要争取胜利，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作某些变革。古希腊时期伯里克利为争霸希腊进行的改革，古罗马奥古斯都创立的元首政治以及整编军队、扩大军事殖民区的改革，中国战国时期为争夺霸业出现的吴起军事改革和商鞅变法等，客观上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同时也促进了土地私有和阶级分化，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这些战争“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第510页），为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封建社会是继奴隶制社会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社会形态，封建制度“按其起源来说也是一种军事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6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先成熟定型，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两千多年。欧洲从公元5世纪进入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的战争来看，大致分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和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战争，并最终完成了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革命。这个时期的战争主要有王朝战争、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农民战争、宗教战争，以及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战争等。战争更为频繁，规模不断扩大。欧洲的英法战争持续时间达百年之久，中国的汉匈战争、前后进行8次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时间跨度达两百年。军事在封建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阶级关系的改变，促进了封建制国家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冷兵器的发展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进入成熟和鼎盛阶段。兵器的种类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化，在材质上以钢铁代替了青铜。中国在西汉时期，钢铁兵器基本取代了青铜兵器，成为主要兵器。到隋唐时期，兵器生产与制造更加规范化，集团进攻兵器和单兵、骑兵的防护用具更加完备。中国的钢铁兵器对东亚各国，尤其是对朝鲜和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有新的发展。中国在汉武帝时编练了大量的骑兵部队，改变以往防塞守关的消极防御战略，对匈奴实施大规模骑兵集团远距离作战，运用骑兵的快速机动和突击能力，实施远程奔袭、战略迂回，创立了“环车为营”的野战防御，使骑兵由战术部队发展为战略兵团。在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土耳其以7万多步兵、2万多骑兵、320艘战舰，实施陆海协同作战，创造了要塞攻坚的典型战例。在其他国家，步兵方阵战术被步骑兵协同战术所取代。这个时期，战略上更注重长期预见和整体谋划。中国东汉末年，诸葛亮的《隆中对》成为料敌审势、因情定策制定战略的典范。中世纪的欧洲，战争长期在骑士制度支配下进行，战略战术发展缓慢。中国发明火药与火器，宣告了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标志着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开始。北宋时期，中国首先将火药用于军事，陆续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13世纪，火药与火器的制造技术由中国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此后欧洲火器发展很快，先后研制了火门枪、火绳枪、燧发枪（又称燧石枪）和各种火炮。15世纪之后，火药、火器的运用使西方各国军队的战略战术发生了较大变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采取线式战术，创造了集中使用火炮的方法，实施一翼突击的机动作战，对西方军事发展有重要影响。海军装备火炮后，舷炮战和战列线战术逐渐取代撞击战和接舷战，成为海战的主要战法。至17世纪中叶，欧洲的火枪、火炮普遍使用于水陆各种样式的作战之中。16世纪初，欧洲枪炮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开始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管形射击火器的更新和传统火器的变革。但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中国火器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因而火器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的主导地位。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的编组形式不断改进，逐步发展为由步兵、骑兵、炮兵和舟师（水军）等多兵种组成的军队。欧洲中世纪军队的构成以封建骑士为核心。火器出现后，骑兵的地位逐渐降低，装备火枪、火炮的新型步兵成为主要兵种，炮兵成为独立兵种。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传入欧洲后，使海军获得新的远洋航行和作战的手段，促进了海军的发展。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巩固王朝统治，防御异族袭扰，普遍建城筑堡。随着枪炮性能的改进，城墙城塔筑城体系开始向炮台要塞筑城体系演变，野战筑城在战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军事制度，建立军权高度集中于帝王的体制，实行招募、考选与战功擢升制度，逐渐形成以中央军（包括皇室亲军、京师卫戍部队和军事要冲驻屯部队）为主体，地方军、边防军与民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度采取征兵制、募兵制、世兵制或多种兵役形式相结合的制度。军事训练制度先后实行过都试制、讲武制、团练制、阅视检查武备制和武学制等。后勤保障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统一供应；汉朝以后发展了军屯，隋、唐府兵及元、明军队还采取自备资粮和屯种自给等制度。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国家及其军队主要受封建领主和宗教神权控制。军事制度长期处于混乱不一、动荡多变的状态，主要有民军制和骑士充役制。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相继建立，封建领主的军队被国家统一的常备雇佣军取代。15世纪以后，随着步兵的迅速发展和炮兵的出现，连、营、团、旅成为军队常设的编制单位，军队制度和服装逐渐统一，军队普遍靠严酷的军法和严厉的监督制度实施控制和管理，军事训练更加严格并逐步制度化。火枪、火炮的操作使用和线式队形作战成为欧洲一些国家军队训练的重要内容，出现了野战、攻城和要塞炮兵的训练。这个时期，随着国家形态的进一步完善，军事安全与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军事的强制手段为核心，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以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的松散的军事、政治、宗教关系，用以协调可能出现的战争行为。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主要是通过册封或朝贡，形成了以少数封建大国为中心的军事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军事思想，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其内容更趋丰富并强调实用。宋朝将《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7部兵书颁定为“武经”，统称《武经七书》，集中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中世纪欧洲的军事思想发展较为缓慢，拜占廷帝国的《将略》反映了拜占廷帝国军队建设和作战运用方面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N.马基雅维利撰著的《战争艺术》，强调了战争指导的重要性和会战的决定性作用。近代军事伴随着两次军事革命而发展，经历了400余年的历史。随着工业化的开始和战争规模的扩大，近代前期的军事处在热兵器时代，后期进入机械化时代，先后产生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军事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把这个时期的军事推向高峰。以K.马克思、F.恩格斯、V.I.列宁、J.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走上历史舞台。近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欧美一些国家相继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爆发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由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到采掘、冶金、机械制造和运输业。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产业革命扩大到整个欧洲。美、法、德、日也在产业革命中获得了生产技术的巨大发展，完成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过程。这场革命是生产技术的巨大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抗的阶级力量。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丰富的原料产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商品市场，不断对外掠夺和扩张，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异常激烈，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战争此起彼伏。军事从农业时代跨入工业时代，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军事革命即热兵器时代的军事革命应运而生。热兵器时期的军事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军事领域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在世界近代前期，长矛、弓箭等冷兵器被燧石枪淘汰。到19世纪中期，步兵枪械由燧石枪变为击针后装线膛枪，1888年进一步发展为近代步枪。1884年，美国人H.S.马克沁发明了重机枪，开创了枪炮发展史上自动武器的新纪元。火炮由前装滑膛炮改为后装线膛炮，逐步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海军建设方面，以蒸汽机和螺旋桨为主的新动力系统代替了风帆动力，以爆破弹和线膛炮为主的新火炮系统应用于海军舰船，铜铁替代了传统的木材成为新的造舰材料，标志着世界海军从风帆舰队时代过渡到蒸汽装甲舰队时代。19世纪后期，高能炸药取代黑火药成为装填弹药，圆柱锥形弹代替了球形弹。这些变革大大提高了枪炮等热兵器的威力，使陆军的武器装备达到一个新水平。19世纪后期，出现了驱逐舰、巡洋舰、战列舰、潜艇及鱼雷艇等，战列舰、巡洋舰成为舰队的主力战舰。世界近代前期是资产阶级军事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对外掠夺，这个时期的殖民战争以及殖民地独立战争占据了主导地位。大规模的海战、陆地会战成为战争的主要样式。在英荷战争中，双方围绕商业竞争多次在英吉利海峡进行大规模海战，出现了舰队、分舰队和总队三级体制，单舰格斗发展为炮战为主的纵队攻击，争夺制海权成为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善于有节制地使用兵力，频繁使用机动作战和翼侧攻击战法。英国的H.劳埃德论证了基地、作战线、地形、战场面积、军队数量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战略上的运用。拿破仑一世在领导法国资产阶级军队同欧洲封建势力的战争中创造了许多新的作战方法，在战略上强调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利用快速机动，在主要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创造性地使用纵队战术打击敌人，“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使用庞大的众多军队的方法”，“并且他把这种方法发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6页）。拿破仑战争对武装力量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交战规模的扩大使交战双方军队员额剧增，军和师成为固定编制，步兵、骑兵、炮兵协同日趋完备，纵队攻击和散兵线战术加强了军队的突击力。拿破仑的指挥艺术，对资产阶级军事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各国封建君主在反法战争中被迫进行军事改革，俄国的A.V.苏沃洛夫、M.I.库图佐夫反对线式战术和警戒线战略，主张集中主力，实施快速机动，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19世纪中叶，随着后装线膛枪炮的广泛使用，武器的杀伤力大为提高，散兵线战术取代了纵队战术，海战中舰艇机动战术取代了战列线战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对内巩固政权、对外殖民扩张的战争需要，大力发展军队，进行军事改革，使军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逐步废除雇佣兵制，比较普遍地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和预备兵役制，建立由国家供养的庞大的常备军；改革军事指挥体制，创立总参谋部，提高对军队的指挥和控制效能；分设陆军部和海军部，建立近代陆军和海军；陆军中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等兵种，海军由舰队、基地和海军陆战队组成海上作战体系；部队出现师、军等编制单位和编制不固定的集团军；军队实行正规化，制定了统一的操典、教范和条令，采用统一的编制、制式的军服和装备，实行军衔制度，执行统一的纪律和训练制度，建立培养军队指挥人员和其他专业人才的军队院校；建立统一的供给体制，成立相对固定的后方勤务机关。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正规军。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强国为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凭借强制手段和炮舰政策，强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埠、通商，连接欧、亚、非、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跨地域体系初步形成，但军事合作及战争抑制行为仍然是在殖民体系或帝国体系内部进行。世界近代前期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变革的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战争艺术中。普鲁士的C.von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和瑞士的A.-H.若米尼所著《战争艺术概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新的军事变革中的理论成就。《战争论》深刻地论述了战争的本质、目的、手段及军队建设和战争艺术等问题，《战争艺术概论》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战争理论。这两部著作标志着欧洲和世界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的基本确立。19世纪中叶以后，鼓吹对外扩张的各种军事理论大量出现。美国的A.T.马汉提出了海权论，主张建立并运用强大的海上力量，夺取制海权。这种理论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需要，对英、德、日、美等国的海军建设和海洋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作为人类崭新的军事理论体系，也是在近代产生和确立的。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首次正确揭示了战争和军队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军事领域的若干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诞生，是人类军事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革命，为研究和解决军事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世界近代前期，与西方国家在军事上迅速崛起的情形相反，原来在军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却在这个时期被西方逐渐地抛在了后面。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落后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中国在这些战争中大都遭到失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近代爆发的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鸦片战争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富国强兵，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变革传统军事的开端。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实力派官员逐步认识到西方先进军事技术装备的重要性，开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购买西方近代枪炮、战舰，按照西方的模式编练新式海陆军，中国军队逐渐进入主要装备热兵器的时代。中华民国建立后，建立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步兵的规模和装备有较大发展，大量装备仿造和购买的西式武器。随着武器装备向热兵器时代的过渡，军事制度、作战指导和国防建设思想也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变。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保障，中国近代的军事变革并不彻底，因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这个时期军事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剥削的加深，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压迫的加剧，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激化，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阶级、民族和国家矛盾尖锐复杂。受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影响，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获得了较大发展，铁路、电报、电话相继出现。为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武器的更新，坦克、飞机、潜艇、蒸汽装甲舰大量装备军队，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机动、突击、指挥和补给能力，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军事革命，即机械化时代的军事革命，世界军事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20世纪上半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的斗争加剧，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强烈刺激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进步，加快了军事的发展。世界近代后期所发生的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与以英国、法国、俄国为核心的协约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次大较量，参战国之多、作战部队之众、战线之长和战斗之激烈，史无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为摆脱危机，少数后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以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的法西斯道路，对外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中、苏、美、英等同盟国为代表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反对德、日、意轴心国侵略而进行的战争。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以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战形式和战略战术发生了重大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激烈的机械化战争，使作战形式和战略战术的变革达到新的高峰，出现了闪击战，大纵深作战，诸军种、兵种大规模的合同作战，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潜艇战与反潜战，航母编队作战，战略轰炸与防空作战，空降与反空降作战等新的作战形式和方法。这些新的变化，充分反映了机械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对世界现代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飞速发展。新式武器开始大量装备部队并得到广泛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交战双方大量使用坦克、装甲车辆、飞机、火炮、舰艇等现代武器装备，并首次使用雷达、火箭炮、导弹、原子弹等新的武器系统和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未在裁军和军事谈判中发挥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苏、美、英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建立了联合国组织，签署并制定了一系列军备控制与裁军条约，国际军事合作在全球范围发挥作用。机械化时代的军事革命及两次世界大战，引起军事组织制度的巨大变化。各国武装力量一般以军队为主体，实行常备军和后备力量相结合、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武装组织相结合的体制。许多国家逐渐形成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有的国家还建立坦克兵、海军航空兵、防空兵、化学兵、工程兵等兵种。军队指挥逐渐形成作战指挥和行政领导合一或分立的两种体制。组织编制出现了集团军、集团军群、方面军、方面军群（战区）一类的大军团编组。兵役制度实行征兵制、募兵制或征募结合制。许多国家的国防动员、国防经济管理、民防和国防教育制度等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和发展，各项军事制度进一步法律化。这个时期与机械化战争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得到较大的发展。德国的A.von施利芬主张以战略包围合围敌军主力，达成决定性的大歼灭战。意大利的G.杜黑提出建立与陆军、海军并列的独立的空军，通过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和歼击机部队掌握制空权，创立了空中战争论。英国的J.F.C.富勒提出了机械化战争理论，对资本主义各国武装力量发展，特别是坦克和其他技术兵器在战争中的运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的E.鲁登道夫提出现代战争波及交战国的全部领土，因而要实施闪电式的总体战，用突然袭击迅速消灭敌人并占领敌对国家。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无产阶级军事思想蓬勃发展。列宁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和暴力革命的态度，创立了战争与革命、武装起义和建设工农红军、实行全民战争等学说。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全面建立起苏联军事理论体系。列宁和斯大林的军事学说，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对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参与领导了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通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创了中国军事史的新纪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开展了大规模的人民反侵略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此后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爆发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人民解放军作战，组织和武装广大的人民群众参战，经过不到4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800余万人，推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在4.5亿人口大国中发生的人民革命战争，是继十月革命后的一次规模巨大、意义深远的新型战争。它把社会主义体系的军事发展到新的阶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出了一整套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人民军队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拥有优势装备的敌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并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武装斗争提供了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建军伊始，就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组织体制和编制，建立了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制度。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立，人民武装力量体制逐步形成，各项军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由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在内的陆军组成的人民军队，其武器装备除少量自己生产外，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人民军队的物资和经费来源，主要靠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同时用部队生产自给，社会各界人民支援和战场缴获，打土豪筹粮、筹款等办法加以解决。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发展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发展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既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殊规律，又反映了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是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毛泽东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是由军事哲学思想、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思想、战略战术思想和国防建设思想组成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是军事斗争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现代军事经历了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及冷战后发生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和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代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加速了军事由机械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变。正在深入发展的第四次军事革命，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中，中国现代军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得到全面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和国家纷纷独立，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挑起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导致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长期对峙。60～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开展以核武器为主的军备竞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研制成功的原子弹，发展成为威力更大的核武器系列；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火箭武器，在与电子技术结合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战略、战役、战术导弹，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毁灭性武器，使世界进入导弹核武器时代。核战争虽然没有爆发，但一度被视为冷战僵局打破后的主要战争形式，美、苏都把核军备与核威慑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重要手段。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大都制定了以核战略为核心的军事战略。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世界战略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两极格局解体后，爆发全面核战争的威胁减少，核武器主要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但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以及领土纠纷、民族和宗教矛盾等原因，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核威慑下的局部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逐渐成为主要的战争形态。60～80年代先后爆发的越南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以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美国空袭利比亚等局部战争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超级大国把局部战争作为新的武器和作战理论的试验场，利用新技术加速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一大批高技术群和高技术产业的兴起，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得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以遗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复合材料、耐高温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和空间技术迅猛发展，导致军事技术的一系列新的突破，深刻地改变着战争的原有形态和面貌，一场以信息化战争为标志的新军事革命，即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军事革命，正在由渐变期转入突变期。新军事革命的本质是信息化，把军事活动和战场领域由物理空间拓展到信息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军事的认识，促使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战争形态、作战方法和军事理论发生深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21世纪初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映了新军事革命初期战争的特点。在这些战争中，信息技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利用侦察、通信、导航、气象、卫星和全球定位系统，形成太空与高、中、低空的战场全维监视，实现了战场指挥的无缝隙链接，陆、海、空、天、网络电磁高度一体化，远距离精确打击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已初步成形，“信息行动”“制敌机动”“精确打击”“全维保护”“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等新的作战概念得到了实战运用。战争的新要素和新要求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加快了世界范围内新军事革命的步伐。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是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时期战争的基本形态，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左右战场形势和制约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战争力量的对抗，表现为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对抗；战场由三维空间向多维空间扩展，前方后方界限模糊；作战行动向高速度、全天候、全时空发展，更加强调纵深突击和整体打击；导弹战、电子战、网络战等许多新的作战样式出现，中、远程精确打击成为重要作战样式，联合作战成为基本的作战形式；更加重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对后勤和装备的依赖性空前增大等。这些新的特点，反映了现代军事发展的走向。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兴起，已经并正在给世界各国军队的体制编制、指挥方式、兵役制度、军事训练及后勤和装备保障等带来深刻的变革。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探索在这种新的战争形态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成为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解放国土、肃清土匪、粉碎敌袭扰的作战和多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支援朝鲜、越南和老挝人民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巩固国防、抵御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斗争中，结合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国家防卫能力不断增强，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坚持质量建军，政治固军，科技强军，依法治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逐步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由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等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开始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成为保卫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坚强柱石，成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有计划地开展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国防工业建设，大力加强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研制及生产，初步形成了种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体系，基本满足了由单一陆军发展成为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的需要，改变了重型武器装备依赖进口的局面。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研制取得重大突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1966年中国第一枚中程核导弹试射成功。“两弹”相继试验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1967年，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80年和1982年，中国先后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地导弹。火箭军已拥有一批中程、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成为一支具有相当核反击能力的战略导弹部队。中国还先后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神舟”系列飞船和“北斗”导航卫星。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交接入列。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继承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和改革完善国家的军事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军事制度。国家及军队还颁行一系列军事法律、法规和规章，使军事制度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和法律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精干顶用、高度合成、平战结合、总体效能的原则，不断推进体制编制的调整与改革，努力改进军队的总体结构和体制编制。20世纪80年代后，军队建设实施一系列的重大改革，裁减军队员额，走出一条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道路。军事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实施，军队体制编制的改革、调整和精简，改善了军事结构和运行机制，促进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保证了作战及其他任务的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注重教育训练，努力提高军人的综合素质。坚持练为战的原则，建立健全教育训练制度，改进教育训练的方法和手段，完善教育训练的保障体系，促进教育训练的质量和效益。以合同训练和一体化联合训练为重点，举行多次战役演习特别是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役演习，推广激光电子模拟实兵战术对抗演习，以“新三打三防”训练为主的科技大练兵活动等，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不断增强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提高了部队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同时，建立起高、中、初级指挥院校相结合，综合性院校与专业性院校相结合，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军事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军政兼优的军事人才。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水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始终不渝地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确保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着力增强时代性和感召力，引导官兵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官兵的精神支柱，始终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始终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分注重后勤建设，不断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以作战的实际需求为牵引，加强军事经济、军需物资、卫生勤务、军事交通运输、后勤指挥和后方防卫等方面的建设，后勤保障逐步由保障单一军种的后勤，发展成为保障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的诸军种、兵种联合军队的后勤，由就地取给、取之于敌转变为以后方供应为主，按照统一的供应标准和制度，采取划区供应与按建制供应相结合，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各项业务综合配套的保障体系。根据现代化军队建设和作战的实际需要，正在围绕实现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总体目标，努力建设保障打赢现代化战争的后勤、服务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后勤和向信息化转型的后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这些军事理论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眼解决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际问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思想宝库，是指导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及赢得战争胜利的科学指南。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打不起来。但是，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还在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普遍注重军事战略调整，加快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现代军事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展现着军事革命推动军事发展的新趋势。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推动着战争形态由兼具机械化和信息化特征的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信息化装备与信息化活动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高，夺取制信息权将成为未来作战的首要任务，太空和网络攻防技术成为军事竞争新的制高点。信息化战争依托网络化信息化系统，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以体系对抗为主要形式，以信息化军队为骨干力量，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电磁等空间及认知领域进行。它更加强调作战空间的多维性和立体性，作战力量的多元性和实用性，作战行动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作战指挥的统一性和可控性，实现信息融合和力量联合，从而形成强大的作战能力，以总体的威力克敌制胜。为了赢得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世界诸多国家都在加紧推进军事转型，更加重视军队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信息化军队以信息化作战为牵引，以信息化装备为基础，以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信息作用的体制编制和新型人才为主体，用信息网络把各作战要素和系统联为一体。军队信息化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在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统一规划和组织实施下，在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和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快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理论的创新、体制编制的调整和新型人才的培养。依照系统的原则建设信息化军队，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并运用信息方法，使各级各类作战平台到各级指挥机构形成网络链接，达到预警探测、情报侦察、精确制导、火力打击、指挥与控制、通信联络、战场管理等领域的信息采集、处理、传输、显示，实现无缝链接，从而达成从指挥到行动的实时化和精确化。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成果对现有武器装备进行改造，研制和发展新型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加快武器装备技术水平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过渡，由类型武器向系统武器过渡，并实现武器装备全系统的优化，将成为未来武器装备发展的主流。包括信息化弹药、信息化作战平台、单兵信息化装备、计算机病毒武器和指挥信息系统等在内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将占据主导地位，并实现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各国正在研制的综合电子信息系统、高性能作战平台及新概念武器，也将实际使用于战场。为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世界各国的军事组织体制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军事力量的结构与编成更加强调综合，以综合性为目标完成体制编制的调整。军队的总规模将继续压缩，国防后备力量的规模还将扩大。军队内部结构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向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方向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军种、兵种所占比例将会增大，将促使军队进一步向职业化方向发展。一体化、多样化、小型化的部队，具有独立遂行军事任务能力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及特种作战部队的建设将更加受到重视。指挥体制趋向扁平化，指挥机构趋向精干高效，指挥手段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后勤保障将逐步实现军民一体化，实行联合保障和综合保障体制。面对新军事革命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谋划指导战争全局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略，进行军事理论创新，以适应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特别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在战略指导方面，各国在不忽略全面战争和传统战争类型的前提下，突出重视信息化局部战争，重视非战争军事行动，强调准备应对多种战争的威胁，将战略重点转向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战争。在作战指导方面，强调要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将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斗行动结合起来，确立在陆、海、空、天、网络电磁的多维空间进行整体作战和争夺制信息权的思想，做到机动作战、快速反应、远程攻击、精确打击。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运用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建设军队，提出建设信息化部队，主张军队实行职业化，规模适度合理，力图通过质量建军的途径增强战斗力。尽管这些理论成果尤其是信息化战争的理论构想，尚有待于未来军事斗争实践的检验和修正，但毫无疑义，与传统军事理论迥然不同的军事理论形态正在形成，军事理论的创新将在整个军事革命中发挥先导作用。国防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随着科学技术和国际政治经济的深入发展，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但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全球利益还不能取代国家利益，特别是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还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安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仍然要为捍卫国家利益进行长期的斗争。实践证明，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主权国家要维护国家利益，不仅要加强经济建设，而且要加强国防建设。在新军事革命的条件下，维护国家利益更是国防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要紧紧围绕国家利益和军事革命的要求加强国防建设。在现代条件下，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作为战争的抑制因素，将不断地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国际经济的区域性与世界性，国际合作的一体化与多样化，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利用军事资源避免国际争端、国际冲突、国际危机及国际恐怖活动带来的安全威胁，使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国际军事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发展，由区域性合作向世界范围的合作发展将变得更加广泛。世界各国将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依照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和原则，配合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活动，建立并发展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军事上的各种联系，改善本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军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必将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达而最终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