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西园（1897年～1981年4月18日），实业家、发明家、工程师。他制造出中国第一个自制灯泡，创办中国第一家灯泡厂，被誉为“中国灯泡之父”、“中国电光源之父”和“中国照明电器工业的开拓者”。

1897年，胡西园出生于镇海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镇海县立中学（现镇海中学）毕业，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学习。1921年，他研制出我国第一只白炽灯泡。1923年创立亚浦耳灯泡厂。1925年，胡西园任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包揽了全厂业务和主要工程制造技术，并与外资产品激烈竞争，终力挫美国产品。

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战火，工厂迁往大后方（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工厂迁回上海，胡西园主持制造出价廉长丝灯泡，耐用灯泡，并积极研制新光源。1950年，胡西园主持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批日光灯。

解放前他曾担任市电器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任民建中央常务理事、杨浦区政协委员。

科技开发起家

胡西园（1897—1981），又名修籍，镇海柴桥（今属北仑）人。出身于一殷富之家。少年就读镇海中学时，便对工艺制造怀有浓厚的兴趣。后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1920年毕业后，只身到上海赚钱。

当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遂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上海作为中外交流的前哨站，经济首先启动，国人竞相于此设店办厂。经济的腾飞，增加了就业、发财的机会。上海近缘的嘉兴地区、宁波地区人们纷纷携老扶幼，奔赴上海。“宁波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的。

胡西园到上海后，开过店，办过厂。他先在上海创办了五金号，经销多种五金材料，继而筹建了恒昌造船厂制造轮船。不久，他听说棉纱获利丰厚，又改营棉纱。他当时是位经营者，更是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工科毕业生，他对技术开发抱有浓厚兴趣。当时，中国的电灯泡市场完全为外国人垄断，没有国产灯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让中国人能够用上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电灯泡”，他把业余时间投入到了电灯泡制造技术国产化的研究。朋友周志廉、钟训贤听说后，也加入到了研制队伍。当时，电灯泡制造工艺，虽已在国内外杂志上作过零星介绍，但系统的技术资料，还未能为国人所尽睹。胡西园等人便根据零星材料，结合实物不断琢磨、不断试验。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在1921年4月4日成功地制造出了第一只国产电灯泡（长丝白炽泡）。国产灯泡的研制成功，在当时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正如胡氏后来回忆所说：“在人类登上月球的今天，一只电灯泡已经不足为奇了。但是在六十年前的旧中国，连一根钉子也要向外国人买的时代，中国人要自己制造出一只电灯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后便是办厂投入生产问题。为了办厂，胡氏变卖了部分家产，勉强筹集到3万元原始资本，通过隆记洋行的日本人黑田，在日本购得两套制电灯泡的旧机器。1922年4月，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租了一间房屋，因陋就简地开办了一家电灯泡制造工场。其时，成本大于销价十几倍。1922年11月，周志廉向他提供了一条信息，说有一个德国电器专家亚浦耳（OPEL）在上海甘肃路开办的小型灯泡厂枣亚浦耳公司电器厂，因经营不善，欲出让，胡氏听了十分感兴趣。1923年春，谈判成功，胡氏花2万元盘进该厂，工厂规模扩大。胡氏接办该厂后，考虑到该厂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加上当时人消费有崇洋心理，决定继续沿用原来的厂名和商标。但他没有全部照搬，而是作了三点修改，第一，在厂名上冠以“中国”两字，称中国亚浦耳灯泡厂；第二，在商标“亚浦耳”前加上“国货”两字；第三，以“OPPEL”为洋文商标，“亚”字为中文商标，既可与原来的OPEL相区别，又可使中文译音不变。同时，继续聘请亚浦耳为工程师，专门在厂内设了一个研究机构，进行技术攻关。1924年亚浦耳回国后，胡氏一人独力担当起全部工作。这样，“亚”字灯泡终于打响了。

制裁与反制裁

国产灯泡的问世，意味着洋货一统天下局面的打破。为了将新生的“亚”字灯泡扼杀于摇篮之中，外商频频使出了“杀手锏”：一是收买内奸，从中破坏。奇异厂曾收买过亚浦耳厂一名职工，在配用的化学药水中暗掺碱质粉末，造成红磷不纯而断丝，从中破坏。二是在原材料供应上做手脚。中国虽是产钨大国，钨矿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5%，但由于中国的冶炼技术落后，钨矿多廉价出口美国。美国是当时钨丝生产大国，产品质量好，但价格也昂贵。亚浦厂刚刚起步，资金有限，无力进口美国货，不得已只能由价格较廉的日本进口。可日本资本家利用亚浦耳厂对原材料需求的迫切性，常常设置骗局，从中牟利。日本大阪一家富士电料商店，派出推销员到沪，先用一批合格钨丝送请亚浦耳厂试样。一当同亚浦耳厂洽谈成功，双方订立购货合同后，便背地里做手脚，把一批发脆变质的钨丝充好货运沪。亚浦耳厂验货发觉后，一再同日方交涉，函电还往持续一个多月，但日方矢口抵赖，不肯认账。最后，胡氏请上海电业工厂联谊会出面，向日本驻沪领事馆交涉，日方总算同意退货，调换合格产品。三是，仿冒“亚”字灯泡，以假乱真。日本的电灯泡厂还将无灯头的灯泡作为原材料纳税进口，降低成本，然后在上海加工，多次冒用亚浦耳商标，在市场上鱼目混珠，损害亚浦耳灯泡的声誉。奇异厂则唆使奸商，把市场上廉价收购来的日制劣质灯泡，改头换面，冒充“亚”字牌电灯泡，在市场上推销。四是开发新产品，打击“亚”字老产品。当时，市场上行销的电灯泡，都是一种长圆形的直丝灯泡。“亚”字灯泡也是这种类型。奇异厂为挤垮亚浦耳厂，研制成一种圆形、无尖底而且把直丝改为螺旋绕丝的可乐灯泡。这种灯泡热力集中、温度高、效力强，光呈淡黄色，比起原来的长圆形直丝灯泡来说，强得多了。新产品的问世，直接威胁了“亚”字灯泡的生存。五是低价倾销。1927年，美国、德国、荷兰、匈牙利、日本等国电灯泡在中国争夺市场，互相排挤、跌价竞销，最低每只灯泡只售银元5分，不及中国灯泡成本的一半。一时，中国的电灯泡厂家纷纷倒闭，亚浦耳厂也出现销路锐减现象。

面对外商的挑战，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胡西园也采取相应措施，沉着应战。首先，以攻为守，开发新产品。当奇异厂新产品问世后，为了对付它，胡氏决定更新设备，开发新产品。没有资金，他向社会公开招股。由于亚浦耳的信誉尚未建立，加上强敌压境，人们信心不足，故认购者不多。胡西园只好将投在造船厂和五金号的资本抽调出来，悉数投入到了亚浦耳厂，改厂为中国亚浦耳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改组给企业输入活力，随即购置新式喇叭头车、绕丝机等设备。胡亲自带领技术人员钻研可乐灯泡的制造技艺。经过多次试验，反复改进，终于造出与奇异厂同样的可乐灯泡。由于亚浦耳公司生产的可乐灯泡，质量好，售价低，故投入市场后，很快获得消费者的一致好评。中国亚浦耳灯泡的声誉也随之大增。

1927年，胡氏又聘得留美学生冯家铮为工程师。冯到任后，悉心改良亚浦耳厂的生产程序，使直丝灯泡、可乐灯泡的质量大为提高。同时，他又着手研制充气灯泡。充气灯泡，时称哈夫灯泡，为当时市场上的最新产品。它的灯丝细而短，绕成半圆形，将泡内空气抽掉后灌入氩气及氮气。这种灯泡的灯丝不易蒸发，受震后不断丝，光呈白色，与可乐灯泡相比，照明效果更好、质量更高。由于冯氏在美期间，曾在奇异总厂实习过，因而研制工作很顺利。1928年便正式投产。可乐灯泡、充气灯泡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外商对新产品的垄断局面，迫使奇异厂不得不自动降价。亚浦耳厂击败了竞争对手。

其次，避实就虚，开拓国外市场。亚浦耳厂开发新产品，虽夺回了部分市场，但充气灯泡仍是高档商品，价格贵，买主少，并不能解决低档灯泡的销路问题。外国人的低价倾销，仍对亚浦耳厂有很大威胁。与其在有限的中国市场上耗资竞销，不如避其锋芒，向国外发展。于是，他决定将灯泡出口到南洋的印尼、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等国，少数产品则远销澳洲、南美洲。南洋是华侨聚结地，时正值提倡国货运动兴起。南洋华侨看到国货灯泡到来，竞相购买。华侨的购买热，又带动了当地居民的踊跃购买。一时“亚”字灯泡销路很旺。胡西园以攻为守、避实就虚之策，引起了外商的恐慌。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年轻的中国经理，居然会有这么一招，反败为胜。他们慌忙停止跌价竞销，另搞计谋。在奇异厂的提议下，德国的亚司令、荷兰的飞利浦、匈牙利的太史令与美国的奇异厂结成国际联合阵线，在上海四川路建立起一个“中和灯泡公司”，以高价统销各厂原来生产的灯泡。另外，再生产一种价钱极廉的副品来对付亚浦耳厂。他们想用这“两条绳子”，使中国灯泡高价够不上，低价赔不起而自行消亡。但亚浦耳灯泡以光线正、用时长、质量好而已驰名各地，甚至连外商企业也竞相向亚浦耳厂订货。亚浦耳厂又一次站稳了脚。

发展中的较量

20年代的扼杀与反扼杀，以亚浦耳厂的胜利暂告一段落后。胡西园抓住有利时机，扩大了公司规模。由于亚浦耳厂信誉日高，销路大开，上海金融界巨子胡组庵、王伯元、秦润卿等人纷纷前来投资。资金的充裕，使胡氏得以实现扩厂计划，三年中，亚浦耳厂迈出了三大步：

第一步，建造新厂房。1929年，胡西园购地十余亩，在沪东辽阳路兴建了一批新式厂房。除将原有机器设备迁入外，又增添了喇叭头车、司旦姆车、封口车、排气车等机器新设备，工人也增至500人，生产能力扩大，日产长丝、可乐、哈夫等灯泡万余只。

第二步，建立玻璃厂。玻璃是制造灯泡的基本原料，当时亚浦耳厂制造灯泡所需的玻璃制品均向其他厂家订购。胡西园的心中有笔账：玻璃壳每只三分，玻璃管每磅二三角，玻璃梗每磅三四角，看起来价钱不贵，但是，对于日产上万只灯泡的亚浦耳厂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这些制品所需的原料，国内都有生产，玻璃砂每吨仅售20元左右，红丹每担才35元。为了降低灯泡的成本价，胡氏于是决定建立玻璃厂。1929年，正式投产。

第三步，横向发展，建立电机厂。为了增强公司的实力，胡氏决定走集团化之路。1931年，他招股20万，在番阝阳路购地15亩，建造了规模宏大、厂房新式、设备先进的亚浦耳第二厂（电机厂），延揽了一批懂得电机制造的专门人才，制造出电风扇、马达、电炉、电钟、无线电等多种电器产品。

通过这三大步，亚浦耳公司的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产品种类近百种。紧接着，胡氏又以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企业发展重点。当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许多厂家为图一时的盈利，不重视产品质量，因此国货声誉不佳。对此，胡氏深恶痛绝。他在《中国国货年鉴》上撰文说：“贪一时便宜，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终将被优胜劣败之铁律作最后的判断。”胡氏的眼光放得很远，他要为中国创名牌产品。为此，他对各道生产环节的技术指标提出了几近苛刻的要求，还不惜工本，淘汰旧设备，添置先进设备。如花重金，进口了最新式的photo-meter验光机。由于胡氏的重视，亚浦耳公司产品质量越来越高。经交通大学研究所检验，亚浦耳灯泡连续通电1000小时，灯丝没有损坏，光数亦一直在80%以上。同一标码灯泡之耗电率也极为均匀，每烛光的耗电率及每瓦特流明（Lumen）数，均符合标准。对亚浦耳公司的强大，外商当然是不开心的。30年代中叶，他们又施出了新花招。1935年，奇异厂为巩固它在中国的市场，又生产出一种新的日光牌电灯泡，售价低廉，每只仅一角，并以种种优惠政策，批发给中国商人，搞倾销。当时，胡氏已是上海电器同业公会负责人。当他得知奇异厂的日光牌电灯泡并没有在中国商标局注册时，不禁计上心来，抢注了日光牌灯泡。胡氏通过电业公会，发动所有的中国灯泡厂家，每日按定额抽成，捐献一批电灯泡，并冠以“日光牌”商标，在全国各地报刊上遍登广告，每只标价仅售5分。这就造成真假“日光牌”灯泡并存现象。一时，真假不分，弄得全国各地商贩不敢贸然进货。胡氏的这招“以毒攻毒”计策，弄得奇异厂哭笑不得。奇异厂的阴谋又一次宣告失败。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1936年圣诞节，德国亚司令厂送给胡西园一本装潢精致的日记本，荷兰飞利浦厂也送来一套油画日历。1937年1月，美国奇异厂赠给胡西园一枚安迪生铜质纪念章。经过这番“感情联络”，他们提出了签订联合协议的要求。根据协议，亚浦耳厂为国际单位之一；制造的电灯泡寿命不得超过1000小时；在国际贸易中要遵守统一价格。胡西园明确地答复：电灯泡的寿命，目前我们已做到1000小时，以后延长与否，当根据需要与可能，不受限制。至于海外贸易，我们有自己营销方针，不愿接受外界的任何约束。美国奇异厂还想高价收买亚浦耳商标,拉亚浦耳加入“中和”，组成五国灯泡厂联合公司，胡西园均一一回绝了。

亚浦耳公司在胡西园独立自主经营方针指导下，生产和销售稳步前进，终成为中国一家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产品品种较多的电器公司。到抗战前夕，亚浦耳公司已有四大工厂、55万资本，名列当时全国电器业之首。胡氏本人也成了近代中国电器业之泰斗，世界电器业的著名人物。

西迁、东归与新生

抗战中，亚浦耳公司受到了战争与官僚资本的打击。上海抗战爆发后，胡氏的电机厂完全毁于炮火，辽阳路总厂的机器和原料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战争给他以沉重打击。

但胡氏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决定西迁，以图东山再起。1939年，他在重庆设立总办事处，购买土地，建造厂房，安装机器设备，建立了亚浦耳灯泡、热水瓶、玻璃料器、制革、化工等八个工厂。

胡氏的活动，受到了官僚资本的阻挠。当时，孔祥熙系统的一个企业，也有意制造电灯泡。为了挤压亚浦耳厂，他们通过孔祥熙的关系，设置了种种障碍，使胡西园不能开工。后来，胡氏不得不请一位与孔家关系密切的人出任董事长，这才得以开工。一彼末平，一波又起。亚浦耳厂开工不久，南京电工器材厂也迁到了重庆。这是一家官办工厂。来渝后，他们依仗官势，与亚浦耳厂争夺空运优先权、原料和燃料的分配额;接着，又用高薪挖走了亚浦耳厂的技术员和大批熟练工人。这使亚浦耳一时难以调度，几乎不能开工。最后，其又乘危削价竞销。这些活动，使胡氏对官僚资本深恶痛绝。

抗战胜利后，胡氏又东归上海，全面筹划复兴工作。经与敌伪工业局反复交涉，收回了被日军芝浦电灯泡厂占用的辽阳路总厂。1938年，又在上海小沙渡路建立了第二厂：在沪西，创办了第三厂。这样，亚浦耳公司很快又恢复到了日产20万只灯泡的生产能力，较战前增长了十倍。从此，价廉物美的“国货老牌亚浦耳”，重新行销于市，风行国内外。

东迁后，胡氏仍重视新产品的开发。1946年，试制成了国产第一支日光灯管。1950年，正式投产。

1949年解放前夕，他拒绝去台。1956年，亚浦耳公私合营，更名为亚明灯泡厂，胡继续任总经理。1965年胡西园退休。1981年4月18日，因心脏病逝于上海。

胡西园一生，除搞实业救国之外，还十分关心社会公益事务。1926年，与沪上各方领袖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市特别训练队，以改变民众的公民训练观念。“八一三”抗战时，担任上海地方协会供应组主任，为前方将士服务。西迁重庆时，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劝募公债运动委员会委员、全国慰劳总会工商动员部副指导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嗣后，又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筹建工作，多次与会，成为该会骨干成员之一。1945年9月，曾与刘鸿生等七人，在重庆两次受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东归后，曾任全国工业复员协进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商会理事、第三区电工器材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曾任上海榆林区政协第二届委员，杨浦区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上海民主建国会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