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坑墓葬俗在我国肇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北方地区的商和西周时期，这一葬俗文化极为流行，东周时期逐渐衰弱，战国以后消失。

武王灭纣,周王朝取代了商王朝,商代墓葬中设置腰坑的习俗被继承和流传下来,从西周一直到春秋战国,墓葬中设置腰坑的特点和意义却在逐渐发生变化:首先,在腰坑的形制上,周人已不再单纯地追求其形状的周正和比例的协调,周人在关中地区设置的腰坑出现了圆角方形.椭圆形.圆形.圆形圜底.不规则形等多种形状,已不再是殷商时期墓葬腰坑单一的正方形或长方形,说明腰坑在墓葬形制中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其次,因社会风气的变化,墓葬中很少有殉活人的现象,周人设置腰坑多用来殉狗,且多为活祭,只有少数腰坑内没有殉葬品,再次,与殷商时期不同,西周时期大奴隶主贵族的墓葬设置腰坑的现象较为少见,而王朝中的一般官员.下大夫和士的中.小型墓葬中却大量出现,说明此时的腰坑已不再是贵族身份的一个象征,只是对殷商贵族腰坑葬的简单效仿,考古人员在一些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腰坑处发现殉狗，而殉葬狗就是周人的特点。

总的来看,墓葬设置腰坑在殷周时期比较盛行,但从春秋晚期开始逐渐减少,除两广.云南等地从战国中.晚期到秦汉时还有少量腰坑墓外,其它地区一般在战国中.晚期以后都不再设置腰坑.

楚地墓葬设置腰坑的情况与关中地区不同,西周时期相对于关中地区而言,楚地受商文化的影响较小,墓葬中很少设置腰坑,因此,有学者认为,腰坑这种墓葬形制不属于楚文化.

在峡江地区早期巴人的活动区域,在考古发现的众多巴人墓葬中,却很少发现腰坑墓;在峡江以西的四川地区早期蜀人的活动区域,也只发现两座设置腰坑的墓葬,即新都战国木椁墓⑾和犍为金井乡土坑墓⑿,其中,新都战国木椁墓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土坑,墓向正西,椁室中部有一腰坑,系先在墓底挖一方坑,坑底平铺四块木板,四边各用两块上下竖砌,四角以卯榫接,顶上再盖三块木板,坑壁四周均用青膏泥填实,腰坑内东西长1.81米,南北宽1.5米,与墓室之比接近1:6,深0.8米,所用木板均为楠木,腰坑内积满清水,出土大小铜器188件,如鼎.壶.敦.豆.盘.鉴.甑.编钟.剑.戈.钺.斧.斤等等,据研究报告分析,该墓的主人是战国早.中期之际,也可能是秦灭巴蜀(公元前316年)之前,开明九世到十一世之一的蜀王,可见墓葬的规格非常高,说明战国时期,当腰坑墓在关中地区地位下降时,蜀地的当权者却依然把腰坑当作一种特权在拥有,腰坑墓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为巴蜀文化所吸收,实际上是关中文化向巴蜀文化的渗透,也说明腰坑本身并不是巴蜀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因素,而是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结果

由此可见,巴东沿渡河发现的西晋时期设有腰坑的墓葬,明显的是受殷商文化余波的影响所致,是对殷商时期腰坑葬俗的继承和传播,也是殷商文化与巴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例证,从腰坑本身的规模和形制看,沿渡河墓葬发现的腰坑已经很小很小了,内空仅20厘米,似乎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具备实用价值,但腰坑的形制仍承袭了殷周贵族所特有的正方形;从墓葬本身的结构和等级看,汉晋时期,三峡地区的腰坑墓已不再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丧葬习俗罢了,从本次发掘的沿渡河地区的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情况看,其结构.形制与峡江干流地区相差不大,其殉葬器物则以大型陶器为主,少见铜器和青瓷器,一方面它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则说明至迟从汉代开始,沿渡河便成为连接巫山与兴山的水陆交通重镇,历史上经济曾一度十分繁荣,因此,在这一地区发现腰坑墓便不足为怪了.

值得注意的是,腰坑葬俗在鄂西南地区直到明代依然残存,笔者2003年10月主持完成的巴东故县坪遗址的发掘当中,就发现了一座设有腰坑的砖室券顶墓,编号Μ1,开口①层下,打破生土,墓向55度,墓口为长方形,墓室及券顶部分用较规整的青灰色墓砖加生石灰错缝叠砌,整个墓室长2.46米,宽0.9米,高1.38米,墓底用砖铺面,正中设一腰坑,长方形,30×60厘米,深约20厘米,墓内骨架保存基本完整,为仰身直肢葬,墓主人头骨下枕有九块青灰色布瓦,随葬器物较少,仅在墓主人头骨附近发现银耳环一件.银簪一件,另在墓后壁正中发现一块墓志铭,长宽均为24厘米,厚6厘米,其正面用红色颜料书写的字迹已模糊不清,腰坑内没有发现殉葬器物

腰坑墓葬俗在我国肇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北方地区的商和西周时期,这一葬俗文化极为流行,东周时期逐渐衰弱,战国以后消失。而在南方地区则相反,商和西周时期腰坑墓资料发现不是太多,东周时期数量大增,分布甚广。据考古发现资料获知:这一葬俗文化最先起源于南方湖北地区,尔后向北传播到了北方中原地区。再据民族学资料:在我国西南地区,直到解放后仍见有这种腰坑葬俗。这一葬俗文化从社会的另一层面向我们真实反映出了中国先秦时期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