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楼》，一名《拿高登》，高登是宋朝权相高俅之子，倚仗父势抢男霸女，为害一方。一日，高登载酒出游，遇梁山好汉徐宁之子徐士英（绰号青面虎）一家至郊外扫墓，高登见徐士英之妹佩珠貌美，命人抢回府中，欲纳为妾，佩珠不从，被软禁在艳阳楼上。徐士英追高登途中遇梁山后裔花荣之子花逢春、呼延灼之子呼延豹、秦明之子秦仁，三位英雄决定挺身而出，除暴安良。是夜，四人潜入高府，适高登酒醉出屋，经过一场激战，终将高登及其爪牙一举全歼，救出佩珠。花逢春等人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英雄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此事不见于《水浒全传》和《水浒后传》，此剧系根据清廷昆曲连台本戏《忠义璇图》有关章节改编。高登除了贪恋酒色之外，还“爱习拳棒”。府中豢养了一批武师，备有各种兵器，每日习武，练就一身功夫，故想除掉这个“南阳一霸”决非易事。在花逢春等人夜入高府，与其遭遇后，高登先后使用了七星刀、长枪和大刀等多种兵器；众义士则轮番与之格斗。高登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下力战群雄，体力渐渐不支，他退到练功场地时，顺手举起仙人担（举重用的石制杠铃），众义士抄起石锁进行围攻，终于将高登打翻在地。

早年，《艳阳楼》的主角并不是高登，而是武生应工的花逢春；高登是由武花脸应工的“反座子“（反面人物）。那为什么后来高登竟成了主角呢？这件事源起于武生前辈俞菊笙。清末，在春台班演出《艳阳楼》时，历来都是由俞菊笙主演花逢春，由武花脸范福泰配演高登，二人旗鼓相当，深受观众喜爱。一次范福泰误场，因无人替补，俞菊笙当机立断，派武生迟月亭扮演花逢春，自己勾脸扮高登，由于他身躯伟岸，便将原来头上戴的棒锤巾改为打扎巾。因自己有武旦基础，遂将开打路数也做了调整变动，增添了七星刀，锣鼓采用[一封书]，不紧不慢，一招一式，攻防进退，工架稳健。直到与花逢春打“大刀对双刀”时，锣鼓改为[急急风]，节奏加快，气氛紧张，高潮陡起，层次分明，获得满堂喝彩。后来他将此种演法传授给弟子杨小楼、尚和玉，从此高登便由武生应工并成为主角而沿袭至今。

杨小楼、尚和玉虽然同堂学艺，但对高登却有各自的理解和创造。杨小楼演的高登是个尚武好色的纨绔子弟，出场时，他手持特大号的折扇，昂首阔步，妄自尊大。“趟马”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念白的骄横、狂傲，以及开打的色厉内荏等，都准确地刻画出高登的凶残暴虐，放荡不羁的性格特征，世称“杨派”。

尚和玉则是另一种风格，他除了武功扎实、工架稳健之外，对念白和唱词还进行了一番推敲，其吐字归音凿实有力，气焰十分嚣张，表现出高登倚仗父势恣意横行的心理状态。开打循规蹈矩，亮相坚如磐石，一招一式讲求稳、准、狠，犹如凶神恶煞，狂暴至极，世称“尚派”。

厉慧良艺宗杨派，又吸收了尚派，对戏精雕细琢，反复推敲。在把握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更注意造型的优美，举手投足，洒脱飘逸。高登饮酒后，他在脸谱的两颊部位各施红粉，表示已有几分醉意，并且创造了一套“醉打”，节奏舒缓，情趣盎然。见到花逢春后，醉意顿消。开打似疾风暴雨，迅猛异常。戏的结尾也别开生面，早年演出时，高登被花逢春等人用石锁砸死，猫腰钻进后台，众人在“三笑”中结束。而厉慧良的处理手法则另辟蹊径，高登在石锁的夹击下，背对观众，仰面朝天，用一个“硬僵身儿”摔倒在地；众义士高举石锁，怒视高登，各自亮相，形成一组人物造型，好似电影的“定格”，就此落幕剧终。这不但具有点睛之妙，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当年笔者曾问及这一艺术构思，厉先生爽朗地说：“拿高登嘛，最后总得把他拿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