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富山（1914年—1996年01月15日），男，山西省定襄县人，开国少将。1936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曾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铁道兵后勤部部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96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

范富山，1914年生于山西定襄县芳兰村。

1936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定襄县自卫队总队长，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自卫队区队长，山西五台县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定襄县委书记。参加了五台地区反“扫荡”斗争。

1945年5月19日，根据冀晋五地委的决定，中共阳高县工作委员会在大同县黎峪村正式组建成立，范富山任工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阳高县支队，由范富山兼任支队长。县工委、县支队成立后，范富山带领县、区干部40余人，县支队百余人，在军分区副司令员罗文坊、地委副书记陈一帆率领的六团一部的掩护下，从黎峪出发，跨过桑干河进入阳高县境内丰稔山一带，首先取得了丰稔山战斗的胜利，接着袭击了随士营火车站之敌，继而又打退了由大同出发前来侵犯丰稔山的敌人。经过近半个月的奋战，至5月底，先后摧毁神堂堡、赵石庄、古城堡、潘寺村、上吾其、马官屯、莫家堡、北徐屯、大柳树下深井等14个伪大乡公所，缴获粮食10余万斤；上吾其、安家皂、大白登、守口堡、乳头山、镇门堡、王官屯等日伪据点，相继被我军逼退，解放了数百个村庄，平绥路沿线附近大部分村庄亦被我控制。中共阳高县工委和县武装部队从此在阳高县境内站住了脚。

1945年6月，中共冀晋五地委决定将中共阳高县工委改为阳高县委，范富山仍然任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委。此际，范富山按照地委的指示，正式组建成立了阳高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委、县政府成立后，他领导县委、县政府强有力地开展了建党、建政工作，很快在全县建立起6个区委、区政府。为了搞好基础建设，他领导县委在上、下神峪举办了基层干部训练班，培训骨干30余人，全部充实到了基层，以加强对基层建党建政工作的领导。全县建立健全区、村党政群团基层组织的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在军事斗争方面，范富山等县支队领导在不断补充支队人员、装备，加强支队力量的同时，组织指挥支队和各区、村民兵武装，继续对敌发动猛烈的攻势作战，先后取得了神泉堡、养老洼等地战斗的胜利，并攻克了一批敌据点，摧毁了全县所有的伪大村公所，全县农村大部获得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罗文坊副司令员率部赶至东井集大柳沟村，经与范富山研究，首先策动了东井集、小石据点伪军的起义，顺利地收复了这两个敌据点。随后，范富山率领县支队与分区主力部队相互配合，迅速向阳高县城逼近。8月24日，由范富山率县支队和分区四十八团打响了解放阳高城的战斗。经过一天激战，于25日攻占阳高城，阳高全境获得解放。

1945年10月范富山调离阳高后，任五台县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定襄县委书记。

1947年8月，任冀晋军区独立第2旅政治部主任。

1949年2月任人民解放军第66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保北、察绥、平津、太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军组织部部长。

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翌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6军196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一次至第四次战役。

1951年3月回国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

1954年6月任华北军区（1955年改称北京军区）后勤部参谋长。

1959年3月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6年后任铁道兵后勤部部长等职。

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

1996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

范富山退休后，一直居住在北京军区禄米仓干休所。

1989年6月3日上午9时许，平静的干休所突然沸腾了。

“戒严部队来咱们院儿了！”

“战士们来了，孩子们来了！”

多少天来，忧心忡忡的老人们，听到这一消息，纷纷涌出了家门。

只见，这些赤手空拳的官兵们，徒步从京郊通县开进市区，在建国门立交桥受阻而被冲散，累得精疲力尽。一时间，不足2000平方米的院落，进来了1000多名官兵，尾追的一群暴徒和不明真相的人们，在大门口狂呼乱叫……

当时在家的年轻助理员邹群，急忙找到75岁的红军老战士范富山。这个曾任铁道兵后勤部长，率领过千军万马的老人，望着眼前被暴徒冲散、殴打而倒卧一片的士兵们，心情一阵阵难受：“这是咱们战士，咱们不管谁管？现在家家烧水！”

不到一个小时，家家都端来了米粥、茶水、挂面等食物。

由7个单位汇集而来的官兵，聚在一起，不免有些乱。范富山看出这一情况后，同小邹找到当时的“最高指挥员”——三位不同单位的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斩钉截铁地下令：“你们职务最高，咱们组成一个临时组织，这些兵全归你们负责！”并挥手给部队划分了区域。

此刻，外出办事的副所长李贺忠同志气喘喘地赶回来了。他立即带人，腾出了两间办公室。一个由老干部、工作人员和部队领导组成的临时指挥所成立了，纷乱无绪的部队恢复了建制。

人来了，就得吃住。可是上千号人往哪睡？正当发愁的时候，曾在北疆八千里边防线上以爱兵如子而著称的原内蒙古军区司令员蔡英挤过来献策：“还是战士们要紧，把车库腾出来！”很快十几个轿车库和一些房屋、楼道都腾出来。

“孩子，铺上这个吧！不要凉着！”老八路刘水生病住院，电话里他让老伴张彬妈妈，把自家客厅里那块价值千元的纯毛花色地毯拿来给战士们铺。一些老人还送来被子、大衣。

夜，拉下了帷幕。极度疲劳的官兵们，在这些老首长们的帮助下，终于和上级取得了联系，定于晚上10点钟之前赶到指定集结地。

军令如山。指战员立刻振奋起来，准备出发。可是，外面的局势日趋严峻，穷凶极恶的暴徒们，不仅拦阻军车，围攻官兵，而且已经开始烧车、杀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出去？

还是那位范富山老同志，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推开了临时指挥所的门，和大家一起分析形势，查明路线，研究行动方案。年过40的李贺忠，主动提出：“我熟悉北京情况，我去当向导！”

指战员们刚出去，还未到北京站口，就遭到一群暴徒的围攻和袭击。

鲜红的血迹，立刻激起了人们对暴徒的愤恨和对战士的关切之情。大家迅速把昏迷不醒的伤员扶回来抢救。曾在孟良崮等战役中抢救过许多战友的模范医务工作者牟壮善对医务室主任刘金华说：“现在要分类抢救，先重后轻。”很显然，他又成了“阵地指挥员”。接着，他又同一个卫生员给伤员们分类编号。

许多老红军、老八路，虽不会包扎伤口，却不肯离去，有的打手电、递毛巾，有的洗血迹，不时地提醒卫生员们：“轻点，轻点，这也有伤口。”

22名重伤员急需转院。这时，已是午夜时分了，大街上丧心病狂的暴徒们，十分嚣张。如果这时出去，则有生命危险。但年轻的战士在流血……

“没有救护车，怎么办？”“动面包车！就是把车烧了、砸了也要把伤员及时送到总院！”吴协理员果断地下了命令。

“面包救护车”出发了，根据老首长的安排，车上救护人员穿上白大褂，一身医生打扮。为了避开人群，他们关掉车灯，走小道，闯红灯，加速行驶。但后来还是被暴徒发觉了。面对投掷而来的石块，他们就用身子挡住车窗，护着伤员……三次往返，终于把22名重伤员送到医院。

不久，部分被围困和冲散的官兵们，又陆续回到了禄米仓干休所。在这里的老首长和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他们安然度过了5天4夜……

儿子：范雁生，1947年1月14日出生于雁门关附近解放军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