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文化即莒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丰厚，是古老的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早于齐鲁文化而又对齐鲁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及巨大贡献，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莒地，指山东省鲁东南以莒县为中心的区域，涵盖沂蒙山区和日照市的沿海一带。夏之前即为“莒部落”，为东夷文化的中心，这里的民众因讲仁义、诚信，重礼仪，多“好让不争”，人们喜“衣冠带剑”，皆有君子之风，所以又号称“君子之国”，具有较高的文明水平，文化、经济等都领先于华夏。商时为“姑幕国”，对巩固商王朝起到很大作用。周代建“莒国”，傲立东方，甚为强大，史称为“东方之雄强”。具有底蕴丰厚的莒地历史文化，曾培养出姜子牙，助周灭商，建立起齐国，并将莒文化在齐国传播开来，齐国得以大治。后齐国多乱，莒国还多次保护其王公避难者，齐桓公即是一例，回国后奋发图强，“毋忘在莒”，为春秋五霸之首。鲁国也积极学习莒文化，从而得以强大，并与莒国多次结盟，共扶周王朝。后孔子对“莒文化”非常重视，多次提出“学在四夷”，并常来莒地周游，传曾师项橐，日照至今还有“圣公山”，遗迹尚存。孔子在“莒文化”“仁”的影响下，创立起儒家文化，成为中华的重要文化，流行于世界，至今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莒国在众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和合万邦，为安定四方，重生保民都起到一些作用，列国无不重视，万民仰止，具有良好的声誉。后因莒国国君无道，为楚所灭，继归齐国。周代之后，莒文化一直得到不断的长久发展，英才辈出，如诸葛亮、刘勰等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为了进一步挖掘、搜集、研究、发展莒文化，于2003年以中国作家于文瑞和王冰为首成立起“莒文化艺术研究院”，对莒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了经典之作《莒文化大典》，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誉，为莒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5000年前，莒地先民在陶器上刻上图象文字——陶文，被认为是一种古老文明伊始的标志。莒文化经过数千年磨砺积淀而辉煌一时，许多学者将它与齐文化、鲁文化并称为山东三大文化。

何为“莒”？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解释说：“齐谓芋为莒。”莒人多食芋，这大概是春秋“莒国”名称的来历。春秋末期，孔子的得意门徒曾子和子夏在莒国为官，他俩秉承孔子传道授业的儒雅风习，在莒国子城南垣设立书院，收徒讲课。岁月沧桑，如今这处书院仅存零星遗址，但千年文化流风不断，每当晨风夜露之际，犹闻琅琅书声从书院方向隐隐传来，后人有感“书院夜诵”，以诗为赞：“千秋道脉传薪火，竟夜书声彻讲帷。幻景相承真异迹，斯文余韵至今遗。”

莒国故城在今莒县县城一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西周的莒国国都面积近百平方里，为现在莒城的6倍多。《水经注》载：“其城三重，并悉崇竣，惟南开一门，内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许里。”

莒城东南约3里处原有一堆像小山似的巨石，称作“乐毅垒”。公元前284年，燕昭王采纳了乐毅的建议，集结楚、韩、赵、魏、燕五国兵力，以乐毅为大将攻伐齐国，攻取齐七十余城，齐国都城临淄也陷落，唯莒、即墨未被攻破，当时齐湣王只身到莒避难。乐毅率大军包围莒城，并在城东南方用巨石垒筑高台以观察城内情况。这场战争后来在莒与即墨一带发生逆转，战争的硝烟很快散尽，但“乐毅垒”却留了下来，与古老的城墙默默相对注视了几千年。正像后人诗句写的那样：“古城东望草萋萋，未许长河限马蹄。负郭千廛成壁垒，提封千里卷青齐。霞明远树惊烽火，风动寒涛忆鼓鼙。往事已醒蕉鹿梦，空余残址对流澌。”

莒城城垣外部和子城系周至汉代所建，今之莒城垣是元代缩城，明代砌之以砖，因而有“三撙莒城”之说。“国士桥”原位于护城河上，为长6米、宽3米许的石砌五孔桥，上世纪七十年代拆除。桥西侧有古碑两方，卧碑为唐代所立，立碑为明代遗物。在两方碑的稍南方还有一石碑，正面隶书“国士桥”三字，为清康熙元年(1662年)知州韩弘度所立，石碑阴刻则讲述了一段远古的故事：春秋时期，有个叫柱厉叔的人在莒国为官，他忠君爱国，智深虑远，但国君敖公昏聩，于是他愤而离莒，到一孤岛上居住，过着“夏用菱芡充饥、冬以橡栗为食”的孤苦生活。后来敖公果然国破人亡，厉叔听说后，要回去以死殉君报国。好友劝道：“为何要为他而死呢？”厉叔说：“我今去以身殉国，以此警劝后世那些不识贤臣、类似敖公的国君，让他们再不要重蹈误国之辙了。”厉叔毅然回归莒国，他站在五孔桥上，见城郭依旧，物是人非，阎闾破败，满目荒凉，不禁怆然泪下，便纵身跳到桥下溺水自尽了。后人推崇厉叔的高风亮节，便称誉他为“国士”，立碑以志，并将他殉国处的五孔桥易名为“国士桥”。清朝初年，大诗人王渔洋即景生情，还为柱厉叔一掬伤心之泪，他作怀古诗道：“国士桥边水，千年恨未穷。如闻柱厉叔，死报莒敖公。“

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器大口尊上有图象文字——上边的圆圈是太阳，中间的半圆是火苗，下边的五个尖是山峰。这个图象文字的意象大概是表明古人在山顶点燃柴禾，祭祀太阳。每个见到大口尊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联想，对“日、火、山”给出自己的答案。其实，我们只需把它看作一堆“薪火”，是文明之火、文化之火、希望之火，几千年来它使一域文化璀璨无比，也点亮了无数文人学士的心灵。大约1500年前，梁代文艺理论家刘勰(约465—521年)就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从莒县浮来山东坡顺道而上，便进入一个三峰环抱、幽密深邃的山坳，在峰回路转、树林荫翳中，千年古刹定林寺依山傍水，雄居于佛来峰下。定林寺就是《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晚年循迹之地。

刘勰早年丧父，在贫苦中求学，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母亲也在他20岁的时候去世了，刘勰为母亲守丧3年后，已逾时俗的婚龄，以至于终身未婚。齐武帝永明年间刘勰依附沙门，居南京定林寺，由于刘勰博通经论，因而定林寺经藏均由刘勰区别部类，录而叙之，整理而成。同时，刘勰饱览经史百家和历代文学作品，对文学理论深入研究，“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以5年之功写成《文心雕龙》，他在《序志》中明确述志：“君子处世，树德建言。”时在梁代天监元年(502年)。但“人贱物也鄙”，《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所谓“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刘勰自重其文，他设想通过名人的举荐来宣扬自己的书，于是他想到了当时文坛上声望甚高的沈约。由于沈约贵盛，刘勰无由自达。于是刘勰便背上他的书扮作货郎，等候在沈约常来往的路上，当沈约车辆到来之时，他上前献书，沈约便命仆人取来试读，沈约一下子被文章打动了，“大重之”，以为“深得文理”，并“常陈诸几案”，随时翻阅。

由于沈约对刘勰文才的褒扬，刘勰开始了仕途，被任命为奉朝请。奉朝请一职，既无实权，又无属员，只是朝会请召而已。刘勰50岁左右的时候被擢升为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执掌奏章，因刘勰精研佛理，文章出众，当时京城的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必定请刘勰撰文。这一时期大概是刘勰最幸运的时光了。天监十八年(519年)，刘勰奉命到定林寺整理佛经，待佛经完成后，刘勰瞻念前程，一切皆为梦幻，一股悲凉和愤恨涌上心头，出家为僧的念头占了上风，于是先燔发自誓，后上书皇帝复命并乞求出家。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出家后，末期而卒。实际情况是，刘勰并未去世，而是返回了故乡莒县，并创立了浮来山定林寺。

如今，从莒县定林寺千年银杏树下进月洞门，便见一清雅小院，院内垂槐罩地，青桐参天。桐槐深处有一幢二层小楼———“校经楼”。关于这座校经楼，《南史》载：“定林寺经藏，勰所也”，此楼就是当年刘勰校经藏书之处。刘勰于此，耳听晨钟暮鼓，埋头校经，直至圆寂，埋骨塔林。

莒南坪上镇大铁牛庙村是明朝抗倭名将孙镗的故里。明嘉靖年间，孙镗(1523年-1556年)在江浙一带经商，当时倭寇成为当地沿海的祸患，民众生命财产经常遭到损失。当这些海盗袭扰松江府时，孙镗求见郡守，表示要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招兵买马，帮助明朝军队荡平倭寇。郡守十分赞赏孙镗的义举，收下孙镗的捐资后，把他推荐给参政翁大立。翁大立当面考察孙镗的武艺，只见孙镗使用双刀非常熟练，挥舞起来飞花落叶嗖嗖作响。翁大立十分赏识孙镗，就留他在军中任职，这一年孙镗27岁，弃商从戎。

孙镗最先参加松江一带对倭寇的战斗，他大胆应敌，立下奇功。此后，孙镗决定大干一场，以外御海盗，内保乡民。为此，孙镗派手下亲信回家乡莒州，将自己的家产全部变卖，召集乡里的青壮年，鼓动他们与自己一道建功立业。孙镗原本就是弓马娴熟之人，在家乡颇有威信，经过号召，当地人纷纷报名投奔孙镗，于是出现了一支由山东大汉组成的抗倭义勇军，在江浙沿海一带驰骋拼杀。《明史》称誉：“吴中倚孙镗若长城。”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渡过泖浒(水名)抢劫，孙镗闻讯马上带兵赶往，与倭寇展开激战。双方激战了一天，因援兵迟迟不能赶到，孙镗只好带兵退守松江石湖桥一带，不料，战船刚行驶到水中央，埋伏的倭寇蜂拥而起，孙镗拼命杀敌，却不幸被倭寇击伤落水，以身殉国，年仅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