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前1015年或前1036年），姜姓，吕氏，名尚或望，字子牙（或单呼“牙”），后世称姜子牙、齐太公、师尚父、太公望、吕望、吕尚、姜尚等。籍贯有“东海上”（今山东日照）、河内汲县（今河南卫辉）等不同说法。中国商朝末年军事家、政治家、韬略家、思想家，西周开国元勋。

姜太公的先祖曾做四岳之官，辅佐夏禹治理水土有大功。舜、禹时被封在吕地。夏、商两代，有的封给旁支子孙，也有的后代沦为平民，姜太公就是其远代后裔。

因为家境败落，姜太公不得不从事各种职业以谋生计。他曾经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给商朝贵族子良做家臣，因不善结交权贵而被驱逐。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太公曾经是夫入妇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总之，到了晚年的姜太公，仍贫穷落魄，一事无成。

后来，姜太公垂钓于渭水之滨（后世认为在磻溪，位于今陕西宝鸡），借钓鱼的机会求见周西伯姬昌（即周文王）。文王在出外狩猎之前，占卜一卦，卦辞说：“所得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到出猎之后，果然在渭河北岸遇到姜太公。文王很是重视，遂与姜太公谈论。姜太公围绕“仁”“德”“义”“道”几个方面，教文王如何做到“天下归之”。文王大喜，认为他是个奇才，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太公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关于二人相遇的年龄，有七十、八十、九十等不同说法，难以确认）。此即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来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姜太公博学多闻，曾为商纣做事。商纣无道，姜太公就离开了。他四处游说列国诸侯，未得知遇之君，最终西行投靠文王。还有人说，姜太公是一位处士，隐居海滨棘津（今属河北南皮）。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文王的臣子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太公之名而召请他。姜太公也说：“我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者，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文王，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文王。文王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正是通过此次营救行动，使得文王认识到姜太公的贤智，并引以为谋士。

另据《鬼谷子·忤合》记载：“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即姜太公三次臣服文王，三次臣服纣王，其才能主张还未显露于世，最后归服了周文王。

虽然姜太公归周的传说各异，但大旨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姬发之师。

文王从羑里脱身归国后，开始暗中和姜太公策划如何推行德政以推翻商纣政权，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权谋和奇计。姜太公辅佐文王积善修德，明道行仁；对外促使文王联络对纣王不太满意的其他诸侯国对其纳贡，从而使纣王放松警惕；对内定爱民之策，行惠民之事，提倡生产，训练兵马。文王为政清平，尤其在明断虞、芮二国的国土争讼后，被诗人称道为膺受天命者。在随后的数年间，文王讨伐了西部的犬戎、密须，解除后顾之忧，又讨伐东部的耆国、邘国及崇国，并大规模建设丰邑，为灭商大业做准备。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当时出现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心向周的局面，多半是姜太公谋划筹策的功劳。

文王死后，武王姬发即位。武王在继承王位的第二年，想继续完成文王的大业，于是率大军东征商，一方面是为察看诸侯是否响应，另一方面是为预先熟悉伐商的路程和地形。军队出师之际，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太公左手拄黄钺，右手握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于是兵至盟津（一作孟津，在今河南孟州西南十多里，位于黄河北岸）。各国诸侯相继到来，纷纷劝说道：“可以征伐商纣了。”武王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拒绝继续进兵，与诸侯约期会盟而还，并同姜太公合撰《太誓》。

主词条：牧野之战

盟津会师后，对于仍然强大的商朝，周人时刻予以关注。武王多次派人刺探商朝的动静。在使者三次反报商王朝内部“谗慝胜良”“贤者出走”“百姓不敢诽怨”之后，太公对周武王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叫作做暴乱，贤德的人出逃叫作做崩溃，百姓不敢说怨恨不满的话叫作做刑法太苛刻。它的混乱达到极点了，已经无以复加了。”

盟津会师后两年，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此时商贵族内部已经分崩离析，纣王已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武王认为伐商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即位后第四年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出兵东征灭商。发兵时，武王占卜得到的龟兆不吉，行军途中又遇暴风骤雨，众人决心一度动摇，只有姜太公力劝武王进兵，于是武王在十一年（前1046年或前1044年）至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出师。二月二十一日，周军渡过盟津，并在该地会合各路诸侯，举行盛大的誓师仪式。二十七日黎明前，经过急行军，各路联军抵达牧野前线。姜太公协助武王向当地商民进行宣传，告诉他们周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是纣王，主要的目的是安定民众，不是与百姓为敌。随后，得知消息的纣王匆匆集结大量兵马前来迎战。当天清晨，战幕一揭开，姜太公亲自统领三百辆战车及三千乘车甲士组成的战车方阵，担任前锋突击任务。随后武王率领大队人马攻击纣王的军队。商军人多势众，但士卒与纣王离心离德，纷纷倒戈。周军趁势进攻，大量商军被杀。到黄昏时刻，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朝歌，在鹿台上自焚而死。

第二天，武王立于社坛之上，群臣手捧明水，卫康叔封铺好彩席，姜太公牵来祭祀之牲，史佚按照策书祈祷，向神祇禀告讨伐罪恶纣王之事；散发纣王积聚在鹿台的钱币，发放其屯积在钜桥的粮食，用以赈济贫民；培筑加高比干之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迁移象征天下最高权力的九鼎迁往镐京；修治周朝政务。

牧野战后，一些亲商的方国尚未降服。因而武王命令尚集结在盟津管、祭（今河南郑州及其东北）一带的后续六师，分四路扫荡南方各反对势力。其中姜太公统领一路军队进攻越戏方（今河南巩义东南），取得胜利。

武王灭商后，同姜太公、周公旦等人商议，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作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国，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由于姜太公在兴周灭商中功勋卓著，而被首封于齐地营丘建立齐国，以稳定东方。

姜太公带领本部人马奔营丘而来。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一行人行军速度很慢。一天傍晚他们来到离营丘不远宿营，准备第二天赶到营丘。有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这些人睡起觉来香甜安稳，哪像个赴国建都的样子”。姜太公听后急命整顿人马，连夜赶赴营丘。至黎明时到达淄河西岸，只见莱国军队正在涉水奔营丘而来，剑拔弩张，形势危急。姜太公先说武王敬德尊贤，仁政爱民，诸侯拥戴，万国降服，劝莱侯西向事周，同兴新朝大业。但莱侯自恃力强，拒不从命。姜太公遂一战击败莱侯。莱军溃逃，他占据了营丘邑。

姜太公建立齐国后，遇到了内部“顽民”的阻扰。据《春秋繁露》记载，司寇营汤阳奉阴违，受贿害民，并妖言惑众，宣称要以所谓的“仁义”治齐。姜太公发现后，以征询治国之道为话题，让他说一说他的治国主张。他回答说：“治国之道，只有仁义就够了。”姜太公又问：“何为仁义？”营汤说：“仁就是爱人，爱人的人有子不食其力；义就是敬老，敬老者妻老而夫拜之。”姜太公听了营汤对“仁义”的解释后说：“我也主张仁义治国，可我所说的仁义含义与你所说并不尽相同。我认为，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为仁；要和众，与众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为义，义之所在天下同赴。更重要的是仁义不只说在嘴上，还要见诸行动。你口称仁义，言行不一，阴阳两套，巧言令色，受贿暴民，诛杀无辜，若用你这样的‘仁义’治齐，只能生乱，不能安民兴国，你必须改弦易张。”营汤不从，姜太公令人将他拿下，然后斩杀，以正政令。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姜太公就去向周公汇报其安邦定国的政绩。周公问道：“怎么这么快？”姜太公说：“我只是简化了他们君臣上下之礼仪，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

姜太公安定大局之后，立即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营丘则是他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中心。营丘原为夏、殷古邑，姜太公到此后，依丘为城。

姜太公建立齐国后，在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化上，他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姜太公认为，如果在齐地强力推行周礼，容易产生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且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

据《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也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自齐国初建时就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姜太公封齐建国后，相当多的时间是在镐京做周朝中央政权的“太师”。他的大儿子齐丁公姜伋，也一直在镐京担任虎贲之职，统领着王宫卫戍部队。齐国开国后的三十余年，营丘基本上由姜太公的三儿子丘穆公镇守。

姜太公之所以未立即就国，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齐国还在东夷盘踞之下，齐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到达那里；二是武王还需要他辅佐，武王死时，周成王姬诵年幼，管叔、蔡叔、霍叔发起“三监之乱”，淮夷、徐夷及“殷东五侯”起兵反周，姜太公协助周公等平叛，又不能立刻离开刚刚夺取政权的朝廷。

东征胜利后，年已过百的姜太公行动不便，才东返封国，并被周王室授予“东至海，两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的专征大权。五侯，指殷东之五侯，亦即薄姑加徐、奄、熊、盈；九伯，指《逸周书·作雒》文中所说的淮夷九国。这些方国部族，在西周初年尚未真正归顺周朝。学者黄盛璋认为“穆陵”当指楚境黄州麻城西北的穆陵关，还有研究者认为是齐国的穆陵关。专征大权的授予，是日后齐国开疆辟土的合法依据。但关于后来姜太公是否回到周王朝，与周公、召公奭一起辅佐成王，这一点史家有争论。

姜太公得享岁寿一百余岁。关于其卒年，《竹书纪年》明确载为周康王六年（前1015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有研究者据《尚书·周书·君奭》篇“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均未提到姜太公的记载认为，他在成王在位期间去世，具体时间为周成王九年（前1036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

姜太公于周文王时进入周族方国统治集团，成为主掌军政的核心人物。

时周已崛起于商朝西方，力图摆脱商朝控制，向东开拓。面对“商、周之不敌”的情势，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确定先改变力量对比，尔后伺机进行决战的渐进灭商方略。为隐蔽周的谋略企图，实行韬光养晦之策，采取建商宗庙于周原以祭祀商王先祖、率商之叛国臣服于商、向商王贡献方物等手段，制造恭顺事商的假象，使商纣王消除了疑周之心。商纣王赐命文王专西方征伐大权，而将商的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东方，为周发展实力造成良机。姜太公深知国家兴亡在于民心向背，针对商朝苛剥、酷虐民众，建议文王“修德行善”，收揽人心。对内发展生产，优抚年老、残疾之人；废除奴隶酷刑，缩小施刑范围；制定“有亡荒阅（不准收留逃亡奴隶）”的法律，取得奴隶主贵族拥护。对外调解虞、芮两国矛盾，广泛争取与国。至文王晚年，形成周内部稳定，诸侯方国人心向周的局面。又佐文王乘商朝用兵东夷之机，征服犬戎（今陕西西北部）、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消除后顾之忧，继而兵锋东向，逐个剪除商朝羽翼，先后攻灭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邗（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东北，一说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东北）等国，扫清东进灭商障碍，对商形成进逼之势。

文王去世后，姜太公继辅周武王，于武王即位第二年随其率师东进，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众多反商诸侯军队相会，主持大规模渡河演习。曾亲入商都探察情况，施离间之计，促其内部反叛。武王即位第四年（前1045年，另有前1057年等多说），姜太公见商纣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乃不顾“龟兆不吉”的占卜和“风雨暴至”的天候，促武王抓住战机，乘隙进军。沿途安抚商地民众，揭露纣王罪行，宣扬“恭行天罚”，分化瓦解敌人，顺利进至商都附近。继而他在牧野之战中率精兵为前锋挑战，当商军“前徒倒戈”之时，乘势与主力大破商军，一举灭商，开创西周王朝。

周成王亲政后，姜太公受封于齐（今山东北部）。成王派召公命令姜太公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各地官守，如有罪愆，命你讨伐。”齐因此握征伐四方大权，与新封的鲁国成为稳定东方局势、巩固周初统治的重要力量。

姜太公至齐后，以武力赶走了莱等土著部族，就以文化上的宽容吸纳了东夷土著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其集中表现就是他制定的建国方针：“简其礼，从其俗，通丁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尊贤上功，以法治国。”这套政治纲领一直影响着齐国之始终。齐国所尊崇的是德行超群、多才利民的人，任人唯贤，不计较门第身份，注重功利主义。太公的重才其实质就是重民，他深知政治的良莠，策略的优劣，民心的向背，天下的治乱安危，无一不与人才得失有关，他对人才的鉴别，是以能否为国立功为标准的。他的尊贤上功，开了中国法家量才授官、论功行赏之先河。太公所实行的“简其礼，因其俗”，通俗地说，就是简化君臣之礼，允许当地居民保留其传统习惯，容忍甚至顺应当地习俗，用这种方法来调整齐国公室与旧方国之间的矛盾，形成安定和谐的政治格局。齐国的建国方针中包含了经济、政治两个层面。“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以发展经济富国富民为目的，这在西周诸侯中是少见的；从政治层面来看，齐国初封，不像鲁国那样有严格的阶层式宗族结构。太公受国之后，人才奇缺，治国人才不得不从商代旧职人员中选拔，也不能不在土著部中选拔人才参政，这使得姜太公在建国之初，不得不以尊贤上功作为齐国的建国方针。这是前无古人的：太公所尊崇的是德行超群、多才利民的人，任人唯贤，不计较门第身份，而是注重功利。

姜太公制定的建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奠定了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富强的基础。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他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姜太公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谋略思想受到后世兵家普遍遵奉。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姬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唐人李靖认为古代兵学分为“太公谋”“太公言”“太公兵”三门，皆出自太公一源；唐王朝还曾封吕望为武成王，与被尊为“文圣”的孔子并立，可见其作为“兵学鼻祖”影响之大。兵书《六韬》据说为姜太公所著（一说是托名伪作）。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并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

商容：“视其为人虎据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见利即前，不顾其后，故君子临众，果于进退。”

《诗经·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展喜：“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

周灵王：“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

季札：“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晏婴：“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

孔子：“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

孙武：“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墨子：“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孟子：“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貂勃：“然则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

秦昭襄王：“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

范雎：“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乡使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

荀子：“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

姚贾：“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隹谁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垢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

吕不韦等：“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支，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句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

韩非：“师旷之对，晏子之说，皆合势之易也，而道行之难，是与兽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故季孙让仲尼以遇势，而况错之于君乎。是以太公望杀狂矞，而臧获不乘骥。嗣公知之，故不驾鹿。薛公知之，故与二孪博。此皆知同异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说在畜鸟。”

尉缭：“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年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得此合也。”

刘安等：“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司马迁：

桑弘羊：“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

刘向：“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释父兄与子孙，非疏之也；任庖人钓屠与仇雠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数矣。是故吕尚聘而天下知商将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齐秦之必霸也，岂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国破家亦固有人；桀用于莘，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刘歆：“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

戴德：“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

桓谭：“治国者，辅作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王公大人则嘉得良师明辅，品庶凡民则乐畜仁贤哲士，皆国之柱栋而人之羽翼。王者易辅，霸者难佐。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虽咸有大才，然皆年七十余，乃升为王霸师。”

班固：“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

蔡邕：“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

许靖：“昔营邱（姜尚）翼周，杖钺专征。博陆（霍光）佐汉，虎贲警跸。”

董昭：“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

高柔：“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杖阿衡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萧、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

张载：“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故尝试论之：‘殷汤无鸣条之事，则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无牧野之阵，则吕牙，渭滨之钓翁也。’若兹之类，不可胜纪。盖声发响应，形动影从，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岂不信欤！”

刘勰：

房玄龄：“萧、曹弼汉，六合为家，奭、望匡周，万方同轨，功未半古，不足为俦。”

王绩：“栖迟养老，寂寞何为？地接皇涧，溪连灞池。钓舟始泊，鱼竿半垂。君王先兆，还应见知。”

司马贞：“太公佐周，实秉阴谋。既表东海，乃居营丘。”

杜佑：“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

杜牧：“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恭、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勣、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此一时，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

李商隐：“武故时非无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悬，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

胡曾：“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钩。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

吕蒙正：“文章盖世，孔子厄困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垂钓于渭水。”

石介：“其君无道，其国将必亡，遂弃其国，不往就之，见其君，进其说，晏安坐于磻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国将亡者，吕望之心也。”

叶梦得：“夫太公贤者也，其所用王术也，其所事圣人也，则出处必有义，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与文王为仵合，而孙武谓之用间，且以尝为文、武将兵，故尚权诈多并缘自见。”

韩元吉：“太古之论兵，天下皆曰黄帝、炎帝之兵，其制与法不可得而见矣。其可见者，不过曰‘去天下之害’云尔。非若战国之士，角其诈力，以朝夕从事于军旅者也。使太公而有言，亦用兵之道而已。文王、武王得太公而为辅者也，……是太公之功，特相武王伐商之事也。伐商之事，其用兵亦略矣。战国之时，天下方以兵争也，好兵之士，思寓其说而不可得，凡用兵之说，乃举而归诸太公。然则太公者，其亦好兵者哉？而又有甚不可者，任诈与术，反复机变之论，从而著之于书，以为太公所以造周也。天下从而信之，后世从而师之，曰‘是真太公之言’云尔。……呜呼，而谓太公为之乎？后世徒见其书，……遂以为三代圣人之兵亦复出，此不知圣人用兵之有道也。昔孟子称太公以比伯夷，曰‘天下之二老’，又曰‘太公望见而知之’，是孟子以太公同于圣人。从后世之言，则仅足为孙、吴之辈矣。”

张预：“孙子曰：‘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周宗太公阴权而兴王业是也。”

罗泌：“太公，亚圣之大贤也，其仕周也亦不苟矣。”

唐仲友：“三分天下有二而犹事商，在众人必以为失时；三后协心而后道洽，在常情必以为无功。二圣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亦出于自然而已。”

罗大经：“太公之鹰扬，伯夷之叩马，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太公处东海之滨，进而以功业济世。伯夷处北海之滨，退而以名节励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为世间办一大事，可谓无负文王之所养矣。”

郝经：“沨沨乎大哉，齐之风乎。表东海者，其太公乎？显与西土，而国之东乎。不显惟德，祗称其功乎。敬胜乎怠，神道之充乎。心存不忘，尧、舜之中乎。乃武乃文，圣德之同乎。于乎不能忘，三代之隆乎。”

查德卿：“问从来谁是英雄？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举成功。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飞熊。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

宋濂：“伏羲为道统之师，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次而列，皋陶、稷、契、夷、益、伊尹、傅说、箕子、太公、周公皆天子公卿之师，宜秩祀天子之学。”

朱元璋：“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顾皇皇于版筑鼓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

王世贞：“管仲非太公俦也，然而吾尝为之说曰：‘为管仲难，为太公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圣，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继之，纣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无太公，商宁不周也。无太公而周毕闳散之辈以将，纣师不倒戈乎？否也。故曰：‘无太公，商宁不周也。’夫齐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羁旅之匹夫，而为之相。屈高国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惩楚。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张之势，而我率孱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过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为管仲难，为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所为，多阴谋秘术，见于金匮、六韬诸篇者，先儒以其异于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尽尔也。夫齐之后，强于鲁，而益远于道，谁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于管仲，而太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灭商，若畿内畿外之国，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数十。彼其君岂尽狥纣于虐，若飞廉、恶来者？盖归附之称后，则灭之耳。夫岂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称无战，则周毕功也，太公不得称功臣。太公而称功臣，则不得不任术。太公之任术也，与武王之为武也。夫子知而隐之，若宋儒，则以为无之矣。”

黄道周：“太公尚父，霸王之辅。渔猎以归，修德用武。学擅阴阳，韬分龙虎。黄钺白旄，挥之如麈。伐取商残，开笃周祜。后世谈兵，宗之为祖。”

唐甄：“为将军者若吕牙，为巡抚者若召奭。”

梁玉绳：“太公就养西归，天下仰为大老，何云奸也？猎渭载归之说，佘犹疑之，此皆战国好事者伪造，不足依信。”

傅斯年：“周兴有公望为佐，周亡由于申祸：姜之与姬，终始有关系也。”

传说姜太公早年只知道钓鱼，家中贫困，其妻马氏嫌弃姜太公，欲图离去，姜太公劝她说：“我有朝一日会得到荣华富贵，你可别这样做。”马氏不听劝告，离开了姜太公。后来姜太公成为了周朝开国功臣，马氏见状，想和他破镜重圆，但姜太公早已经看穿了马氏的为人，就将一壶水泼在地上让马氏去捡回来，马氏只能拿回淤泥，姜太公于是说：“若言离更合，覆水已难收。”

据《韩非子》记载，姜太公曾在齐国诛杀两位被称为“贤人”的居士。该故事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姜太公封齐时，东海上有被时人称为“贤人”的居士狂矞、华士兄弟，他们发表议论说：“我们不做天子的臣子，不做诸侯的朋友，亲自耕作而吃自己的粮食，亲自挖井而喝自己的水，我们没有什么要乞求别人的事。不要君主给的名位，不要君主发的俸禄，不去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姜太公来到营丘，派官吏抓捕并杀掉他们，以作为首要惩处的对象。周公在鲁国，听到这个消息，派发紧急的信使去责问他说：“这两个人，是贤能的人。如今您享有封国就杀害贤能的人，为什么呢？”姜太公将兄弟二人的话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他们是不臣服天子的人，也是我不能使之臣服的人啊；他们不和诸侯交朋友，就是使我不能驱使他们；亲自耕作而吃自己的粮食，亲自挖井而喝自己的水，他们没有什么要乞求别人的事，这就使我不能用奖赏、惩罚来激励、约束他们。况且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他们有智慧，也不能为我所用；不仰慕君主发的俸禄，即使贤能，也不能为我建立功业。他们不做官，就无法治理；他们不接受任用，就是对君主不忠。况且先王之所以驱使臣子民众，不是爵位俸禄就是刑法惩罚。如今这四种手段都不能够用来驱使他们，那么我将给谁当君主呢？不打仗立功而显贵，不亲自耕耘而出名，这又不是用来教导国人的方法。如今在这里有匹马，样子像骏马，是天下最好的马。然而驱赶它却不前进，勒住它却不停止，让它往左它不向左，让它往右它不向右，那么奴婢们虽然卑贱，也不会依托它的脚力。奴婢们之所以希望把脚力寄托在良马身上，是因为依托良马可以得到利益，避免危害。如今它不能为人所用，奴婢们虽然卑贱，也不会把脚力寄托在它身上。这样，狂矞、华士两人自以为是世上贤能的人而不愿意被君主所任用，品行极其贤能而不能被君主使用，这种人就不是英明君主所任用的臣子，也就像不能驱使的骏马了，因此我就杀了他们。”

另一种说法：姜太公分封在齐国时，渤海边上有一个贤德的人名叫狂矞。姜太公听说后，多次前往狂矞家，在其门前勒马停车拜访，但狂矞没有答应见面，姜太公就杀了他。这时，周公在鲁国，驰马前往制止姜太公杀狂矞，等他赶到时，姜太公已经杀了狂矞。周公说：“狂矞，是天下贤德的人，您为什么要杀他呢？”姜太公说：“狂矞发表议论说，不做天子的臣子，不做诸侯的朋友，我害怕他扰乱法令，改变教化，所以将他作为首先惩处的对象。如今有匹马在这里，样子像骏马，然而驱赶它不走，拉它也不向前，即使是奴婢们也不会把脚力寄托在它拉的车子上。”

韩非假姜太公之事，其实是在表达自己“势不足以化则除之”的观点。

姜太公的著作史载有《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均失传。兵书《六韬》据说为他所著（有观点认为是托名伪作）。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因此，《六韬》可能是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银雀山汉墓竹简》还称：“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

主词条：武成王庙

在西周，姜太公是猛将的象征；春秋时，他作为齐国的开国之君被后世弘扬；战国秦汉时，又成为人们心中文武兼备的贤才。齐人称姜太公为“天齐至尊”。因姜太公为两世周王之师，又为齐国开国之君，因而被尊称为“周师齐祖”。到了西汉中后期，由于谶纬思想的出现和发展，加上后世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的传播，姜太公逐渐被神化，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望。

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尚父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天宝六载（747年），玄宗诏令各州武举人每次应诏上省，都要先去太公尚父庙拜谒。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正式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故“太公尚父庙”后被称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祭典与文宣王（孔子）相同，并选历代良将十人，作为十哲陪祭。后梁建立后，“废从祀之祭”，后唐时恢复武庙从祭礼仪。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下诏在东京开封府修武成王庙。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下诏在西京择地，再建一座武庙。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谥昭烈，称“昭烈武成王”。

在道教中，姜太公被称作“天枢上相”，是辅佐玉帝治理三界的神仙。

中国各地，尤其在北方各省，有各类纪念姜太公的地标，本目录展示其代表性地标。

为纪念、祭祀姜太公，河南省卫辉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建有太公庙五处：一是卫辉太公泉村太公庙，相传创修于东汉，此后历代均有修缮；二是卫辉老城太公庙；三是汲县故县治所的太公庙；四是卫辉老城西门月城内太公庙；五是卫辉八里屯村太公庙。卫辉尚有太公殿二处：一是卫辉西北5公里太公庙北侧，附设有太公殿（尚存）；二是卫辉老城西关马市街的玄帝庙内建有太公殿（今无存）此外，卫辉还有姜太公祠、姜太公墓、姜太公钓鱼台及牧野古战场等遗存（多属姜太公故里景区）。

姜太公文化园坐落于山东省日照市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中心地带。文化园占地面积200余亩，融合历代古建筑风格建造。园区共分四大活动区域：姜太公纪念馆、太公文化广场、姜太公钓鱼中心和水上娱乐中心。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原有姜太公的衣冠冢。据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皇览》说：“吕尚冢在临前县城南，去县十里。”《齐记补遗》云：“太公葬于周，齐人思其德，葬衣冠于此。”民国九年（1920年）《临淄县志》亦载：“太公衣冠冢，在城南山王庄北。”

1993年，在山东省临淄区太公衣冠冢北旁重建了姜太公祠。祠门的门楣悬有中国宗教学会原会长赵朴初题写的“姜太公祠”四个大字。主殿内正中供奉着姜太公彩绘圣像、两侧供奉有齐国的第二代国君齐丁公和第十六代国君齐桓公的圣像。殿壁上的壁画，表现了姜太公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有：姜氏封吕、贫困生涯、弃官避纣、著书立说、渭水垂约、孟津会盟、牧野大战、封齐就国、与莱争丘、严罚不训、周王授权、传子归周。

据《史记·齐太公家》集解引《礼记》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唐人孔颖达“正义”说：“反葬于镐京，陪文武之墓”。《元和郡县志》也记载道：“姜太公墓在陕西咸阳县东北十里。”清人毕沅《关中胜迹图表·卷四古迹》载：“太公墓在文王陵东（咸阳）”。据上述记载，姜太公墓应该在陕西省咸阳市。但以上内容仅有记载，未发现有实物。

姜太公纪念馆坐落于福建省石狮市灵秀镇洋下村前，于2000年底建成，在闽南地区堪为首建。该纪念馆系石狮曾、姜、邱氏海内外乡亲捐资建成。

钓鱼台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磻溪河上，根据记载，太公钓鱼台有3处，初钓河南新安城东，继钓陕西咸阳城西，后钓宝鸡县伐鱼河谷，而三处中又以遇到周文王的磻溪钓鱼台最为有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唐代诗人李白、许浑，宋代诗人苏轼都曾游览于此，并赋诗记胜。唐代的钓鱼台就此建庙塑像，历经3次重建，至今还存有“太公庙”“文王庙”“望贤台”“乞子崖”“钓鱼台”等一些庙宇，祭钓堂、殿、廊、楼、台和一石驮五柏等壮观奇景。《吕氏春秋》《水经注》有“太公钓兹泉”的记叙，民间亦有“太公背泉垂钓”“周文王纳谏邀贤”“武吉代薪奉母”等传说。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有太公湖景区。景区内有岐山太公文化区，文化区内则建有太公雕像、太公广场、湖边码头、太公祠等。

2001年7月，首届姜太公钓鱼节在山东省日照市姜太公钓鱼中心举行。

关于姜太公的故里，历来众说纷纭，有山东日照说（即“东海上”说）、卫辉汲县说（即河内汲县说）以及淄博说、冀州说、许州说、南阳说、临泉说等诸多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有山东日照说、卫辉汲县说。

（一）山东日照说，即“东海上”说

该说出自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的记载。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又说：“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就此，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王献唐《山东古国考》、蔡瀛海《太公望吕尚出生地考》以及宣兆琦《姜太公族源及迁徙路线考》等论著都肯定了这一说法。其中蔡瀛海认为《史记·齐太公世家》《孟子》及《吕氏春秋·首时》都肯定了姜太公的出生地在山东东境靠近海滨的地方。而《博物志》又载：“太公望出于东吕乡东吕里，又钓于棘津，其浦犹存。”东吕乡和棘津，位于黄海之滨，在今山东省日照东约10公里，棘津距黄海里许。根据历代的行政区划变迁，蔡瀛海得出“太公望吕尚出生山东日照东吕乡之说法，是可信的”的结论。此外，景以恩通过考证，认为姜太公的确出生于山东东部地区。

刘信方通过解读郭店简《穷达以时》有关姜太公的记载，也认为“司马迁谓吕望为’东海上人’，应是可信的记载”。杨树茂在讨论姜太公史迹时指出，其本人就是出生在“东吕”。《博物志》记载“东吕”说：“海曲城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海曲县”为西汉所置，即今日照，而所谓的“东吕乡”即现今日照的石臼、秦楼一带，“东吕里”即今秦楼附近的冯家沟。从而把姜太公故里确定为日照冯家沟。冯敏在《姜太公研究》中经过“综合考证分析后，可以确凿地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在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且认为“河北冀州说”“河内汲县说”这两种说法不可取，一是因为这两个史料记载年代比较《孟子》《吕氏春秋》和《史记》距商周更遥远，二是史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不及《孟子》等三书。

（二）卫辉汲县说，即“河内汲县”说

姜太公为河内汲县人，此说缘于东汉高诱。高诱在《吕氏春秋》“东夷之士”注中曾指出姜太公为河内人，而在《淮南鸿烈》“太公之鼓刀”注中则明言“太公，河内汲人”。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可知，至迟在东汉顺帝时，姜太公为河内汲县人之说已经广为流行。学界就“河内汲县说”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孔德贤、李志清等早在1993年就著文对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关于姜太公籍贯的记载提出了“探疑”。他们采用了清代经学家武亿在《金石三跋》中对姜太公故里的断言：“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耳。”认为司马迁所谓的“东海上人”，显然是混淆了太公的故里和游寓之所。即认为姜太公是为了避纣而迁居，流寓东海上。由此，孔德贤、李志清等指出：姜太公故里在河南卫辉市太公泉村。杨宝顺、王玉慧等人在“姜子牙故里，位于河南省卫辉市城西北太公泉乡”的前提下，对卫辉太公镇有关姜太公的史迹和民间传说进行了考察。张新斌在《姜太公故里在卫辉》一文中，首先对比了山东日照说与河南卫辉说两者的文献依据，指出《史记·齐太公世家》的“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并无法确指，似与“吕尚处士，隐海滨”相吻合，只是到明清时期才将其具指为“东海郡”的山东日照，并见诸山东的方志；同时亦指出，西晋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明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这说明“姜太公故里在卫辉的观点，最少盛传于东周时期”。郦道元《水经注·清水》对卫辉的太公遗存又有着详细的记载。这种对汉晋时期太公故里文物遗存广泛记载的情况，不见于其他诸说。继而，张新斌又从“文物遗存”“考古发现”以及“民间传承相互衬映”论证了“姜太公故里在卫辉”的观点。此外，卫绍生在《姜太公与汲县》中不仅参考文献，还结合文物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指出：姜太公是汲人说，在后世广有影响。

总体而言，关于姜太公故里的问题，就学界研究而言，较倾向于山东日照说。但河内汲县说既有文献支撑，又有大量的文物古迹以及考古资料的佐证，也有许多论著支持。故而难以确定其故里所在。

关于姜太公的姓名，司马迁称为“太公望吕尚”，其先祖为四岳之一，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史记》一书，多不严格区分姓氏，司马迁的以上说法稍有问题。太公望为姜姓氏族成员，先祖有功而封于吕，故太公望应是姜姓，吕氏。太公望家族的女姓成员即以“姜”为姓，与周世为婚姻。

关于姜太公之名，出现了“望”和“尚”的两种说法。司马迁屡称他为“吕尚”，并指出其“太公望”之号为周文王姬昌所尊，说明其主张齐太公名“尚”，“望”为称号。但先秦文献多与司马迁的说法不合。《离骚》《九章·惜往日》称“吕望”，《天问》称“师望”。《吕氏春秋》的《当染》《首时》篇称“太公望”，《谨听》《具备》篇则称为“太公”。汉代文献如《淮南子》的《谬称》《齐俗》篇称“太公望”，《说林》篇称“吕望”。《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称“吕望”。称“吕尚”则不多见，《荀子》的《王霸》《成相》等及《战国策·齐策三》“范睢至秦”章均持此说。但《战国策·秦策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章又称“太公望”，《荀子·解蔽》又称“吕望”。《战国策》与《荀子》并存“望”与“尚”，亦说法不一。

出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亦作“吕望”，说明当时南方文献均称为“吕望”，而北方文献则“吕望”“吕尚”并存。《穷达以时》述吕望早期经历，皆是见文王之前事。据此，则“吕望”应该不是周文王所给的称号。

关于为何“吕望”又被称为“吕尚”的问题，学者姜亮夫认为“尚”是变名。学者刘信芳据《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称也”的说法，推出：“尚父”是吕望的且字，即为其字或谥。齐人记齐之《春秋》，或祭祀称先祖，只能称“吕望”为“尚父”，或省称为“尚”，合称“吕尚”。而周朝旧邦如晋、鲁、燕等，于礼仪场合均应称“尚父”。孔子临文不讳，故直称“吕望”，此即郭店简有关记载的来源。而南方诸侯国对周之礼制相对疏远，故多直呼其名为“吕望”。《战国策》《荀子》依旧典行文，旧典为“望”则录之为“望”，旧典为“尚”则录之为“尚”。故其名或称之为“望，或称之为“尚”。司马迁依齐《春秋》修《齐太公世家》，故多称“尚”，而旧典既有“吕望”，故两存之。至于所谓“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为太公望”，可能是有所附会。

总的来说，姜太公为吕氏，姜姓，名“望”或“牙”，字“尚”。所以，姜太公也被称为姜尚、姜牙、吕尚、吕牙。唐代文献以后，还有“吕尚父”之名。因周文王称之为“太公望”，故又有姜望、吕望之称。民间流传姜太公字子牙，但“姜子牙”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南朝梁代学者阮孝绪所撰《七录》：“《太公兵法》一表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师，封齐侯也。”如《吕氏春秋》等少部分典籍中还称其为“吕太公”。

在中国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姜太公名为姜子牙，号飞熊。东海许州人。早年在昆仑山拜玉虚宫元始天尊为师，修行学道四十年，后奉师命下山，辅佐周室。下山之初，曾事殷商，但遭妲己陷害，逃至西岐，隐于磻溪，垂钓自遣，被周文王延揽，拜为相。时纣王无道，国政荒乱，民生涂炭。姜子牙帮助周武王伐纣。在君权神授、君臣关系不可逾越的封建纲常统治下，他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口号，召号诸侯吊民伐罪。他足智多谋，知人善任，治军严明，军事行动中严禁士兵骚扰百姓。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完成灭纣兴周的大业，最后奉命发封神榜。

关于姜太公的事迹，主要参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吕氏春秋》《帝王世纪》以及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等传世及出土文献亦有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