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特·瑟罗（1938-），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与经济学教授，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问题权威。擅长宏观经济学、化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和管理学。著述颇丰，已有14部专著问世。特别是《零和社会：再分配与经济变革的可能性》一书出版后，被誉为美国政坛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声音；《21世纪的角逐》列《纽约时报》非文艺类图书排行榜榜首。是《新闻周刊》的撰稿编辑，《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经济学界影响力甚大。

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1938年出生于美国蒙大拿州利文斯顿镇，1964年在 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在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一年，但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院校任教，现为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赖弥尔森（Lemelson）管理及经济学教授、世界财经管理趋势大师，曾任美国民主党的经济参谋；1987至 1993年担任MIT史隆管理学院院长，1996年起于MIT任教，专研国际经济、总体经济、公共财务及所得分配。《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评誉瑟罗为“经济论辩中，极具说服力的分析家及优秀的阐释者”；知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则称颂瑟罗是“将经济观念诠释得简单清楚的经济学家”。 瑟罗教授在舆论界和政府决策界影响很大，他长年为《纽约时报》、《时代周 刊》、《新闻周刊》等发行量甚大的报刊撰文，并时常在电视中就企业和公众感兴趣的经济问题发表见解。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问题权威。擅长宏观经济学、化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和管理学。 瑟罗相信，除了理性的经济分析外，经济决策还应多加考虑“更人性的因素”，包括动机、团队精神、人性、合作等，以及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影响，这些都应该放回经济学的领域，依此建构个体经济学，进而架构全球经济。他的论述极具分析性，经常能像“丢一枚炸弹”似的引起经济学界与企业界的广泛重视。擅长宏观经济学、化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和管理学。著述颇丰，已有14部专著问世。特别是《零和社会：再分配与经济变革的可能性》一书出版后，被誉为美国政坛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声音；《21世纪的角逐》列《纽约时报》非文艺类图书排行榜榜首。是《新闻周刊》的撰稿编辑，《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瑟罗教授着书甚丰，而且越写越畅销。他的主要作品 包括： 《零和社会：分配和经济变革的可能性》(1981)

《知识经济时代》（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危险的趋势：经济学的现状》（The Zero—Sum Society，1983）

《零和社会解决方案：建设国际水平的美国经济》 (1985)

《21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Head to Head，1992)

《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1996)等。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中国“大国崛起”将不过是镜花水 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莱斯特·瑟罗近日给议论纷纷的“中国世纪”说泼了一瓢冷水。在题为“中国世纪？也许是下个世纪吧”的文章中，这位教授指出，作为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国要在人均收入上追上美国，至少需要10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也许会出现一个中国世纪，但那个世纪是22世纪，不是21世纪”。

瑟罗的理由之一在于人口。中国人口在不久的未来，将呈下降趋势，然而美国与此相反，到22世纪初，其人口将是目前的两倍以上，两国目前巨大的人口差距将会持平。并且，美国并没有止步不前，经济增长仍快于其他许多大国。一个人口规模正在拉近中国、仍在发展的美国，怎么会被中国超过呢？

瑟罗说错了吗？还是认真对待他的说法为好。瑟罗对人口变迁与长周期的经济增长的考量，乃基于对过往历史的总结。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中美两国人口数量对比关系上的变化，其实，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同样不难预料。

从2005年11月1日零时正式启动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截至调查启动当日，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首次过亿，达到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但这一评估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在将老年年龄定为65岁以上为前提的。一些发达国家以65岁以上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程度，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左右。而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一般为60周岁，因此中国计算老龄化，其实应以60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为准。按照这一标准，中国从1999年起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为从那一年起，年龄达60岁的老年人的比例已超过10%。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年轻人口和劳动人口将大量减少，中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可能受到很大限制，其情形近年来已被不少专家学者论及。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基础，很大部分是在1949-1978年间打下的，当时相对为高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水平，一方面带来了难以消化的就业压力等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源源不绝的人力资源。这一“人口红利”将一直延续到2015年左右。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将使本世纪20年代以后，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显著降低。在因老龄人口增加而使负担加重的同时，国家总体活力和创造性却在减弱，它将改变国民收入投向，从而影响国家未来发展进程。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说，是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组成的，这两方面只有达成均衡，才能维持国家发展进程不被打断。而投资和消费的均衡，又取决于对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研究，一个社会的国民收入分成三大部分：防务、消费（私人的和非军事的公共消费）和生产性投资。而人口老龄化将打破国民收入的分配均衡，使消费增长而投资减少。

这种情况事实上已现端倪。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比2000年猛增了65%，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比2003年增长了三成多，超出了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的显著加大，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社会都已有清晰感受。

而到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红利”的基本丧失，中国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内部消费压力，特别是养老压力，用于物质和财富再生产的投资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得到充分保障，吸引外资的能力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强，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如果那时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停滞，今天国人热衷谈论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将不过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