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池书院因莲花池得名，古莲池为元代汝南王张柔初建于1227-1234，后因地震而严重损毁，直到明后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扩建。

莲花池成为当时达官贵人云集的场所。到了清代，才修建出莲池书院的初貌，当时书院人才济济，扬名天下。尔后又被修建成为皇帝行宫，至此达到极盛。莲池书院中山水楼台参差错落，形成了著名的“莲池十二景”。园内琼楼与各上的奇花珍卉、仙禽灵兽雕刻陪衬着画舫楼船，芙蕖香荷，尽托于山山水水之间，俨然一幅写意的中国山水画，因此书院博得了“城市蓬莱”的美称。其中以传说中老木匠以“莲叶托桃”揭露慈禧卖国丑行的传说最为人熟知。在20世纪初，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侵入保定，将当时造价千万的古园中的珍贵文物抢劫一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它才在人民政府的修缮后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古莲花池，地处保定市内闹市区，正门坐南朝北。总面积为2.4万平方米，其中池水面积7900平方米。池水以中心岛为界分为南北两塘，蜿蜒曲折的东西二渠将两塘沟通一体。南塘呈半月形，外围峭壁环峙，松柏滴翠。北塘呈不规则矩形，四周玉石堆岸，杨柳垂丝。水心亭居其中。莲池自古就环水置景，以水为胜，因荷得名。园中诸景建制小巧玲珑，优雅别致，拙中见巧，朴中有奇，汇集了中国南北古建筑园林风格的精华。莲池实为我国北方古代园林明珠，前人曾用“几疑城市有蓬莱”形容她。

古莲池初名雪香园，为元代汝南王张柔开凿，约建于公元1227年至1234年。公元1284年被地震震毁，仅存深池清水，繁茂荷花，明代以后的志书，就把它随俗称为“莲花池”。明朝后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扩建。知府查志隆把莲池作为一面“水鉴”，并令增建一门，上悬“水鉴公署”四字横匾，以激人励己：秉政应鉴之碧水苍天。从此，莲池成了达官贵人云集的场所，“水鉴公署”也成了莲池的别称。到了清代，兴建了莲池书院，一时间人才济济，扬名中外。莲池又辟为皇帝的行宫，皇帝多次出游驻跸。古莲池几经修建，达到了极盛。园内琼楼玉阁，典籍文物，珠玑珍玩，以及奇花异卉，仙禽灵兽，画舫楼船，芙蕖香荷，尽托于山山水水之间，交织成画，交织成诗。山、水、楼、台、亭、堂、庑、榭参差错落，组成了著名的莲池十二景，博得了“城市蓬莱”的美称。

1900年10月，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侵入保定，纵兵大抢三天，造价千百万两白银的莲池古园，珍贵文物被抢劫一空，亭、台、楼、阁化为灰烬，一片断壁残瓦。浩劫以后，虽经修整，却难以恢复原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屡经修缮，莲池才逐渐恢复了妩媚绚丽的风光。　信步莲池，随处可遇佳境。园中最大的假山，由沟通南北两塘的东渠环抱。山上怪石林立，远看有的似玲珑宝塔，有的像仙鹤引颈，有的如猿猴搔耳，有的同骏马奔驰。山顶有观澜亭，下观北塘参差错落的莲叶，如碧涛波澜。山中有篇留洞，由块石精叠巧筑而成，在灯烛照耀下，可见幻影迭生。洞中及洞内岸壁上，有乾隆皇帝手书的即景诗刻石。山下有一座汉白玉石桥，原名“绿野梯桥”，为元代所建，与赵州桥有异曲同工之妙。沿桥向东，可通竹林深处的寒绿轩；向西，可去中心岛上的藻咏亭。浏览一下濯锦亭、高芬轩、红枣坡、不如亭、六幢亭，以及响琴涧、响琴榭、响琴桥等建筑，也各有佳妙，传有史话。“莲叶托桃”，是园中亭顶的独特造型。绿色翻卷的大莲叶正中，托着一只大红桃。这一构制新奇而又自然。传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扮成村妇，连夜出逃。有一位老工匠，便在莲池设计了“莲叶托桃”的亭顶样式，谐“连夜脱逃”之音，意在揭露慈禧太后丧权辱国的丑行。慈禧太后回京路过保定，看到“莲叶托桃”恼羞成怒，当即传旨杀了这位老匠人。

君子长生馆，紧邻北塘西岸，半面建在水上。它典雅洁净，超凡脱俗，好似水中宫厅。正门高悬“君子长生馆”匾额，寓意君子之德，如池中出淤泥而不染、历久繁茂的莲花，与世长存。该馆为歇山五脊庑殿式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四周庑廊环抱。隔扇门窗均为步步锦图案，苏式彩绘雕梁画栋，十分精美。正间前面突出有罗锅脊抱厦三间，抱厦之外有平台建于水上。馆南北有配房，一称小方壶，一称小蓬莱，益增其古色古香、优雅清幽之氛围。

莲池园藏石刻可谓一大景观。仅北塘北侧的碑刻长廊，就长达33米，嵌有三段82方碑刻。这里有一段艺林翰墨佳话，道光十年（1830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将珍藏的褚遂良《千字文》、颜真卿《千福碑》、怀素《自叙帖》、米芾《虹县诗》、赵孟頫《蜀山图歌》、董其昌《云隐山房题记》、《书李白诗》等七种真迹和旧帖，镌刻在38方石头上，定名为《莲池书院法帖》，赠送给莲池书院，为莲池碑刻的发端。迄今，游人仍可欣赏这些格调高逸、技法超绝的书法瑰宝的永恒之美。

莲池不仅以“林泉幽邃，云物苍然”闻名，更因与莲池书院同处一址而名声大震。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在莲池北部建直隶省最高学府莲池书院。书院院长多为学识渊博之士，如章学诚、祁韵士、张裕钊、吴汝纶等，开设西文（英语）、东文（日语）学堂，招收外籍留学生，聘请外籍教师等。使学院“声播四方”，吸引着“四方贤隽担簦负笈受业门下者，趾踵相接”，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主席曾莅临莲池故地重游，他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

莲池书院自开办伊始即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乾隆帝，曾三次“幸临”书院，并赐匾题诗勉励师生。莲池书院一时间名满天下，莲池书院以大儒硕学为师，成为“全国书院之冠，京南第一学府”。鼎盛时期的莲池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南北交相辉映。汪师韩、章学诚、黄彭年、何秋涛、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众多学冠天下的宗师大家，刘春霖、王发桂、尚秉和、胡景桂、王树彤、孟庆荣、傅增湘、冯国璋等一大批彪炳后世的高徒学子，精彩演绎了莲池的历史辉煌，使这里成为长达两个世纪的重大政治活动场所和直隶文化教育中心。

莲池书院当时藏书颇多，万卷楼中最多时曾达到3万余卷，众多藏书对在此修业的学生颇有帮助。此外，还有《莲池书院法帖》刻石38方，这是一部珍贵的书院“石籍”，其书法格调高逸，技艺超绝，至今保存完好。

书院开设西文（英语）、东文（日语）学堂，招收外籍留学生，聘请外籍教师。张裕钊与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的师徒之情同样是书院一大亮点。古莲花池幽静的西小院内，有一座黑玉石的“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正面碑文为日本著名书法家、张氏书法的第三代传人上条信山所书；横额“谊深学海”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启功的题字。1887年，19岁的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慕名求学，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拜在张裕钊门下。宫岛大八成为莲池书院招收的第一位日本留学生。师徒相伴共8年时间，直到1894年张裕钊辞世。8年间，宫岛大八随其学经学、训诂、书法，日夜相随笔墨之间，除了古文儒学受益匪浅，还得张裕钊碑学派书法真传，回到日本后继续潜心研习，成为日本书法界大家，且自成流派。不仅如此，宫岛大八还在家中开设私塾教中文，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其著作《急就篇》是战前日本中国语教育的经典。

古园特色：法帖、碑刻

清康熙、乾隆两朝大力营造宫苑，到乾隆时达到极盛。乾隆曾在这里召见直隶总督署官员，赐“御书明职”，君臣吟诗和唱，留下大量石刻、碑刻。

法帖是指篆刻在石板或木板上面的书法名家的范本，包括拓本和印刷本。《莲池书院法帖》是历代丛帖囊括六家八种的墨迹。楮遂良《千字文》的清挺丰艳、颜真卿《千福碑》的壮怀激烈、怀素《自叙帖》的龙蛇飞动、米芾《虹县诗》的超逸豪放、赵孟頫《蜀山图歌》的娴静妍美。以及董其昌《云隐山房题记》、李白《诗二首》和罗汉赞《性灵飘逸》。嘉庆十八年(1813年)，满洲贵族和进士出身的那彦成将家中珍藏的真迹旧拓镌刻于石，定名为《莲池书院法帖》，赠给莲池书院，使法帖拓印传播和刻石一直流传至今。

“莲池书院法帖与涿州快雪堂法帖和正定秋碧堂法帖并称为燕赵三大法帖，那两种基本上没有原刻留存下来”。

《莲池书院法帖》包括当代的刻石38方，这是一部珍贵的书院“石籍”。古莲池共收藏历代碑石一百四十多方,主要分布在东碑廊、西碑廊、北碑廊、水东楼南以及六幢亭。其中一部分属于园中旧藏,另一部分是从外边移入院中的。

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刻于740年，被公认为莲池现存碑刻中年代最早、艺术价值最高的。此碑原存于易县，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方观承将其转移至保定。书丹并篆额者苏灵芝被欧阳修誉为唐代写碑手。苏灵芝此碑写得“笔墨婉畅、刚柔相济、结构精严”为人欣赏。《石墨镌华》、《授业堂金石跋》、《金石萃编》等金石学著作均有记载。

有苏灵芝书写的唐田琬德政碑，也有清最末一名状元刘春霖书写的重修古莲池公园碑记。据介绍，莲池旧藏中，除了莲池书院法帖外，清帝御制碑、御笔碑最多，还有修葺莲池和莲池书院的碑记等等，这部分是莲池碑刻的基本藏品。

如：《莲花池修建书院増置使馆碑记》《嘉庆赐直隶总督温承惠碑》《莲花池修建书院増置使馆碑记》《嘉庆赐直隶总督温承惠碑》《莲池书院増修讲舍记》《嘉庆赐直隶布政使方受畴碑》《万卷楼藏书碑记》等,莲池碑刻中有康熙、乾隆、嘉庆和道光4位清帝的，其中乾隆御制碑最多4通，都是赐给直隶总督的。园藏石刻中有唐代草圣怀素的“自叙帖” ，笔走龙蛇、气势磅礴；颜真卿的“多宝塔” 浑厚雄劲；王羲之的墨迹鱼跃龙门、虎卧凤阙；王阳明的“夜宿天池” 苍劲有力、潇洒；以及清朝康熙皇帝手笔“龙飞”题字,真可谓墨宝荟萃，墨香飘逸。

莲池内最著名的还有1962年在保定北郊发掘出土的两座西夏文刻写的经幢。结构像汉字的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字，两座经幢上的文字共有2000多个，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在此之前，一般认为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在历史上存在了190年，其通用的西夏文只延用到元朝末年，1345年刻于居庸关的西夏文经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但莲池内这两座建于1502年的经幢，证明西夏文明时期，在保定仍有党项人的后裔延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何等顽强

莲池书院作为最高文化教育中心，统治者及其重视它。大儒名士无不以主将于莲池书院为荣，莘莘学子对它仰慕影从。

所谓院长（习称“山长”）是书院的组织者和行政领导，把握着书院的办学方向。多数直隶总督能为莲池书院选聘“经学博洽，德行善美”的学识渊博文化名人，担任院长、教授、主讲者，有不少直隶总督和地方官员还能够亲自来莲池书院授课。

据史料记载可以考证的院长有：张叙、汪韩门、章学成、黄彭年、何秋涛、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

张叙：今江苏太沧县人，雍正时举人。他精通经术，著作有《易贯》、《诗贯》、《孝经精义后录》、《或问余论》、《莲池行宫十二景图》有他的题咏，是一个“经明行修”的标准院长。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祁韵士在乾隆时期先后主讲于莲池书院，章氏曾官国子监典籍，兼通文史、地志、考据诸学，著作有《文史通义》、《实斋文钞》、《章氏遗书》等传世，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教学上都硕果累累。

祁韵士曾官翰编修太子中允户部主事，精于治史，长于地域、中西交通之学，遗著亦甚丰。同时进士出身的李嘉端、贺涛、王振刚勤于教学，精于治学，因此，生员科考及第甚多。

黄彭年，字子寿，贵州人。他曾两次任莲池书院院长，博学多能，诗文兼擅，书画并长，颇负名望。他对书院的贡献主要有扩建校舍增图书，明立章程严定课程，还努力改进书院课艺内容和形式。黄彭年苦心经营，卓有成效，而且受总督李鸿章之聘，率师生参与编纂《畿辅通志》。

张裕钊：字濂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举人。他与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并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尤善之文常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为张裕钊、吴汝纶两生耳”。张裕钊对书院的贡献主要有：

第一、讲授古学，为直隶省培养出一批文学之士。

他在莲池书院讲学的成果，可从他学生的作品集《学古堂文集首卷》中反映出来。

第二、首开接待外国访问学者和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风气。

日本宫岛诚一派他儿子宫岛勖斋慕名渡海前来拜访学习，追随张氏学习八年，成为日本一代学者宗师，回国后创办了善邻书院。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来华访学时也曾向张氏请教，他开创了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引导学生学习书法艺术。

张氏书法融古代书法之长，吸收隶体笔法，自成一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南宫县学碑》是张裕钊任莲池书院院长时作的。南宫碑的拓本风行海内外，许多书法家、金石家、收藏家视为珍宝，形成了一个以“南宫碑”为主的书法流派，并远播海外。

吴汝纶：字挚甫，同治进士，先后为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他学贯古今，通达时变，曾以古文家和教育家闻名于世。吴汝纶一生从事的最主要的教育活动就是主讲于莲池书院。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89 ---1903)他任莲池书院最后一任院长，而且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院长。对书院的贡献主要有：

一、继续开办古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学辞章之士，使桐城文派在直隶有了强大的阵容。

二、他提倡新学，变法自强，主张废除科举并从办外文学堂入手创办西文堂和东文堂。吴汝纶著作颇丰:《易说》、《诗说》、《深州风土记》、《尚书故》、《桐城吴先生文集》、《桐城吴先生全集》等等。特别是1902年赴日本考察学制拜访了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汇编成《东游丛录》四卷，成为我国第一部考查和研究外国教育制度的著作。

张裕钊、吴汝纶两位院长师出同门,又是忘年的挚友,先后掌学将近二十年。他们教风既同、一脉相承,在保持学术研究的同时又展开古文创作,面向西学,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名师在书院讲学，提高了书院的教学质量，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声誉在全国众多官办书院中名列前茅。以至于前来学习者不绝如缕，形成了“恢宏教化，声播四方”的局面，造就了一大批封建官僚，也培养出了一大批文人学者。

据保定府志记载，其修业者“彪炳于仕途、议院、学校者，不可屈指数”，北洋军阀总统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他于1885年至1888年在莲池书院读书。任府、州、县官者也则举不胜举，王发桂、 胡景桂、 贺涛、刘若曾、冯国璋等等。

王发桂是道光进士，嘉庆年间曾就读于莲池书院，历任工、兵 、刑 、礼四部侍郎，通政司使。他和官至按察使的胡景桂等人出自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门下，皆为直隶名士。

同治进士苏维垣担任四川知县，以清廉著称于世。他死于所任，发柩回籍时，万民致祭，当时有一联道“一死有余哀，两袖清风满船明月；九州多饮恨，七十老母三岁孤儿”读来叫人感动流涕。

还有成为一代学者名流的王树楠、傅增湘 、高步瀛等人。晚清最后一个科举状元刘春霖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高中秀才后曾在莲池书院学习长达十年，学习了语言文学、史学、诗词格律、世界各国政治及英语、日语为他殿试一举夺魁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