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开（1873—1958），字群辅，江西赣州南康人；早年赴南洋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清江西陆军混成协二标二营管带兼赣州征兵官、贵州征兵总办、贵州第二标统带；民国时期投身辛亥革命，曾任中华革命军江西省司令长官、四川纳磎县县长、赣军总指挥、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广州招商局局长、贵州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黎平县县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行营法官、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1945年任南康县第一任参议会议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后，任职于广州市政协，1958年病逝，享年85岁。

董福开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他在客家人勤劳、笃实、崇学、奋斗、创业、爱家、为国的情感熏陶下，走出客家土屋，闯荡世界，探求真谛，从一个普通的客家子弟，成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者――辛亥革命元老，并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董福开的爱家为国思想，是客家人的“材料”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熔炉中铸就的，追记董福开先生的爱国精神的同时，不能不缅怀一切为实现国家统一而鞠躬尽瘁的辛亥革命的爱国志士；国家统一大业尚未完全实现，同志仍需努力。所有炎黄子孙要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发扬辛亥革命的爱国精神，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团结奋斗。

董福开（1873—1958），字群辅，清邑庠生，江西省赣州南康市人。

董福开南康的开基祖为董茂彩，堂名为衍庆堂。

据《董衍庆堂房谱》记载，其第一世祖为董振，“原籍福建汀州宁化县，宋淳佑年间，仕广东释政，后遂择兴宁窖溪湖而居焉”。前清康熙甲子年（1684），始迁居江西南康县水北大塘口（今南康市风岗镇），故董福开为典型的客家人；他走出家门，赴南洋讲武堂学习。毕业后，曾任清江西陆军混成协二标二营管带兼赣州征兵官、贵州征兵总办、贵州第二标统带。

民国时期曾任贵州第三师参谋长、中华革命军江西省司令长官、赣军总指挥、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江西清党委员、上海招商局船务科科长。

解放后，一直在广州担任政协工作，直至1958年病逝。

董福开共有九个儿子，也都不固守旧业，而是开拓进取；三子董来云黄辅军校第六期毕业；四子董来煐，国立税务专科毕业后，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中国海关一等稽查；五子董来焘任国民政府贵州省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主任，国民政府江西省社会调查局少将衔负责人，后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六子董来煌曾任缅北远征军第一战车指挥部参谋、营长、现居台湾；七子董来灿，台湾海军军官学校教授，1975年举家移居美国加利福利亚。

早年的董福开目睹清朝末年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国家贫穷落后，外受列强侵略，积极寻求救国之路。

董福开认为，国家要免受列强欺负，务必强大国防，壮大军事力量，因而他毅然进了南洋陆军讲武堂学习。同时，他又认为，军事力量的强大，取决于国家的强盛；而国家要兴旺，必须推翻封建王朝统治。就在这时，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8月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丅主革命纲领，并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理。

从此，同盟会即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在国内许多大小城市都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董福开很快就参加了同盟会，成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后来他在江西、贵州任职时，都是当地同盟会的骨干，积极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并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四处奔波，竭诚奋斗。

董福开的革命胆略和在革命紧要关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信赖。1925年被委任为大元帅府参议。1926年又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同时，也受到国民民党政要的敬佩。

1935年董福开母亲严太夫人十旬开一寿诞，发出庆寿征文启之后，国民政府要员送寿幛、寿匾、寿联甚多。国民政府主林森的寿匾题词：“母仪人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寿幛题词：“寿登期颐”。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题联：“上寿期颐徵国瑞，下民膏泽拜慈祥”。侨务委员会主席熊式辉题联：“九旬鹤发同金母，七秩斑衣学老莱”。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题联：“上寿祝其颐嘏锡鲁族庆燕喜，问安帷点颔梅开庾岭驻春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贵州行营主任顾祝同题词：“鲁郡贤母，南岳高年，康疆逄告，德范堪传。”国民政府军训部部长白崇禧题诗：“欢娱岁月庆延锦，梅萼香斟敞绮延，礼法不渝家作则，康疆无异地行仙，匡时宝树蜚勋誉，盈宝兰枝萃俊贤，人寿百年称上瑞，媊星辉朗耀长天。”

董福开未任国民政府要职，但在其母寿诞庆典之时，却有如此多的政要、达官贵人送寿仪，足可见董君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的影响。

1946年9月2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侍从俞济时和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从庐山下来经南昌飞低赣州，25日赴南康、大余、再返回赣州。

在南康，将介石专程看望了董福开，并示礼问候。这更说明董福开这位辛亥革命元老在辛亥革命中的影响之大。

董福开在民国时期曾在上海、广州、贵州、江西等地的国民政府任职，这期间，他与国民民党左派人士广为联络，其中，与李济深的挚交足见董福开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此时，董福开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参议，两人即为密友。1933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蔡延锴，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后来，李济深又发起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丅立，任主席。董福开对李济深的主张和正义行动，颇心折之，心心相印，并经常互通音讯，竭力支持李济深组建中国国丅民党革命委员会，而且成为第一批“民革”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即函邀董福开赴北京到“民革”中央任职。当时，董福开已近八旬，身体欠佳，未曾践约，留在广州政协任职。由此可见，李济深对董福开这位辛亥革命元老的敬重和信赖。

董福开先生的爱国之情是一以贯之的，在他青年时代，面对清末封建王朝的无能，他积极寻求强军之道，力克艰难到南洋陆军讲武堂学习。后来，他又认识到，要推翻封建政权，需要建立革命的组织，因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始终跟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参加讨袁、护法斗争和北伐战争。在国丅民党政权垮台之后，他本可去台湾，或跟随李宗仁先生退居美国，但他都没有去，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国之情使他坚信，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一个新的政权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无限光明。

在李宗仁先生回忆录中，李宗仁撤退至广州时，董福开与李宗仁见面时的情形有一段记录：“后来在民国38年，我从南京撤退，迁国府于广州时，董福开先生也从江西故乡避乱到粤，曾来看我。谈及当年情形犹如昨日，而三十年来，国家变乱如斯，彼此相对有不胜欷歔之感。”由此可见，董福开先生和李宗仁先生对当时时局有同感。

正是这样，李宗仁先生虽然去了美国定居，但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还是于1965年7月回到了北京，而董福开先生则一直未离开广州，这更体现了他的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