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年在世界范围内，补习教育已成为非常庞大的产业，它与正规教育体系相伴而生，被称为正规教育的“影子”体系。这一“影子”吸纳了数以万计的人就业，消耗了大量资金，占用了教师和学生大量时间。

在我国，“影子”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补习教育，体系规模庞大。在义务教育阶段，这种补习教育体系的主要形式有：（1）校外补习教育。以“一对一”教育、“尖子生”教育为特点，对正规教育体系的教学科目进行竞争性、补偿性教育。（2）兴趣和特长教育。适应学生个体的兴趣和需要，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如某些技术学科、艺术和体育项目，习得特殊的技能，培养独特的兴趣。（3）学习困难学生的干预教育。对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学习困难的学生，通过干预其学习方式，对个体的学习行为进行改造。

调查发现，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每年5244.08元。其中，城市家庭为7267.88 元，县乡村家庭为4729.06元。按照支出的走向划分,家庭在学校外购买各类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支出为4055.18元，约占教育总支出的77.3%；其中，城市家庭为5553.92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76.4%；县乡村家庭为3681.18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77.8%。可见，在家庭的教育支出中，绝大部分支付给了学校以外的机构。随着“两免一补”政策的不断落实，家庭教育支出中学校所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小，而对校外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将成为主要部分。小学的各类补习支出高于初中，城市小学的补习支出是农村小学的2倍。

虽然补习教育体系规模庞大、社会影响显著，但对这些特征进行价值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在于，国际上对待补习教育的判断标准是变化的。二战后基础教育应当由政府免费提供的观点占据了主流位置，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教育一直是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调”。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不鼓励甚至抵制补习教育。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体系建设的任务需要转到适应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方向上，然而，政府财政性教育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教育需要，财政资源必须和私人资源配合。于是，如何处理正规教育体系和补习教育体系的关系，就成为各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焦点。这时，对补习教育体系的社会影响进行调查和判断对于引导体制改革的方向具有决定意义。

1、补习教育具有弥补正规教育体系不足的功能

2、补习教育可能会扩大社会阶层间已经存在的差异

3、补习教育对学生校外生活方式影响明显

4、补习教育不一定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但对个体具有功利性效果

家庭选择补习教育本是个体选择行为，一般来说，政府应该尊重家庭所作出的选择。然而，当一种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该行为就会聚集并产生社会影响，即“外溢”效应。“外溢”效应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采取措施干预，但它却反映出制定社会政策时分析个体行为的必要性。

1、不同年级的学生显示出不同的补习偏好。

2、女生更容易接受特长教育，男生更愿意参加校外辅导。

3、城市学校的各项补习支出均明显高于县乡（村）学校。

4、“父亲受教育程度”对所在家庭补习教育支出影响明显。

社会调查数据和国际社会的案例，都说明在体制设计上逐渐接受补习教育体系的必要性，有关部门与社会公众应当对这个“影子”教育与正规教育的固有伴生关系有充分估计，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义务教育政策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机制，设置缓冲地带，化解和缓和这种矛盾。为了完善正规教育和“影子”教育之间的运行机制，迫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国家社会发展关键指标体系，将家庭主要的教育支出栏目列入社会发展监测指标，系统化地了解家庭的教育行为。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关键指标体系，如美国的国家关键指标体系，监测38个和民生有关的指标，以便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澳大利亚开发经济、社会和环境关键指标，将主观调查指标和客观指标集结成为结构化的指标群，并在此基础上发布年度报告，对于政策制定、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培育社会理性都有重要影响。我国也有各行业的监测指标体系，但并不包括对民众行为的调查与分析。这对于决策来说，就缺少了来自民众偏好的信息。

2.在正规教育和补习教育体系之间划定清晰边界，严格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在美国，除了由政府直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外，至少还有以下六种方式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针对跨学区学生的政府出售和政府间协议方式、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私立教育、志愿服务（主要指教会提供的教育）、自我服务（家庭教育）等。在制度框架内留下选择空间是公共服务的根本原则，即使是政府做好事，也不可能用一种菜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好多样性供给的问题，很可能出现“好心做坏事”的现象。但是，多样化供给必须给出各种方式之间的界限，正所谓“各走各的道”，在教育实践中，公众对中小学的假期补习的确存在客观要求，但应交给市场去满足，政府要做的就是监测和管制补习教育市场，引导民众教育需要。如果政府公办中小学从事补习教育，不仅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更重要是混淆了“真身”和“影子”之间的界限，不利于规范办学行为。

3.积极探讨家长参与、社区实施的课后看管服务。中小学的看管功能是家长的客观要求，在禁止中小学办补习班的过程中，课后看管也随之被禁止了。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对家庭提供看管服务，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小学校舍内，组织家长或由社区进行看管服务，是在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的同时，开展对家庭服务和加强学生课后交往的有效替代方式。

4.开展对补习教育效果的专项调查，帮助家长认识补习教育的局限性，引导家长理性消费。补习教育是家庭的选择行为，有关部门在这个领域中以颁布禁令的方式制止某些非理性消费，是不合适的，可能会因为实施成本较大，而影响政策或者禁令的严肃性。韩国就曾经颁布禁令，禁止所有的补习教育（1980年），但结果是韩国家长在“补习教育”的花费是政府教育投资总额的1.5倍。这一鲜明反差告诉我们，一味禁止课外补习绝不是明智选择。通过提供数据和介绍情况，帮助家长认识补习教育的局限性，搭建政府与公众间交流的信息平台。

5.为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政府补偿教育服务。市场化补习教育体系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扩大阶层差距，为了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发展、减少贫困需要不断推进。然而，从短期看，一些志愿性组织为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提供的艺术教育项目、学困生帮扶项目，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示范作用，也有助于引导市场化的补习机构履行一些帮扶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

6.从长远看，政府管理部门还需要将素质选拔性考试制度改变为“素质+社会责任”式的选拔制度，将家庭的自利性竞争行为转化为对社会有利的公共行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努力与家庭的竞争性教育投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脱颖而出，这是人之常情，试图改变家长的行为动机是不现实的，因此，制度设计要从“堵”转化为“疏”。在各种升学考试中，将学生的社会服务经历作为考核内容，引导家长和学生将陷入“囚徒困境”的补习教育热情，转化为社会服务的动机，这既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基本作法，也是新加坡解决择校问题的关键制度设计。

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我国已实现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伟大目标。这不仅展现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壮举，更为全世界提供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投入义务教育的“中国模式”，也成为国际组织推行全民教育战略（EFA）的模范国家。然而，如果认为向每个适龄儿童提供了基准化的教育机会就算完成了体制建设的任务，那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择校”、“补习教育”、“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都在考验着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的适应性，需要我国教育体制不断进行“加工”以提高“系统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