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 有胆有识有奇谋》是一篇人物类记叙文章，作者谢志伟 ，选自中共福建省委主办的《海峡通讯》2013年第10期。作品详实客观，条分缕析，对明末历史名臣袁可立一生的重要事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

作者：谢志伟来源：中共福建省委主办《海峡通讯》2013年第10期

明朝末年，国势日颓，朝纲废弛，外有敌夷虎视眈眈，内有弄臣操控政权。袁可立在这一非常历史时期“应运而出，蔚为宝臣”，他历官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从推官一直做到兵部尚书，从“位卑未敢忘忧国”到“扶持社稷竭股肱”。面临国运生变，他决疑定纷，奋谋决策，巩固海防，抵御外侵，建立赫赫功勋，时人评赞“忠诚干国，正直立朝”，堪称晚明政坛少有的干练之才。

刚正不阿 犯颜敢谏

初入仕途的袁可立，前程一片向好。万历十七年（1589年），28岁的袁可立考中进士后即被授职苏州府推官。就财政税收而言，苏州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府，推官虽说只有正七品，却担负“理刑名，赞计典”的重责，除主管刑狱、审理案件之外，还参与对辖区官吏每三年一次的政绩考核。

作为天下富郡的苏州，其实也是一潭“深水”。苏州人一向有好打官司的习俗，任职推官的袁可立，首先要面对的是名目繁多的各类诉讼案件。不仅如此，苏州“府吏胥徒之属善阴阳，上官百相欺骗”（董其昌语），要对付这些老奸巨滑的属吏，对初涉官场的袁可立来说并不容易。就连袁可立的老师、熟谙官场的陆树声也不禁为他的这个得意门生备感担忧。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袁可立显然没被眼前困难吓倒。那些奸滑的胥吏以为袁可立年少可欺，便有意想刁难他，将堆积如山的案牍抱到他面前，等着看他的难堪。没想袁可立拎起笔来，“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那些人看得目瞪口呆，自此之后在袁可立面前无不战战兢兢，收形敛迹，再也不敢放肆。在任职推官期间，袁可立平反了大量冤案疑狱，深得百姓好评。

苏州“水深”的另一面，还在于其复杂的官场背景。时任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和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都是苏州人，此二人“同举会试，且同郡，政府相得甚”。正是因为这层特殊背景，可以说苏州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朝廷的视线。也因为此，对于平庸之辈来说苏州官场并不好“混”。明眼人都能看出，“二相（申时行、王锡爵）亦欲得高品抚牧其乡”（汤显祖语），让有才能者为其家乡出力，显然是申、王的共同主张。

当时，主政苏州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应天巡抚李涞，一个是苏州知府石昆玉。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涞和石昆玉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以廉直著称的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强而触怒李涞，李涞反诬石昆玉有罪，上章弹劾并将石昆玉逮捕入狱。慑于李涞的权势，没人敢站出来为石昆玉说句公道话。

对于李涞和石昆玉之间的孰是孰非，袁可立早就辨得一清二楚。在“同列为缩项”的情况下，他正气凛然地表示“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他亲自担任主审官，按状依法为石昆玉洗雪冤狱。案件调查完毕，当着李涞和众官的面，袁可立大声宣读判词，“中丞（李涞）愧甚，举屏自障”，袁可立“读法声益厉”。（黄道周语）经此一击，李涞在苏州官场可谓丢尽颜面，尽管有王锡爵为政治靠山，自觉理亏的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地自劾去职。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和正直气节，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

如果说在石李案上所体现的是袁可立的正义果敢，那么，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处置浙江董氏家族事件上，则突显了袁可立的善断能谋。

董氏家族的领头人董份曾任嘉靖朝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为人贪险，在官攀附权贵，居乡横行不法。他退职回浙江乌程老家后，广占田地，蓄积财货，“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为江南豪族巨宦。除了董份，在乌程当地胡作非为的还有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范应期。

董份和范应期的不法行径和所引发的民愤引起官方的重视，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都以正直清严著称，他们“相与力锄豪右”，寻机准备将董范二人逮捕法办。凑巧彭应参巡行所属部域时，乌程上千百姓“遮道陈牒”控诉范应期的罪状。急于求成的彭应参当即传令乌程知县张应望把范应期拘捕。范应期不堪受辱自缢而死，其妻吴氏奔赴朝廷告御状。万历皇帝大为生气，下令把彭应参和张应望逮入锦衣卫狱，将王汝训革职查办，并要求追究“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的失察之责。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先后被卷入其中，一批官员受到牵连惩处。

鉴于范应期案引发的官场巨震，董份一案如“烫手山芋”，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但由于董氏家族在当地民怨极大，处境也很不妙，“为乱民所困，激切为变”，矛盾日益激化，随时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中丞（巡抚）皇遽无措”，召集浙江两台（藩台、臬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能力出众的苏州推官袁可立前往处置。

一方是仗势欺人的豪强劣绅，一方是希望权利得到伸张的百姓，如果处置失当，后果难以预料。袁可立到职后立马做了两件事，一是“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即把百姓揭发董家的诉状分发各县审理，表明官方“不私袒护”的态度，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查实董家侵占民田的事实后，责其退还，处置之后的董家田产所剩十不及其三。二是对百姓一方参与施暴闹事的为首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其余均不予追究。各方都服从判决，事态很快得到了平息。这桩在外人眼里“难之又难”的棘手案件，袁可立却“一指顾间而变定”，充分显现了他杰出的理政才能。

因政绩突出，经吏部选拔，万历二十二年，袁可立晋升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离苏之日，苏州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到京城任职后的袁可立并没有随波逐流或趋炎附势，而是坚守他执法如山、持正敢言的政治操守和率直秉性。

明朝的太监仰仗宫廷背景习惯作威作福，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袁可立在巡视北京西城时，恰巧就遇上一桩太监杀人事件。袁可立没有屈服于此人背后的势力，立即将其逮捕法办，并将罪状钤章张榜公布。一时请托者有之，阻拦者有之，一些同僚劝袁可立：“此弄臣，奈何窘之？”袁可立不为所动，愤然答道：“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杀人者抵，吾知为朝廷守法而已。”由此，一些人对袁可立咬牙切齿。

其实，对于袁可立来说，别说是太监，就是皇帝有了过失，他也敢毫不畏惧地“开炮”。万历皇帝平时最听不得那些关乎国家治政缺失的直论，堂而皇之地抛出“卖直沽名”的幌子钳制正直官员的进谏。一心为公的袁可立将己身安危置之度外，抗疏直批万历皇帝的这块“遮羞布”：“近年以来，议论繁多，言词激切，致干圣怒，废斥者不止百十余人，概目为卖直沽名。”继而他义正辞严地为皇帝眼中所谓的“卖直沽名”正名：“夫卖直者退，则不直者进；沽名者斥，则毁名者庸。朝有不直、毁名之臣，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袁可立的奏疏呈上之后，万历皇帝给予他的却是“夺俸一年”的惩戒。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九月，祭祀历朝皇帝的北京景德门遭雷震，袁可立借机再上谏言，劝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万历皇帝不但不理睬，反加深了对他的“坏印象”。后由于激言参与营救受廷杖责罚的同僚，袁可立触怒当朝权臣，被连降三级调外任职。万历二十四年，35岁的袁可立被削职为民，自此沉冤长达26年，终万历一朝不被起用，史称“震门之冤”。

虽然蒙冤受屈，暂别政治舞台，但换个角度看，没有人会为袁可立感到抱憾。毕竟，年轻的他干成了许多人想干却不敢干的事，干成了许多人一辈子都干不成的事。他的能干与敢干，不仅来自于他的有胆有识，更渗入了他守土有责的信念和对这个国家的忠诚与赤忱。

决疑定难 老成御侮

二十几年过去，袁可立从未被人淡忘。光宗即位后，袁可立被召回朝廷出任尚宝司丞。熹宗登基后，袁可立先后出任尚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左通政等职。虽然官职一路升迁，但难掩袁可立的心头之虑，此时的大明王朝，正江河日下，他不能不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担心。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先后攻陷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辽东经略袁应泰战败自杀，辽河以东悉数被后金占据。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辽东巡抚王化贞出师不利再遭惨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引军退撤山海关，随着军事重镇广宁的失守，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全部沦陷。败绩传回，朝野震惊。

面对时势危局，审时度势的袁可立大胆提出七条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一出奇兵，以图制胜；一明赏罚，以振法纪；一慎防守，以固封疆；一实京营，以固根本；一多储粮，以防未然；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奏疏呈上后，全部获得批准实行。

也许正是应了自己七条建议中的“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天启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孔贞运语）袁可立被晋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始设于天启元年的登莱巡抚一职，其实就是为了防备后金从海路南下专设。虽只统辖登州、莱州两府，但因战略位置突出，堪称明朝海防前线的“桥头堡”。

袁可立不辱使命，在登莱巡抚任上，他募兵练勇，整饬军纪，洞察敌情，夯实海防，“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海疆防线的侵扰。其“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正是在袁可立的悉心治理下，登莱海防固若金汤，终其所任，“销锋卧鼓”，安定太平。

显然，袁可立所立军功并不局限于此，他节制悍将毛文龙，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刘兴祚），则充分印证了袁可立作为一个优秀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

毛文龙当时在登、莱沿岸的大海中占据了一个名为东江的小岛，并在此设立军镇担任总兵，由于他经常虚报军功和贪索粮饷，朝廷对他很有意见。“天启二年，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袁可立之所以每每主动接济并“袒护”毛文龙，并非他不察实情，而是相较一个人的短板，他更愿意目其所长。换句话说，袁可立不为“一叶障目”，他着眼的无外乎是整个大局。当然，袁可立也并非毫无底线，他也曾善意警醒过毛文龙，换来的却是毛文龙对他的恶意攻击。出于通盘考虑袁可立仍虚怀以待，不曾与其陷入内耗。及至后来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无疑更能衬映出袁可立的气度和胸怀。

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身在金营心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刘爱塔发密信给明朝登莱总兵沈有容，称“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沈有容随即汇报给袁可立。袁可立考虑“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以他的老练和沉稳很快作出决断，“此用间之会，不可失也”，在纳受刘爱塔之降和明确优待政策的同时，他也做好两手准备，“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刘爱塔感于袁可立的宽待，决定当年七月率兵起义。尽管由于叛徒告密，投诚计划最终失败，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元年逃离后金政权归顺明朝并战死疆场。在明金（清）战争史上，刘爱塔是弃金投明级别最高的将领，这一明朝在辽东实施最成功的间谍战，对辽东战事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使“（明朝）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对努尔哈赤亦是沉重打击。就此而言，袁可立可谓功莫大焉。

崇祯六年（1633年）袁可立去世后，大明王朝也气数将尽，崇祯朝首辅孔贞运在为袁可立盖棺论定时不无惋惜地指出“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必能“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此番评语对于扶危定倾、功勋卓著的袁可立来说堪称贴切并不为过。■

责任编辑/杨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