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撒哈拉战争，发生于1975年，是西撒哈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至1991年停火。由于有关各方对西撒争端的解决存在着严重分歧，加之超级大国的插手，造成了这一地区局势的极端复杂化。交战各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均蒙受了重大损失。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的西北角，西濒大西洋，北毗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东部和南部与毛里塔尼亚接壤。面积26.6万平方公里，人口7.3万人，海岸线长约900余公里，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

西撒人民的反殖斗争与西班牙的撤离

15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入撒哈拉。19世纪末叶，被西班牙所替代。1886年，西班牙根据与当地部落首领签定的一系列“保护”协定，将该地区正式划为它的一个“行省”，成为今天的“西属撒哈拉”。

西撒人民不堪忍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掠夺，长期以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提出了对西撒拥有主权的要求，并袭击了西班牙殖民军的驻地和哨所。与此同时，大批摩洛哥人和毛里塔尼亚人也陆续进入西撤，与当地人民一起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

1973年5月，西撒哈拉的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简称西撒人阵或波利萨利奥）宣布成立，决定通过武装斗争争取独立。月20日，在人阵总书记瓦利·穆斯塔法·塞义德领导下，仅有十几支枪的“人阵”武装袭击了西班牙殖民军设防点的汉格拉，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早在60年代末，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3国就共同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达成了一致协议，并采取统一行动向西施加压力。1970年9月14日，3国签署了《共同声明》，希望“在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加快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进程”，同时宣布成立一个常务协调委员会。联合国大会和非殖民化委员会也通过决议，要求西班牙给予西撒人民以自决权。1973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3162号决议，要求西班牙同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其他有关国家在联合国主持下，就西撒举行公民投票问题进行讨论。1975年11月14日，摩、毛、西3国签定了《马德里协议》，决定西于1976年2月26日前从西撒撤离，结束其殖民统治。但同时，摩、毛两国又提出了领土要求。摩洛哥声称，其同西撒有宗教、司法、文化和人口统计方面的联系，以及移民关系；而毛里塔尼亚则强调，其与西撤有天然的历史联系和移民关系。1975年10月，国际法院的裁决是：“在西班牙进入之前，西撒与摩洛哥之间存在某种法律上的联系。”但是又裁决：“在西班牙进入之前，西撒同生活在那里的摩尔人（现毛里塔尼亚人）存在某种部族性质的联系。”因此，法院认为，没有找到其性质足以影响联合国大会关于西撒非殖民化决议的论据。也就是说，国际法院是赞成自决原则的。就在国际法院作出仲裁的同一天，摩洛哥便组织了35万人向西撒进军，以“恢复摩洛哥的西撒领土”，这次行动被称之为“绿色进军”。这“绿色大军”一进入西撒境内，就与“人阵”发生了正面冲突。

在西撒人民的斗争和国际非殖民化舆论的压力下，西班牙按照《马德里协议》的规定，于1976年1月12日开始撤离西撒，结束了长达1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而摩、毛两国则旋即签署了分治西撒的协议，规定西撒北部约17万平方公里划入摩版图；南部约9万平方公里为毛辖属。这一举动，实际上成为引发西撒战争的火种。

西撒哈拉战争的爆发

1975年11月16日，即《马德里协议》签订后的第2天，集结在边境地区的摩、毛两国军队就大举开进西撒。1976年2月中，在最后一批西班牙殖民军撤离的同时，两国军队便随之占领了大部分战略要地和据点。面对新的形势，西撒人阵遂重举义旗，并于当年2月27日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公布了临时宪法和第一届政府机构与人员名单，宣称，将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击退入侵者；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援助，愿意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共同维护该地区的和平。

西撒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取得了一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1975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如果大量摩洛哥人进入撒哈拉领土，将对西北非地区和平带来严重后果。”在《马德里协义》签定之后，阿方又明确指出：“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瓜分西撒哈拉，是新殖民主义行为，阿尔及利亚将不会袖手旁观，而会积极支持‘西撒人阵’的‘独立解放运动’。”为此，在“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成立之日，就首先获得了阿尔及利亚的承认。随之，阿即向“人阵”提供了武器、装备，并把阿境内的廷杜夫地区作为“人阵”游击队的根据地和西撒难民营。并表示愿为西撒提供“实现其人民的民族愿望所需要的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为阻止摩军对西撒人民的驱赶、搜剿，1976年1月27日，阿军还与摩军在西撒的安加拉绿洲兵戎相见，达成目的后主动进行了撤离。而利比亚则允诺：向“人阵”提供2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并与阿尔及利亚联合支持西撒独立运动。至此，西撒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西撒人阵的大规模袭扰与毛里塔尼亚放弃领土要求

战争之初，“人阵”只有400—500人，仅配备轻武器和越野吉普车，主要采取夜袭与“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1978年，利比亚加强了对“人阵”的援助，“人阵”武装力量开始装备装甲车辆、重炮、火箭炮、导弹和较为完备的通信工具；部队总额也逐步增加到近万人。

战争爆发后，“人阵”首先把矛头指向毛里塔尼亚。并分别于1976年6月8日和1977年7月3日袭击了毛国首都努瓦克肖特。1977年5月1日和7月16日，又袭击了毛国境内的祖埃拉特铁矿，破坏了该矿至努瓦迪布海港的铁路线，重创了毛国的经济命脉。致使其国内通货膨胀，外汇收入几近枯竭，经济濒于崩溃；毛国内反战呼声日高，人民强烈要求放弃对西撒的殖民侵略；而毛军内部也士兵厌战、军心涣散。军事上的屡遭失败和经济上的受创，使毛统治者地位摇摇欲坠。1978年7月10日，毛里塔尼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掌权18年之久的达达赫政府，“人阵”为求得和平解决问题，曾一度停止了对毛国的军事行动。但由于毛国新政府在西撒问题上仍然举棋未定，1979年7月“人阵”又恢复了对毛的袭击，逼其议和。8月，毛国新政府迫于“西撒人阵”的军事压力和内外交困的窘境，终于宣布：放弃对西撒的领土要求，退出战争。而摩洛哥则乘毛退走之际，迅速占领了西撒的南部地区，并发布该地区为摩的一个“省”。至此，战争转而在摩洛哥与西撒人阵之间进行。

西撒人阵的强大攻势与摩洛哥的被动防御

毛里塔尼亚退出战争后，西撒人阵便挥戈北上，集中力量打击摩洛哥。先后在比尔恩扎兰、勒布伊拉特等地发动了数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使驻撒摩军遭到重大损失。1979年8月11日，“人阵”出动3000人的兵力、500辆（门）各种车辆和火炮，对摩军设防点比尔恩扎兰实施了突击。这次战役成为“人阵”在作战行动上由小型、分散的游击战，向大规模运动战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0月5日，“人阵”又组织了5000余人兵力，对西撒北部斯马拉城的摩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毙伤摩军千余人。1981年10月13日，在一次大规模交战中，“人阵”动用了苏制主战坦克、导弹和重炮，不仅给敌以歼灭性打击，而且还击落了摩军3架战斗机。“人阵”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又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在攻击侵撒摩军的同时，“人阵”还对摩本土内的军事要地频频实施破袭。早在1979年初，就袭击了摩境内的坦坦城。尔后又于6月12日、27日和1980年8月25日3次突袭该城。1980年9月4日，曾一度攻占摩沙漠重镇塔塔，切断了摩洛哥至西撒的交通运输线。在西撒武装力量灵活有力的打击下，摩洛哥军队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于是开始寻求新的对策。一方面，在国际舆论界大力指责苏联、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插手撒摩争端，声称支持西撒人阵就是与摩洛哥直接为敌；另一方面则请求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大力扩军，并于1980年8月开始修筑横亘西撒全境的防御性沙墙，意在步步为营，封锁西撒与外部联系的通道，困死“人阵”。

摩洛哥调整对策与西撒战局的逆转

为扭转战略上被动挨打的局面，摩洛哥采取了新的军事对策。先是将驻西撒分散据点上的摩军撤离收拢，集中于数个战略要地；继之以新编组的现代化机动部队进行反复扫荡，确保其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再次，又于1987年4月，动用2万兵力在西撒南部修筑了第6道沙墙。这道沙墙自摩在西撒东南部修筑的第5道沙墙始，至甘加拉止，全长550公里，与毛里塔尼亚的祖埃拉特至努瓦迪布的铁路平行、贴近。全线由沙石堆、哨所、铁丝网、雷区、雷达和预警器构成。对达赫拉至努瓦迪布大西洋沿岸6.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完成了控制。这样，连同1880年以来构筑的前5道沙墙，总长度达到2400公里，沙墙后面的“安全地区”达到20余万平方公里。摩军的这三项战略措施，极大地束缚了“人阵”部队的机动，造成了其歼敌的困难。战局急转直下，摩军开始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西撒“人阵”改变策略与战争陷入僵持

面对新的形势，“人阵”迅速对过去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斗争方针进行了调整，转而采取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干预与支持，以改变被动局面的策略。在军事行动上，“人阵”变全面多路出击为适度重点攻击。1987年2月25日凌晨，“人阵”部队在西撒东北部，对埃尔法尔西亚方向的摩军发起猛烈进攻。在以强大炮火急袭了第5道沙墙的摩军据点后，随即出动了千余兵力和110辆装甲车辆，在随伴的萨姆-6防空导弹掩护下，突入沙墙11公里。摩军以美制F-5和法制幻影战斗机，辅之以大口径火炮还击。5小时后，“人阵”部队撤离战场。声称：击毙摩军213人，俘虏83人，缴获155加榴炮和导弹等大批武器装备。3月2日至5日，“人阵”部队又在马赫贝斯地区出击，宣布毙伤摩军数十人，摧毁军车5辆和一些军事设施。而摩军则称，打死对方108人，缴获军车47辆。8月下旬，“人阵”又在西撒南部的奥塞尔德地区向第6遭沙墙发起进攻，打开了25公里宽的缺口，进入纵深12公里，打死摩军近200人，击落战斗机1架。

这几次作战行动，是选择在西撒国成立前夕，非统主席、刚果总统萨苏为解决西撒问题访摩不久，美驻联合国代表沃尔特斯即将访摩之际实施的。为保证达到予期的外交效果，“人阵”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准备。把主要战场选择在其后方基地廷杜夫正面的地段，利用夜暗隐蔽进入撒境，以精兵突袭快进，尔后在萨姆防空导弹掩护下迅速撤离，造成了摩军在局部上的极大被动，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充分显示了“人阵”的力量和存在，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西撒问题的极大关注。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敦促摩洛哥停火，重新考虑按联大和非统104号决议进行公民投票谈判的目的。

但是，西撒和摩双方的力量毕竟过于悬殊。虽然摩军很难彻底消灭“人阵”部队，而“人阵”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动摇摩的军事根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撒摩之战的头5年（1978年9月——1983年9月），摩军即亡1.81万人，被俘1346人，损失飞机18架，舰艇12艘、军车1167辆。而“人阵”方面则掼失兵力5500——6000人，军车约140辆。双方都已打得精疲力竭，因此战争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僵持对峙状态。

非洲统一组织各国对西撒争端的调解

西撒战争给西北非地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紧张局势，引起了非洲各国的不安。“非统”自 1976年以来，就为结束争端、消弭战争作出了最大努力。多次通过敦促双方停火、举行公民投票的决议，并成立特别机构，寻求各种和平解决的方案。但由于冲突各方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又都想在战场上决定分晓，故各种调解措施均未能奏效。1981年6月，“非统”第18届首脑会议决定，成立由坦桑尼亚、苏丹、马里、尼日利亚、几内亚、塞拉利昂和肯尼亚组成的专门实施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停火和组织公民投票的方案。8月24日，该委员会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对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阿尔及利亚沙德利·本·杰迪德总统、毛里塔尼亚元首穆罕默德·库纳·乌尔德·海德拉、“人阵”总书记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进行了咨询。提出几项具体建议：一是呼吁冲突各方，在委员会主持下通过谈判实现停火；二是进行全民投票，以在西撒独立或合并于摩洛哥之间作出选择；三是敦请各方同意，派一支联合国或非统组织的维持和平部队在西撒负责临时、公正的管理工作。但决议并未要求摩军在投票前撤出西撒。因此，“人阵”表示愿意就西撒问题与摩进行直接谈判，以便找出一个合理解决的办法。但要求摩撤走军队和行政机构，为实现公正投票创造条件。而摩洛哥则表示，愿意结束冲突，准备协助委员会组织公民投票。但不承认“人阵”，也不与之接触和谈判，而要与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谈判磋商。1982年2月8日，委员会决定：授权非统执行主席、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负责同有关出面协商，确定了在西撒实施全面停火的具体时间，并就停火期间禁止军队调动、设立临时机构、举行公民投票的形式和维和部队的任务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随后，发表了一项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为的12点计划，要求有关方面配合执行这一计划。摩表示欢迎这个计划，而“人阵”则指出：没有“人阵”和摩洛哥之间的直接谈判，签署和平协议就没有前提，也不具备签约的客观条件。这样，“非统”组织的努力，以没有实质性的结果而告终。

1983年6月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19届非统组织会议上，西撒问题的和平解决，开始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其主要标志是：与会国终于在客观上承认了西撤“人阵”的存在。并作出了由撒摩双方直接接触，以便为实现停火和人民自决、举行和平公正的公民投票创造条件的决议。虽然这项决议因摩洛哥的坚决反对而归于流产，但这毕竟使西撤问题的解决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整个事态发展经过如下：第19届非统首脑会议原定于1982年7月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以东道国利比亚为首的许多国家坚持接纳“西撒国”为非统正式成员。而持否定意见的一方则坚决反对，并指出，在此之前尼日利亚曾提出过的妥协方案（即“西撒国”代表只参加部长理事会，而不出席首脑会议，但在会议上保留其国名和旗帜）尚且不能被接受，何况正式宣布其为成员国。由于这一重大分歧，致使8月8日到会的成员国只有32个，不足法定的2/3，而造成会议流产。只好举行非正式会议，决定由坦桑尼亚、利比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刚果和马里组成“接触委员会”，负责和拒绝与会的成员国联系，以保证会议于11月23日召开。

经过“接触委员会”的努力，成员国达成了准时与会的一致意见。会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服了“西撒国”领导人阿齐兹，使其表示“自愿暂不参加首脑会议”，但由于乍得代表权问题又出现分歧，致使与会国仍达不到法定多数，会议第2次流产。到会成员国决定，将“接触委员会”成员扩大为12个国家，在“非统”主席、肯尼亚总统莫伊主持下，继续为召开第19届非统首脑会议作出努力。

经过积极工作，“非统”组织决定会议于6月6日改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西撒国”代表主动表示：“为拯救非统组织的统一”，“自愿和暂时不参加首脑会议”，终于打破了僵局。6月8日，会议开幕后，除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因坚持“西撒国”代表与会而未能如愿，退出会议外，其余49国代表通过了“西撒”和摩洛哥进行直接谈判的决议。并责成1981年6月成立的“西撒问题”专门委员会招集撒摩双方，尽快进行直接谈判，还确立了实现停火和在年底举行公民投票的具体事宜。9月21日，专门委员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应由撒摩双方代表与会的小型最高会议，但由于摩洛哥拒绝“同‘人阵’坐在同一谈判桌上”，而使会议未能达到予期结果。

“人阵”一贯认为，它是西撒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坚持按照非统决议与摩洛哥进行直接对话和谈判，解决停火、公民投票与实行自决。由于西撒国已取得了50多个国家的承认，因而“自决”的涵义就是“独立和主权”。1983年7月8日，摩国王在其诞辰日讲话中强调，即使举行公民投票，也没有任何力量使摩洛哥能把“撒哈拉”交给“西撒”雇佣军。第2天，“人阵”发表声明，指责摩拒绝执行第19届非统会议决议，拒绝走和平道路。10日，双方在西撒的斯巴拉北部和南部的“沙墙”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沉寂了1年的西撒战场，又响起了战争的隆隆炮声。

干预和介入

为使西撒争端得到和平解决，联合国开始大力介入。1990年3月下旬，德奎利亚尔造访摩洛哥、“人阵”总部和阿尔及利亚。就和平解决西撒问题进行了3方会谈，“取得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进展”，并提出了一项“在联合国监督下解决西撒争端的和平计划”。建议在西撒实行停火，并在协议生效后6个月举行公民投票，以最终决定西撒前途。整个和平进程，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文职官员监督。1990年6月27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该和平计划。7月上旬，德奎利亚尔在日内瓦就如何落实和平计划问题，分别同“人阵”和摩洛哥代表进行了磋商，取得了“令人乐观”的效果。1991年4月29日，安理会通过实施解决西撒问题计划的690号决议。规定：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文职官员监督下，西撒冲突双方尽快交换战俘和被捕的西撒平民。随后，举行公民投票，让西撒人民自由选择独立还是与摩洛哥合并。全部过程分2个阶段进行，第1阶段为16个星期，包括审查选民身份；组成选举团；最终实现停火。第2阶段为20个星期，包括遣返西撒难民；将驻撒摩军削减到与“人阵”武装力量相等的数额（6.5万人）；组织公民投票，宣布投票结果；最后撤出维和部队。对这项决议，摩、撒、阿3方均表示欢迎，先后宣布将尊重联合国监督和投票结果。

在联合国推动下，1992年5月下旬，哈桑二世访问了阿尔及利亚，与沙德利总统进行了3天会谈，就双方解决西撒问题的分歧达成协议。7月，“人阵”和摩洛哥签署停火协定，同意从9月6日起实行正式停火，在联合国监督下于1992年11月底举行决定西撒归属问题的公民投票。1991年9月6日6时，停火协议开始生效。“人阵”总书记阿齐兹发表声明称：“人阵”完全无条件地遵守停火。摩洛哥外交大臣菲拉利也发表讲话说：摩洛哥决心遵守停火。阿尔及利亚对停火表示欢迎，认为“停火是西撒历史新阶段的开始”。与此同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分批进入西撒。这支部队总员额为1700人，包括550名军事观察员，700人组成的1个步兵营，4架飞机和8架直升机以及110名机组人员组成的空中支援小组，45人组成的通信小分队，50人组成的医疗队，200人组成的后勤营和40名宪兵等。这些人员来自世界上36个国家。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进驻，使西撒和解最终见到了一线曙光。但是关键的环节——公民投票却一再受挫，无法进行，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西撒人民头上。主要原因是：

双方在投票人资格问题上争执不下

据“西撒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哈基姆1991年10月5日在招待会上称：西撒地区的摩洛哥人和原西撒本土居民之比为9:1。即摩洛哥人约60.5万，其中驻军20万，警察和治安人员3万，1975年向西撤移民20万，1991年又移民17.5万。而西撒人不足20万。如上述人员都有公民资格，投票结果肯定对摩极为有利，根本不反映真实民意。因此，应按1974年西班牙尚在时，进行公民登记的西撒人为有资格的投票公民，进行公决。但是，摩洛哥却坚持由“司法确认的”现有公民进行投票表决。联合国官员就此问题多次与双方代表磋商，至1992年初，仍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摩洛哥不愿承认有战俘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690号决议规定，西撒实现停火后，双方应尽快交换战俘。对此，“人阵”方面态度十分积极。而摩洛哥则担心，“交换战俘将意味着承认西撤独立”，因而不愿提供战俘名单，并拒绝“人阵”向其遣返摩洛哥战俘。

摩洛哥认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偏袒“人阵”

摩方认为，维和部队应部署在用于隔离双方部队的“沙墙”沿线。但第1批维和部队却部署在“人阵”控制区中部的两个小镇，这是不公正的。摩外交大臣阿拉维1991年发表文章说：摩洛哥接受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公民投票的原则。但对维和部队的使命、部署、在西撒的权限有些建议和保留。“国际部队的存在不是非有不可的，不应出现西撒被外国军队占领的局面。联合国维和部队应光明正大地同撒哈拉现政权与警察当局合作。”此外，摩洛哥还指责“人阵”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不久，从邻国向西撤调集部队。“人阵”则指责摩不断派飞机进入撒控制区进行侦察、示威和骚扰。

由于双方的立场迥然不同，原本充满希望的和解进程再次黯淡下来。经过18个年头的经营，摩洛哥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撒全境的控制，态度十分强硬。尽管为避免外交上的被动而同意了安理会决议，可是在具体执行时却寸步不让。西撒“人阵”为求得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和解问题上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但仍然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自身也到了不能再行后退的地步，只好坚守最后一道防线。这样，西撒问题便重新陷入僵局。

西撒战争是两个西北非国家之间民族、政治和地缘矛盾的产物，其发生发展的诸种因素，深深地植根于二战后历史变化的渊源之中，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西撒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是在战后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运动中兴起的。得到本国人民和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同情、支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义行动。早在1975年西班牙、摩洛哥、毛里塔尼亚3国签定《马德里协议》之际，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等国就表示强烈反对和谴责摩、毛两国瓜分西撒哈拉。前者为“人阵”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并把自己的廷杜夫地区作为西撒游击队的根据地和难民营；后者为“人阵”提供批量资金，使西撒人民的斗争具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其他一些国家则在道义、舆论、物资上给西撒予援助，而西撒人民则纷纷动员起来，每不到4个人中，就有1人拿起武器参加武装斗争。战争的正义性和广泛的支持，是西撒独立解放斗争能够坚持至今的两个根本原因。

西撒人民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斗争的艰苦卓绝，世所罕见。之所以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主要在于力量对比悬殊过大和受制于国际战略格局变化，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西撒总面积虽已超过了摩洛哥国土的一半，但人口仅为摩的7/1000，武装力量不足摩军的1/5，且武器装备和经费全靠外援，难以自给。这样，就军事实力来说，“人阵”武装力量很难遂行正规作战，通过大量歼敌来改变战场敌强己弱的态势，将对手驱逐出境。

就支撑战争的物质条件来说，完全取决于友好国家的态度和提供援助的能力，这些又受制于战后两极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西撒之战初起时，正值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全球展开激烈的角逐，且东方居于上风之际。“人阵”可以获得来自东方的大量援助。而毛里塔尼亚的被迫放弃领土要求，摩洛哥的处处被动挨打，除了它们主观指导过于拙劣外，在客观上与国际战略形势对“人阵”方面极为有利也不无关系。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以后，西方逐步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而支持西撒的友好国家自身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在减少了对西撒的援助时，“人阵”的斗争也就随之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战争的胜负最终还要靠主观指导上的努力。在这场既角力又斗智的西撒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战争指导各有长短。“人阵”在战略上采取的主要方针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对付一个主要敌人，尔后再各个击破其他对手。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人阵”主要联合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进行斗争。当西班牙撤离，旧时的两个盟友成为自己新的对手时，“人阵”则首先把矛头主要对准较弱的一方——毛里塔尼亚，迫使其退出战争；随后挥师北上，集中力量对付强敌摩洛哥。基本上达到了避免两线作战，立于不败之地的目的。在作战方法上，“人阵”根据自身兵力小、装备差，而对手战线长、兵力部署间隙大的特点，主要运用“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对作战目标实施小分队的夜间突然袭击；同时将打击入侵敌军和袭击其本土目标结合起来，不断交换攻击方向，在战略纵深内大踏步进退，将敌调动起来打。当条件具备时，也间或对敌敏感部位实施大部队的运动战与攻坚战。这些，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起到了巨大的震撼作用。在斗争策略上，“人阵”将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机动、协调一致地开展斗争。战争的前三个阶段，“人阵”主要以军事打击为主，外交活动为辅。因为，侵入西撒的毛里塔尼亚军队和摩洛哥军队，均立足未稳，轻敌冒进；军事部署点多、线长、面宽，作战指导与战法都暴露了许多弱点，所以，“人阵”把军事行动放在首要地位，力争消灭更多的有生力量；同时与外交斗争相配合，积极寻求更广泛的援助和支持；以保证军事上的胜利顺利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获得独立解放。

在战争后一阶段，当对手改变了策略，战稳了脚跟，而西撒国已得到世界上50多个国家承认，国际干预日益增强时，“人阵”则改以外交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针对对手不承认自己的合法地位，不愿进行直接对话的特点，除展开强劲的外交攻势外，还选择恰当时机，通过有重点的军事打击表明自己的客观存在，扩大自己的影响，增强西撒冲突国际化的强度，迫使对手走到谈判桌上来。联合国安理会690号决议的执行，证明这种策略是很有成效的。

就摩洛哥来说，其在国力和军力上拥有绝对的优势，按常理，致胜应该是有把握的。虽然基本控制了西撒全境，但最终未能达到兼并西撒的目的。这说明，摩在战争指导上是劣优参半。在战略上，摩乘西班牙撤离之际迅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绿色进军”，改变了西撒居民的成份，为尔后使西撒归属自己的投票公决，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西撒初战之时，摩洛哥对西撒人民的斗志和能力估．计不足，轻举冒进、实施全面占领，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后来调整了作战方针，缩短战线，实施重点设防；同时构筑沙墙，以限制对手的机动能力，并辅之以空中力量来完成兵力和火力的机动打击，达到了以静制动的总企图。这样，才逐步转换了战场上的局面，避免了落入毛里塔尼亚兵败撤军的下场。在外交斗争上，摩先是拒不承认“人阵”的合法地位，拒绝与之直接对话谈判，结果在国际舆论前十分被动。后来利用大量移民造成的既定事实，在选民资格上大作文章，才不致于全面溃败，既阻止了和解进程不利于己的局面出现，又保住了既得利益。

总之，西撒和摩洛哥之间的主客观条件大相径庭，因而西撒战争也就具有了其特殊的发展规律。成为当今世界持续时间最久，情况最为复杂，战争结局最难预料的一场军事冲突。这场战争使西撒和摩洛哥两国人民饱经战火的苦难，和平的实现依然遥遥无期。举世瞩望，通过多方努力，尽快公正、合理地结束这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