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峰会（G7 Summit），是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七个主要工业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举行的年度首脑会晤机制。

七国集团峰会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苏冷战趋于缓和的时期，与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七国集团峰会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会晤机制，还受到了当时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

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应”显现，传统的主权观念受到挑战，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

其次，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西方阵营内部美日欧“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

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将经济问题视为“低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事务，同时也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解决多重危机并发带来的困难。

总之，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产生并机制化，是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G7创立后没几年，美苏再次进入新一轮的冷战，因此G7的协调机制由主要协调各国对外经济政策，转变为统一对外立场以对付苏联的工具。总体而言，整个冷战时期G7的行为受到美苏两极结构的严重制约。

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能为力，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困难重重；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限量提价政策，并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矛盾彰显；1973年至1974年，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以及农业萧条的冲击下，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急增，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

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七国集团共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

1975年11月，G7峰会首次会议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古堡举行，参加国为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会议中心议题题是如何建立“新秩序”，协调宏观经济，共同对付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会议基本同意刺激经济增长措施，接受浮动汇率，提出“最紧急的任务是保证经济恢复和解决失业”，从中可以看出G7峰会成立初期的议题是以经济议题为主。会议确立了旨在协调各国政策、振兴经济发展的年度首脑会晤机制。

1976年，峰会增加了加拿大，形成了七国集团。此后，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了下来，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

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

1979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第五次会议在东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能源问题。

这一时期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值关税与贸易总协议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期间，谈判的进程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1973年和1979年两次发生石油危机，朗布依埃会议和1979年的东京会议就此发表了声明，协调了七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而且在货币金融领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肯定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五国财长集团等多边机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1980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第六次会议在威尼斯举行。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会议公开地表示关注国际政治形势，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苏联对西方的威胁问题。会议确认降低通货膨胀率是首要任务，要求减少石油消耗量；会议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逐渐主导着七国的经济政策，使得七国首脑会议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降低了“调门”；同时，由于东西方关系的再度紧张，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下，首脑会议的议题开始扩展到政治领域。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政治局势出现剧烈动荡，推动前苏联（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轨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同期，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这不仅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等传统经济议题仍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凸显了环境污染、毒品品走私、核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议程中的地位，首脑会议的议题呈现多元化。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多元议题首脑会议。

前苏联解体后，七国集团从经济上拉拢俄罗斯，继续对其进行经济援助，推动俄罗斯的转轨进程；同时让俄罗斯总统沿袭前苏联总统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惯例。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推行大国外交，积极谋求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这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7+1”模式（1992到1993年）、“七个半会议”形式（1994年到1996年）。

1997年6月，第23届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丹佛举行，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以“同等成员”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公报。自此，八国集团峰会机制形成。“7+1”模式结束，八国首脑会议体制形成。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1998年5月，八国峰会在英国伯明翰举行。这次会议完成了七国集团向八国集团的转变。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的完全成员国，参与八国集团的所有讨论。在会议最后文件中，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一员”。但是，七国集团仍然客观地存在着。

2002年6月，俄罗斯在加拿大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被接纳为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并受托于2006年作为主席国承办该年度八国首脑会议。2006年，俄罗斯成功举办八国集团峰会。2014年6月4日，七国集团拒绝参加原定于6月在俄罗斯索契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转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峰会，以示对克里米亚入俄的反对。这是俄罗斯自1997年加入这一集团后首次被排除在外，八国集团恢复至七国集团。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出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需要，吸纳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八国集团成为发达国家的共识。2008年7月7至9日，八国集团会议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由于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英国主张对八国集团进行扩充，会议增加了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国，八国集团扩大为十三国集团，代表了全球更多的国家，主要讨论地球变暖、油价飞涨、粮食危机、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二十国集团（G20）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20方组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G20仅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国际金融货币政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世界经济发展等问题交换看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倡议下，G20提升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9月举行的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二十国集团实现了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尽管二十国集团在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上与七国集团类似，但二十国集团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八国集团向十三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转变，标志着国际经济治理框架日益成熟。也代表着G7在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已经成为过去时。

2018年6月，被称为“史上最分裂”的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落下帷幕，为了掩饰内部分歧，主办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宣布，由美国支持的G7峰会联合公报将解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削减贸易壁垒。然而特鲁多话音刚落客，就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驳，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关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也越来越凸出。

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每年都邀请普京参加G7峰会，但俄罗斯均拒绝重返G7。特朗普虽然直言G7是一个“非常过时的组织”，不能恰当地讨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但依旧希望拉上俄罗斯重返G7，一起讨论“遏制中国”。不过，G7内部矛盾重重，其他成员国对特朗普向俄罗斯发出邀请的行为表示反对，俄罗斯也拒绝重返G7。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再次提出希望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G7）。当地时间2月13日，特朗普表示，他希望俄罗斯重返G7（七国集团），并称俄罗斯此前被“开除”是个错误，如果俄罗斯没有被G7排除在外，俄乌冲突“很可能”就不会爆发，此外，他还认为普京也希望重新加入G7。2月14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重返G7没有兴趣，G7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目前俄罗斯对于如何在G20国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更感兴趣。3月，七国集团峰会的配套会议七国集团外长会发表联合声明和“海洋安全与繁荣宣言”，再度炒作涉华议题，就台湾、海上问题说三道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相关声明及有关宣言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污蔑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

1975年11月15日至17日，七国集团峰会（时为六国首脑）第一届会议在法国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古堡举行，参加国为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建立“新秩序”，协调宏观经济，共同对付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会议基本同意刺激经济增长措施，接受浮动汇率，提出“最紧急的任务是保证经济恢复和解决失业”。会议确立了旨在协调各国政策、振兴经济发展的年度首脑会晤机制。

1976年6月27日至28日，第二届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波多黎各圣胡安举行，加拿大总理也参加进来。自此，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此次会议呼吁重视平衡增长，强调存在着发生新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未提出具体措施。会议还确定了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轮流在各参加国召开，时间都在7月。此后由法、美、英、西德、日、意、加主要西方工业国家参加的最高级首脑会议通称为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

1977年5月7日至8日，第三届七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欧洲共同体主席首次参加会议。会议提出减少通货膨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意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政策。

1978年7月16日至17日，第四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就经济增长等问题达成战略协议，决心减少石油进口，强调发展核能和煤炭工业，承诺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经济。在波恩峰会上，7国集团就关贸总协定政策相互支援的综合战术达成一致。

1979年6月28日至29日，第五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能源问题。

1980年6月22日至23日，第六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会议公开地表示关注国际政治形势，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苏联对西方的威胁问题。会议确认降低通货膨胀率是首要任务，要求减少石油消耗量；会议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

1981年7月20日至21日，第七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会议争论最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利率和国际贸易。西欧与会国既对美国的高利率表示不满，又在贸易问题上指责日本。在对苏贸易问题上欧、美分歧尖锐。会议宣言称，与会各国将在这方面进行磋商，改进同苏联进行战略物资和技术贸易的现行制度，以保证在东西方关系方面的经济政策继续符合西方的政治和安全目标。

1982年6月2日至6日，第八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凡尔塞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的共同对策，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对策。会议就如何对苏实行制裁方面达成了协议。会议在讨论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武装冲突时，支持英国在马岛冲突中的立场。

1983年5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东西方关系和经济货币问题。会议发表了关于裁军谈判的声明，这是七国经济首脑会议首次就安全问题发表的文件。

1984年6月7日至9日，第十届七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经济问题、东西方关系和裁军问题。在讨论西方经济复苏问题时，西欧国家谴责美国的高利率、高赤字政策，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损人利己的政策。会议发表了《伦敦七国首脑经济宣言》，但对上述问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85年5月2日至4日，第十一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波恩举行。主要议题是国际政治和经贸问题，并发表了《政治宣言》和最后公报。宣言中第一次提到朝鲜问题，“希望创造政治环境，消除朝鲜半岛的分裂”。在讨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时，西方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会议文件对该计划只字未提。

1986年5月4日至6日，第十二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发表了宣言和声明。《经济宣言》呼吁解决失业问题、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问题。要求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

1987年6月8日至10日，第十三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形势，并发表了《威尼斯经济宣言》。宣言强调为保持经济增长，需要与会国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和外贸逆差、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

1988年6月19日至21日，第十四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会议发表了《七国政治声明》和《经济宣言》。宣言认为，严重的贸易失衡、外汇汇率急剧波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给西方经济蒙上了阴影；呼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稳定美元汇率，呼吁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

1989年7月14日至16日，第十五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再次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预算赤字和协调政策的必要性。并第一次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重要议题。

1990年7月9日至11日，第十六届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休斯敦举行。重点讨论了多边贸易谈判，对苏援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会议发表的《政治宣言》、《经济宣言》和《超越国界问题的声明》，阐述了与会7国对西方和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问题的立场。

1991年7月15日至17日，第十七届七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会议就当前一些最紧迫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以及关于军备控制的宣言。由于此次会议邀请了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所以西方舆论界又称它是“7+1”会议。此次会议突出讨论了对苏援助问题。尽管七国首脑原则上都同意对苏提供经济援助，然而会议并没有决定采取实际行动。

1992年7月6日至8日，第十八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按照惯例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由于会议涉及的问题七国首脑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未取得惊人的效果。

1993年7月7日至9日，第十九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美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主席，在东京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5届部长级会议之后召开一次首脑会议。由于没得到全体成员的赞同，首脑会议被定名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994年7月8日至10日，第二十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此次会议上，俄罗斯获准参加政治问题的讨论，但仍然被排斥在关键会议的大门之外。

1995年6月15日至17日，第二十一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举行。此次峰会的《政治公报》中，曾表示欢迎中国更多地参与解决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国际与地区论坛。

1996年6月27日至29日，第二十二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里昂举行。自里昂峰会起，七国集团进入“多元议题首脑会议”阶段。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4月19日至2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邀请七国领导人来俄出席“核安全特别高峰会议”，此次特别峰会也被视为七国集团峰会非正式会议。

1997年6月20日至22日，第二十三届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西部山城丹佛举行。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该次会议，所以，已经召开了23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变成了“八国峰会”。不过，由于俄罗斯经济实力与西方七国相差悬殊（GNP仅占全球1%，美国占26%），因而，仍被排除在讨论全球经济及金融汇率等核心问题之外，没有参加七国财长会议，也无资格签署内容广泛的经济声明。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政治、经济、外交、人口老龄化、“克隆”人等问题，并发表了长达18页的最后公告。

1998年5月15日至17日，第二十四届八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伯明翰举行。这次会议完成了七国集团向八国集团的转变。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的完全成员国，参与八国集团的所有讨论。在会议最后文件中，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一员”。但是，七国集团仍然客观地存在着。

1999年6月18日至20日，第二十五届八国集团峰会在德国科隆举行。科隆峰会是成为八国集团后的首次峰会。峰会的重点是科索沃危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政策和共同贸易等。峰会通过了《科隆教育宪章》，强调知识资源对于经济发展和教育革新的必要性。同时，科隆峰会还就全球最贫穷国家的减免债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

2000年7月21日至23日，第二十六届八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冲绳举行。会议讨论了全球信息产业发展不平衡、减免贫穷国家债务、防止地区冲突、防治传染病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此次会议，八国领导人发表《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旨在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建设全球信息化社会。

2001年7月20日至22日，第二十七届八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此次峰会的议题围绕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和世界贫困问题展开。全球艾滋病健康基金和热那亚非洲计划，是此次峰会的两项主要的内容。

2002年6月26日至27日，第二十八届八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里举行。此次峰会上，非洲发展问题成为重要议题。首脑会议集中商讨了援助非洲问题、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中东和平问题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等主要议题。俄罗斯在这次会议上被接纳为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并受托于2006年作为主席国承办该年度八国首脑会议。

2003年6月2日至3日，第二十九届八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主要的议题是全球环保问题、贯彻《京都议定书》的宗旨与精神、集体对抗温室效应造成的地球气温上升的问题。围绕如何重振全球经济、增加发展援助以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就地区冲突、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治等一下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届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受邀参与了南北非正式会谈。

2004年6月8日至10日，第三十届八国集团峰会在美国佐治亚州“海岛”举行，主要的议题除了中东改革、伊拉克重建两个焦点问题以外，八国领导人还讨论了防扩散、反恐、全球经济和援非等问题，并通过了加强全球防扩散机制、加强国际旅行安全和反恐合作，以及在未来5年内主要为非洲培训7.5万名维和人员等行动计划。值得注意的是，继上次首脑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与非正式会谈之后，时任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周小川与金人庆受到美国财长斯诺的邀请参与G7的财长与央行行长在华盛顿举行的高峰会。其代表中国正式融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之中。此次峰会的主题为“自由与合作通向繁荣和安全”。尽管世界经济和油价问题是国际关注的重点，但美国力主讨论伊拉克重建、中东国家改革以及非洲安全问题。美国在此次峰会上正式推出“大中东计划”。

2005年7月6日至8日，第三十一届八国集团峰会在英国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举行。会议着重讨论非洲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在这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应布莱尔首相邀请，出席了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个发展中大国领导人举行的南北领导人对话会。此次峰会的两大议题是援助非洲和改善环境。八国集团同意分别向非洲和巴勒斯坦提供500亿美元和30亿美元援助。

2006年7月15至17日，第三十二届八国集团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此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主要讨论三大议题，一是能源安全问题；二是预防和控制严重传染性疾病问题，如爱滋病和禽流感等；三是在教育领域展开国际性合作等。7月17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能源安全、传染病防控、教育和非洲发展等问题。

2007年6月6日至8日，第三十三届八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主题是“增长与责任”。此次八国峰会有三大议题：关注气候变暖、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以及非洲发展问题。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2008年7月7日至9日，第三十四届八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召开。会议由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英国主张对八国集团实行扩大增加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5国，八国集团扩大为13国集团，基本上反映了全球国家实力。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地球变暖；油价飞涨；粮食危机；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会议的主要议题为世界经济，气候变暖，节约能源，粮食危机，援助非洲等问题，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地区安全问题。同时还继续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会议结束时，峰会就气候变化等多项议题发表声明，与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对话会发表了《关于海利根达姆进程的临时报告》。这次八国集团峰会虽对多项议题都有所涉及，但因其内部矛盾，阻碍了峰会“深入探讨”。7月9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009年7月8日至10日，第三十五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举行。此次会议就核不扩散、反恐以及阿富汗、伊朗和中东问题等广泛的全球性议题进行磋商。峰会期间，八国集团还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发展中五国以及埃及展开商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代表胡锦涛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

2010年6月25日至26日，第三十六届八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在加拿大亨茨维尔举行，此次着重讨论对国际经济形势问题、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及环保问题等。在东道主加拿大的推动之下，对贫穷国家的援助问题、儿童健康问题也被摆上台面，为此，峰会还特别邀请10个非洲以及拉美国家召开特别会议，以增加代表性，使会议在国际发展、和平、安全问题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大化。会议期间，八国集团首次发布一份《马斯科卡问责报告》，评估各成员国过去八年在对外援助、经济发展、健康和食品安全等领域所作承诺。会后发布了《马斯科卡倡议》，推动改善世界最贫困地区母亲和儿童的生活状况，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11年5月26日至27日，第三十七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法国西北部海滨小城多维尔举行。与会领导人在两天内对西亚北非局势、核安全和互联网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在会后发布的八国集团多维尔宣言中，八国首脑对西亚北非局势表达了重点关注，表示支持这一地区人民寻求民主、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意愿，并承诺对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过渡给予支持，同时鼓励这些国家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帮助其建立法治和公民社会。八国领导人还表达了对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和核事故的关切，表示相信日本政府能够面对挑战进行灾后重建，并承诺将为此提供全力支持。八国领导人认为，各国应从日本核事故中吸取教训，将核安全放在发展核能的首要位置，同时有必要在《核安全公约》的框架下就核事故确认、安全标准等条款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互联网问题是法国在此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框架内提出的新议题。八国领导人认为，互联网在当前社会、经济和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政府、私营部门和互联网的使用者都应为互联网的均衡发展创造条件。八国集团领导人鼓励举办更多类似八国集团电子论坛的会议，对互联网未来的发展以及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探讨。

2012年5月18日至19日，第三十八届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除了欧债、叙利亚议题以外，朝鲜与缅甸议题都在八国领导人讨论之列，美国希望在朝鲜与缅甸议题上取得成果。峰会当天结束之后发表的《戴维营宣言》指出，全球经济复苏出现积极迹象，但是依旧面临严峻挑战。欢迎欧洲关于如何在提振经济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性财政整顿的讨论。宣言强调，各国政府应采取提振信心和推动增长的举措，这些举措包括在可持续、具有可信度且不加大通胀压力的环境下来提高生产率、经济增长和需求，但是各国应采取的正确经济政策不会完全相同。宣言表示，强劲的国际贸易、投资和市场融合都是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八国集团承诺反对贸易保护措施并保护投资，应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努力来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八国集团当天发表的另一份声明指出，在过去几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出现波动，给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严峻挑战，八国集团正在紧密跟踪石油市场动态，并准备敦促国际能源署采取必要举措来保障市场充分供应。八国集团还讨论了国际安全的迫切问题，伊朗局势问题上，八国集团重申对于伊朗可能制造核武器表示担忧；叙利亚局势问题上，各方相信和平解决以及政治调解叙利亚局势是可能的；朝鲜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都承认，朝鲜违反在核安全领域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2013年6月17日至18日，第三十九届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英国北爱尔兰弗马纳的厄恩湖举行，与会领导人就全球经济、叙利亚局势、反恐等议题进行讨论。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会议开幕前表示，会议要就涉及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争取在自由贸易、打击逃税和增加透明度这三个领域取得进展。开幕当天，各国领导人就全球经济与贸易、外交政策等议题进行了多边和双边会谈。欧盟和美国同意在下月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叙利亚等国际热点问题也成为此次会议的焦点议题。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认为，必须插手叙利亚局势。早在此次八国峰会召开前，西方国家就试图在叙利亚问题上孤立俄罗斯。时任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峰会前就表示，此次八国峰会是“七国加一国”，因为俄罗斯是其中唯一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国家。在峰会开始后，西方国家领导人多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但普京严肃指出，欧洲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武器是害人害己。在俄罗斯的坚持下，西方在军事支持叙反对派武装、巴沙尔总统去留等问题上都遭到挫败。

2014年6月4日至5日，第四十届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此次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原计划在俄罗斯索契召开，受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拒绝参加G8索契峰会，并事实上冻结了俄罗斯的成员国地位。七国集团峰会由此被改在布鲁塞尔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支援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向中国施压等，其中，乌克兰问题是此次峰会的核心议题。会后，七国集团发表联合声明：严重关注南海和东海的紧张局势，但声明没有提及具体国家。6月5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北京表示，中国是维护东海和南海和平稳定、推动地区国家合作与发展的坚定力量，域外国家在有关争议问题上应尊重客观事实，秉持公正态度。

2015年6月7日至8日，第四十一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德国南部加米施-帕滕基兴市的埃尔毛宫酒店举行。在为期两天的会议当中，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七国领导人将就跨大西洋贸易伙伴关系、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希腊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打击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多项政治、经济议题展开讨论，甚至国际足联的腐败丑闻也将是其讨论的内容之一。会后七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除了涉及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外，还谈到东海南海局势问题。联合声明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声称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七国表示“做好采取进一步限制措施的准备，在必要情况下使俄罗斯付出更高的代价”。全面实施明斯克和平协议的内容是放松制裁的前提。另外，一直热议的气候问题也有了进展，峰会首脑达成了将地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两摄氏度以下的约束性目标。到2050年通过创新技术改变能源产业结构，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逐步退出煤炭发电，温室气体排放量与2010年相比要减少40%到70%。在东海南海局势问题上，联合声明这样表述：“我们强烈反对使用恐吓、威胁或武力的行为，以及任何大规模填海造岛等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的行动。”但是，上述言论并未点明任何一个国家。七国集团呼吁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并强调自由使用世界海洋的重要性，要求各方遵守国际法。这是继2014年布鲁塞尔宣言之后，七国峰会再一次对东海以及南海问题表态。

2016年5月26日至27日，第四十二届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举行，会议通过首脑宣言，决定在世界经济、反恐、难民、气候、能源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但在峰会看似合理的议题中夹带了不应有的“政治私货”，最后的首脑宣言提及海洋安保问题，对南海、东海情况表示关切。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此次日本主办G7峰会，炒作南海问题，渲染紧张局势，不利于南海局势的稳定，也不符合G7作为发达国家经济治理平台的身份”。希望G7各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此次峰会，议题涉及南海、朝鲜半岛核危机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危机等问题，使峰会沦为“变相的安全会议”，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不在场的主角。而真正需要会议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如希腊债务危机、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融资机制、气候变化、贸易、全球经济复苏等等，七国并没有贡献出建设性的意见。峰会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反而充斥指责和抱怨。

2017年5月26日至27日，第四十三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小镇陶尔米纳举行。与会各国领导人围绕着安全与反恐、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创新与就业等议题展开讨论。由于5月22日英国曼彻斯特发生恐怖袭击，安全与反恐问题成为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的最重要议题。会后，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承诺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根据声明，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重中之重”，七国将全力防范、调查和起诉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力度将提升至新高度。七国领导人还承诺打击网络恐怖活动，采取措施管控外国武装人员从冲突地区向外扩散的风险，并采取行动切断恐怖主义活动的资金来源和渠道。声明列举的其他措施包括：促进情报信息共享；加强边界和航空安保措施；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宽容、对话及相互了解等。

2018年6月8日至9日，第四十四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主要包括5个议题：包容性经济增长，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世界和平与安全，未来的工作机会，气候变化、海洋和清洁能源。此次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措辞强硬，七国集团内部分歧加深。峰会后发表联合公报，内容涉及包容性经济增长、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世界和平与安全、未来工作机会、气候变化及海洋等议题。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说，峰会是成功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悉数同意发表公报。但“这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对贸易和世界的看法”。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措辞强硬，这表明（七国集团）在贸易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鲁多还说，七国集团中５个国家同意制定旨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的协议。加拿大官员披露，美国和日本没有签署该协议，因为他们不希望在减少塑料方面做出坚定承诺。特朗普提前离开峰会，他离开前说，他与各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讨论了“公平和互惠”贸易的必要性以及应对伊朗威胁的方式。他呼吁取消关税、贸易壁垒或补贴，强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还警告，不要报复美国对钢铝进口征收关税。但在峰会结束后不久，特朗普在其专机上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文称，基于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错误表述”以及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工人和企业“征收大量关税的事实”，他已指示美国代表不支持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

2019年8月24日到26日，第四十五届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南部滨海小城比亚里茨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呼吁避免贸易战。此届峰会为期3天。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七国领导人与会，印度、澳大利亚、埃及、南非、智利、布基纳法索等国领导人受邀参加相关讨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负责人参加相关会议。虽然东道国法国做出了很大努力，峰会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依然寥寥。峰会最终发表了仅有一页纸的领导人声明，涉及贸易、伊朗、乌克兰和利比亚等议题，其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成果。声明谈及贸易所占篇幅虽然相对较长，但只是泛泛之谈，称七国集团“致力于开放和公平的世界贸易以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声明谈及伊朗和乌克兰局势时分别只写了一句话。声明说，要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并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法国和德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乌克兰问题召集会议。

第四十六届七国集团峰会原定于2020年6月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此届会议一推再推。起初被特朗普推迟到11月大选后，但大选引发美国政治大地震，这一届G7峰会最终不了了之。

2020年3月16日，特朗普与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了视频会议，这是G7集团首次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3月19日，白宫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取消原定于6月在戴维营举行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线下会议，转而举行视频会议。4月16日，七国集团峰会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举行，七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调应对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

2021年6月11日至13日，第四十七届七国集团峰会在康沃尔郡的卡比斯贝举行。七国领导人就新冠疫情等一系列议题举行会谈。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涉及从抗击疫情到全球经济、税收、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这份长达25页、多处谈及中国的公报可谓“满纸荒唐言”，不仅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发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言论，对中方进行蓄意诬蔑，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还在经贸等问题上对中方进行与事实不符、于道理不通的指责，甚至还对中方提出了多项蛮横要求。

2022年6月26日至28日，第四十八届G7领导人峰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俄乌局势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同时提上议程的还包括有关气候保护、能源危机的讨论。泽连斯基以视频方式参加峰会。当地时间6月28日，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G7）峰会在德国落幕，这是一场议程围绕乌克兰局势、气候变化、通货膨胀、抗击饥饿与贫困、卫生政策，以及围绕基础设施与投资、安全政策和能源危机的大会。七国领袖在会后联合声明中对俄罗斯做出了尖锐批评，他们承诺会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加强对莫斯科的惩罚措施。在G7联合声明中，七国表示将采取新措施应对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包括制定俄罗斯产石油价格上限的计划，并同意对俄罗斯产黄金实施进口禁令。声明还敦促其他大国利用影响力，呼吁俄方立即无条件撤军。针对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一商场发动空袭的行为，他们在声明中谴责说：“对无辜平民进行无差别攻击构成战争罪。”

2023年5月19日至21日，2023年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广岛举行。会后，七国集团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经济韧性方面，G7表示将采取措施，通过加强供应链、减少脆弱性，G7确定将“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作为七国国家的共同利益，并认识到“对于补充现有的出口和入境投资定向控制工具可能很重要”。启动G7经济胁迫协调平台，以加强对经济胁迫的集体评估、准备、威慑和反应。清洁能源经济方面，G7将共同推动未来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转型，加速G7能源的脱碳和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人工智能方面，G7将推进关于包容性人工智能治理和互操作性的国际讨论，实现G7“相同愿景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目标。此次峰会，韩国、印度、越南、印尼、澳大利亚、库克群岛、科摩罗与巴西8国领导人参加了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扩大会议。

2024年6月13日至15日，第五十届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在意大利普利亚大区法萨诺市举行，与会各国领导人围绕人工智能、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主要议题进行了讨论。

会后七国集团联合发表公报，重申在当下历史关键时刻和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危机时，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持久团结和决心。公报强调了如下优先事项：一是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升多边开发银行效力，协助解决债务负担问题；二是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包括启动普利亚粮食系统倡议；三是重申对性别平等的承诺，加强投资以促进妇女赋权；四是采取具体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三重危机；五是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并管理风险，七国集团计划启动一项关于在工作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的行动计划；六是促进强劲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就业并加速数字和清洁能源转型，致力于加强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建立和实施更适合21世纪的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体系；七是共同行动以提高经济韧性，加强协调以应对全球产能过剩。公报强调，G7将继续团结一致，致力于以WTO为核心的基于规则、自由、公正和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G7承认WTO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上取得的成果，并欢迎在第十四届部长级会议（MC14）前继续暂停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以及致力于完成《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的谈判。G7强调有必要改革WTO的监督、审议和谈判职能，并继续开展讨论，以期在2024年底前建立一个全面运作的争端解决体系。G7一致认可多边合作必须以公平竞争、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为基础，重申对保持经济开放和竞争力的承诺。G7同时认识到贸易在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方面的重要作用，认识到WTO在实现COP28承诺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达成促进环境产品、服务和技术，以及防止塑料污染等诸边倡议。

第五十一届七国集团峰会计划于2025年6月15日至17日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举行。

七国集团峰会是经济外交和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是经济调节国际化的一种实现机制，它标志着西方国家间的经济协调已由美国主宰的旧体制阶段发展到大国共同协调的新体制阶段。新体制阶段的协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协调建立在各国经济实力基础上，以实力为后盾；（2）协调灵活性强、领域广；（3）协调的内容不仅包括各国的涉外经济政策，而且还触及到了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程度较深；（4）协调不仅局限于八国自身范围，还扩展到全球性问题。七国集团峰会具有一定的协调和促进功能，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七国集团峰会干预威胁到发达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际经济环境。在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七国集团峰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和农业萧条等多症并发，使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陷入了“滞胀”危机状态，因此如何克服“滞胀”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成了这一时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每次会议都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评估，以便为七国的经济决策指明方向。针对会议前七国经济出现复苏的势头，朗布依埃会议提是出各国政策的重点应是防止通货膨胀，这对七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从1976年开始，由于世界经济进入“停止”状态，七国经过协调，决定携手并进，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努力，在1977年的伦敦会议和1978年的波恩会议上，先后提出了“火车头”计划和“护卫舰”计划。在货币金融领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肯定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五国财长集团等多边机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值关税与贸易总协议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期间，谈判的进程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

1973年和1979年两次发生石油危机，朗布依埃会议和1979年的东京会议就此发表了声明，协调了七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

七国集团峰会协调成员国经济政治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逐渐主导着七国的经济政策，使得七国首脑会议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降低了“调门”；同时，由于东西方关系的再度紧张，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下，首脑会议的议题开始扩展到政治领域。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这一时期，由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成了七国的官方经济学，七国的经济政策呈现明显的趋同性，因此在每次首脑会议的公公开声明中，都倡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对各国的国内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特别是1980年威尼斯会议提出的编制经济业绩指示器，这对各国把握国际经济的走向具有重要作用。

七国集团峰会建立了所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政治局势出现剧烈动荡，推动前苏联（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轨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同期，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这不仅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等传统经济议题仍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凸显了环境污染、毒品品走私、核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议程中的地位，首脑会议的议题呈现多元化。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多元议题首脑会议。

在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上，七国比20世纪80年代前进了一步。在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推动这些国家向资本主义转轨，成了西方七国的共同目标。为此，七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前苏联（俄罗斯）、东欧加速“民主化”和“保护人权”，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了七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作。前苏联解体后，七国从经济上拉拢俄罗斯，继续对其进行经济援助，推动俄罗斯的转轨进程；同时让俄罗斯总统沿袭前苏联总统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惯例。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推行大国外交，积极谋求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这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7+1”模式（1992到1993年）、“七个半会议”形式（1994年到1996年），直到1998年俄罗斯才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了八国首脑会议。

世界上较为发达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作为一个西方主要大国和富国的俱乐部，其各种活动和采取的相关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利益服务的。G7的初衷，也是为了协调西方世界的内外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以解决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G7担当了加强西方的共识，抗衡东方的威胁和抵制南方要求改革国际秩序呼吁的“重任”。

由于西方七国无论是在经济力量、政治影响力上，还是在社会先进程度方面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因此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无论是就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协调，还是就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协调，都对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G7集团的形成首先是着眼于大国关系的协调，但同时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当前治理机制的中枢所在的区位。它对全球的影响从经济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直至全球问题，成为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并行的治理机制。自G7集团1995年提出全面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来，一直主导着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例如，在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WTO乃至联合国批准采取的政策，有不少正是在G8会议期间，特别是在筹备G8峰会期间形成的。

在推进国际体系结构演变方面，G7的影响和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它所起的作用，如果有的话，就是强化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G7在冷成时期的行为一直受到两极结构的制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为该结构的稳定而努力。相比于国际体系结构，G7对于国际体系进程的演进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它强化了东西方关系的对立，并使整个西方集团的内部矛盾始终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它使得西方集团在南北关系上处于优势地位，突出了南方的贫穷、落后和分化，而加强了西方集团内部的相互依存。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性加深，各种问题的全球性凸显，全世界日渐成了“地球村”，七国在世界体系中主导性的影响力，决定着它们相互之间矛盾和与其他国家间矛盾的协调，客观上有利于整个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G7是为了满足某些富裕国家而建立的组织严密的经济俱乐部，过去因为其掌控了世界上大部分财富和资源，才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充当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也始终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全球利益进行分配和管理。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在新兴国家和各种全球性经济合作集团带领下，全球经济缓慢走出低谷。这些新兴国家和各种全球性经济合作集团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且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因此，G7已经无法发挥其原有的作用。

而且，G7治理机制缺乏弹性，还停留在旧的制度下，难以针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问题给出快速的处理办法，无法适应新的治理模式。

G7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992年的68%下降至2015年的47%，其作用已经被涵盖成员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的二十国集团（G20）取代，G7在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已经成为过去时。

虽然G7可能就全球经济、政治问题共同发声，但是他们却无法就任何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达成共识。每个成员都只把自己国家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导致峰会内部矛盾、冲突明显。再加上各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认识不同，各项决议更加难以落实。例如，经济议题向来是G7峰会的最重要议题。然而，因各国对世界经济形势认识不同，在应该采取何种经济对策上存在差异，宣言中的相关表述一度难产。因此，就目前来看，G7无法在任何一个领域达成共识，更不会采取实质性行动。

从G7在全球治理中暴露出的问题可以看出，G7的治理效果堪优，成员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主张和推销对自己有利的全球经济政策和价值观，根本没有考虑到他国利益，也得不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支持，其决议根本不具有代表性。2018年的峰会更加凸显了上述问题以及G7在处理全球问题上的乏力。未来G7是否还有存在的的必要值得思考。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调进程之中，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并与发达经济体一起共同推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业已是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群体性崛起趋势与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大调整和大变革互为因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特征的重要要组成部分。

二十国集团的升级、金砖国家的成立成为这一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尽管目前二十国集团仍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对话机制，但它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机制，无论对于推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商和合作，还是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来说，起着其他机制无可替代的作用。

2001年，G7意大利热那亚峰会期间，有20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并与警方发生冲突。1名23岁青年在遭警方枪击和警车两次碾压后身亡，另有数百人受伤，一些抗议者称遭警方虐待。

当地时间2015年6月6日，德国慕尼黑，上千人举行G7峰会抗议活动，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德国政府调集2万警力，巴伐利亚州三分之一的警察参加执勤，甚至邻国奥地利也派出数千名警察配合行动。6月7日，德国多个非政府组织、党派和社会团体召集了数千名抗议者参加的示威活动。抗议者认为，七国集团在气候保护和扶贫等方面更多是“空头承诺”，要求“加强全球气候保护并与贫困作斗争”。此外，抗议者要求停止“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部分抗议者在游行过程中遭警察阻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一些抗议者被警方带走约有1.7万名德国警察参与峰会安保活动，另有约2000名奥地利警务人员在奥德边境地区待命。峰会举办地设立了大范围临时警戒区和禁飞区，通往峰会举办地的公路和铁路设有多道安检岗哨。

2022年6月25日，在七国集团峰会开幕前一天，数千人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并抵制七国集团峰会的召开。

2023年5月13日，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广岛视察峰会准备情况，民众当天在广岛举行集会，强烈反对此次G7广岛峰会。此次集会由“质问G7广岛峰会日本市民集会”实行委员会发起。集会当天发表的《宣言》指出，G7广岛峰会“打着‘自由民主’旗号，行‘军事同盟’之实”，此次峰会的实质，就是“（G7）成员国中的大国强制要求他国听命于自己主张的会议”。当天，约200名日本民众冒雨参加反对此次峰会的演讲集会。会场上，“不要G7峰会”等标语十分醒目。

2024年6月13日，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法萨诺市开幕。会场周边地区当天举行多场抗议活动。当天，大批抗议者聚集在距峰会会场60公里的布林迪西市，部分人手举巴勒斯坦国旗，现场还张贴有“抵制七国集团”“停止破坏地球”“不要战争”等标语。抗议者抨击七国集团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维护和平等领域“没有发挥积极作用”，没有采取切实措施应对全球性挑战。参加抗议的德国艺术生卢卡斯·胡弗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七国集团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充满伪善”，“对世界弱势群体完全没有任何帮助”。

永别了，G7：你们曾经主宰全世界，现在却只是一个“缩了水”的派系。你们无法忍受自己地位的下降，所以只能责怪中国，认为中国要为你们的失败负责。请尊重中国，平等相待，致敬14亿人的成就。（英国学者马丁·雅克 评）

“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从经济议题扩展到国际政治和多元议题，侵蚀了联合国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其目的是抛开联合国的多边主义，大张旗鼓地推行单边主义。（纵相新闻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