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学派是在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子夏来到魏国西河（今陕西关中东部黄河沿岸地区）讲学，传播儒家经典、文化和学术思想而形成的著名儒家学派之一。 西河学派中有不少人成为魏国的治世良臣，该学派为弘扬和发展儒家思想，以及 前期法家思想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吴起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魏军大胜。魏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指挥黄河东岸的魏军渡河。太子击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防线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秦国的西河防线被魏军彻底突破了，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

魏文侯在西河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把魏国的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拥护，魏国在西河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魏国在西河实行的新政策对秦国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

魏文侯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还进行了文化渗透，著名的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秦人本是华夏西陲部族，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而放弃了西向发展的打算，改向东方发展。

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对中原文化很向往。

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从学者有三百多人，其中人才辈出。《史记·儒林传》记：“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战国时一批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如李悝、吴起及商鞅，俱出门下。而荀子、李斯、韩非则也是其隔二或三代的再传弟子。其门风之盛，使当时许多人甚至误以为他就是孔子。这个西河学派既传授儒家经典“六艺”，也是法家政术思想的先驱。子夏是一个有操守和气节的人。有人劝他去当官，他回答：“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后来，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学派内大部分时间教授学生的人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子夏虽是孔门十哲，其政治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但明显更注重儒家的术。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更专于道德之道，故有“孔子说礼法，曾参取礼，子夏取法”一说。他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因而更倾向于儒术而非道德哲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纯粹的仁义道德，而是与时俱进的治世之学。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与后世儒家不同的政治观点及历史理论。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由此可见，子夏心目中的君子，不仅仅是在孔子倡导的那种 “温文尔雅”、“坦荡荡”的醇儒，还应该有一定的权术、心机。这些观念，表现出法家察势和用权的精神。与儒家主张恪守礼义一以贯之的君子之道显然并不吻合。因而子夏被后世儒家认为具有投机倾向。以至子夏的再传弟子荀子也曾指摘子夏城府深沉：“正其衣冠，齐其颜色，俨然而终日不言。”（《荀子·非十二子》）。但吴起、商鞅变法，都首先采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显然源出于子夏之术。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 “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汲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尽管子夏非常注意养生，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年事已高，最初对魏文侯的邀请是很犹豫的。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灵魂宗师，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儒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

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外族文化占上风的国家的怀化作用十分显著，而且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

儒本来是以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师。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儒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这些人不以经世济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不高。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这个时候，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子夏由于不亲自教课，而且已经享有了魏文侯师的至高荣誉，也就不计较了。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

西河学派教授的内容很丰富。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本身的六艺，还包括子贡对儒学的发展，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纵横术是士人成为官员后，从事外交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而经商致富则是一个官员富国富民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子贡、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各国对官员的要求相适应的。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他的教授中还可以看到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精髓。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习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能够对自己的子弟能够指点。

魏文侯时，使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视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国的贵族很少得到重用。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吴起和李悝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乐羊、西门豹是魏国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贵族。在段干木及得到其真传弟子的教授下，魏国的公室贵族出现了大批的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成为魏国高级官员的一个主要群体。田子方的后学逐渐融入到段干木这一支。这两个集团在魏文侯以后的魏国政坛争夺很激烈。

子夏在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征意义却长期存在，魏国取代鲁国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魏文侯尊子夏为师的政治效果十分显著。

魏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百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除子产是一位时代的前驱者，虽应时而立法，但无一定的法理意识之外，其他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便都是以学者的立场，以一定的法理为其立法的根据的。但从这儿可以踪迹出两个渊源。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慎到和申不害是属于黄老学派。但慎子与申子亦复不同，慎子明法，而申子言术，慎是严格意义的法家，而申是法家的变种——术家了。慎虽属于黄老学派而后于子夏，可知他的明法主张是受了子夏氏之儒的影响。因此，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论语》载子夏论交，“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着法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