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包括藏族在内的其他55个民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

1965年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投身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贫穷落后面貌，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水平。

回顾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近40年的光辉历程，全面展示西藏人民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不仅有助于总结经验、开创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局面，而且有助于澄清是非、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真实情况的了解。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是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中国历代中央政府根据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这些地区采取了与内地有所不同的管理方式。自公元13世纪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以来,中国的元、明、清、民国等历代中央政府在规定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决定和直接处理西藏重大事务的前提下，基本保持当地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机构，广泛任用当地僧俗上层管理地方事务，给予西藏地方政府和官员较大的自主权。这在历史上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渗透着民族歧视和压迫，对西藏采取保持当地原有社会制度和维护当地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进行管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民族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问题。

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藏仍然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通过等级森严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和断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对农奴和奴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广大农奴和奴隶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根本没有政治权利可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藏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对西藏进行殖民控制和剥削，同时在西藏少数上层统治者中极力培植分裂势力，阴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历史地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实现西藏发展的首要任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历史，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人民民主，为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带来了希望。1949年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颁布实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国家根本大法。中央人民政府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推动民主改革、建立自治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重大战略决策措施，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命运，实现和发展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和平解放为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以及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

“十七条协议”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1954年11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着手筹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5年3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规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西藏自治区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照宪法规定及“十七条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实施区域自治。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第十四世达赖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第十世班禅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使西藏有了一个带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民主改革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道路。西藏和平解放时，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在肯定对西藏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的同时，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的要求，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于1959年3月10日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图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同年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第十世班禅代理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领导西藏人民，迅速平息叛乱，并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获得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社会制度障碍。

—西藏自治区的建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全面贯彻实施。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各级政权。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及其领导人，宣告了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为西藏人民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在西藏，“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7页），从而为西藏在新时期更加全面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了指导方针。

1984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规定，为西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从1984年到2001年，中央政府根据西藏自治区的实际，先后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适时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发展规划，做出了中央政府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持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了西藏人民平等和自治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