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xiè]扬（生卒年不详），字子虎，原籍是晋国霍邑（今山西繁峙县人）人，所以人称霍虎。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能言善辩，聪明过人。史载有“解扬守信”的故事。

楚国攻打宋国睢阳，宋向晋国求救。晋派大夫解扬去宋国传达命令，说晋军已经开拔，要宋人坚守城池。可是，解扬在路上被楚人抓获，楚王威逼解扬对宋人诳说晋国根本不能救宋，解扬假意答应了。可他登上楼车后却喊道：”我是晋大夫解扬，不幸为楚所俘，他们威逼我劝诱你们投降。我假意应承，好借机传达消息，我主公亲率大军来救，很快就会到了。”楚王大怒，认为他不守信用，喝令将解扬推出去斩首。解扬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根本没有失信，作为晋臣的我如果取信于你楚王，必然失信于晋君。假如楚国有一位大臣公然背叛自己的主子，取悦于他人，你说这是守信用还是不守信用呢，好了，没什么可说了，我愿意立刻就死。以此来说明楚国对外讲信用，对内则无信用可言。”楚王听后怒气顿消，感慨地说：“解扬真是个忠臣烈子啊。”就赦免了解扬让他回国。晋国授予他做上卿的官爵。

《左传·宣公十五年》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

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

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霣，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晋君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诓楚，令宋毋降。过郑，郑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许。於是楚登解扬楼车，令呼宋。遂负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庄王曰：“若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於是赦解扬使归。晋爵之为上卿。

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在古代文明中，“信”占有很重大的意义，与“忠”、“孝”、“节”、“义”并提。对于“信”的坚守，有时就体现了人格的高下，受人敬仰抑或遭人唾弃。《左传·宣公十五年》中这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信”的力量。

解扬受命于晋君出使宋国，半路被楚庄王所获。楚庄王欲借其口摧垮宋人守城的意志。对于以完成君命为己任的解扬，这里存在两个失信的可能：一、无法完成使命失信于君；二、遂楚人心愿欺骗宋人，此不但失信，更是“失节”了。

这场变故无疑是对解扬人格的考验。

楚王欲以“厚赂之”达到“交换”的目的，这是把解扬的“信”物质化现实化了。此举当为忠义之士所不耻。一句“不许”，表明了解扬在物质诱惑面前的操守，言简意赅，掷地有声，但随后的“三而许之”，不得不令人一头雾水了。这里，情节有了起伏，悬念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即“吊起胃口”。

解扬将计就计，利用楚人的粗疏，直传君命。这种冒险之举，充分表现了解扬的智慧，在几乎无法完成使命的困境中，巧妙地把楚王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大智，也是大勇，而其智勇均是以他的人格与信念为依托的。作者对故事进程的叙述，简洁明了，决不拖沓，而用了占全文三分之一强的篇幅，让解扬正气堂堂地阐述他对“信”的理念，这无疑是对解扬的人格的充分肯定与褒扬，正是因为有这样不同凡俗的亮节高风，而一代雄主楚庄王在这种真正的人杰面前，也不得不以“舍之以归”表达自己心底的敬服了。

“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一派大义凛然，言之凿凿，雄辩滔滔，焕发出“信”的大节与大义，解扬的人格与生命光华正是在这“信”的高张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