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文一致指日语使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文体，亦指日本近现代为此目的的运动。

（Genbun Itchi）

“言文一致”最初是于幕府末期由受西欧影响的洋学者们提出的。之后福泽谕吉采用写文章读给他人听而修改的写作方法，于明治时期形成风气。

1883年“加注假名”会成立，极力主张言文一致。

1887年至1889年，二叶亭四迷用言文一致的文体写了《浮云》。其后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森鸥外等分别在其作品中以和、洋、汉三种问题进行新问题的尝试，严谷小波在童话作品中采用了言文一致体。

1899年正冈子规等的《杜鹃》派采用言文一致体。

1900年上田万年等的《言语杂志》采用口语体书写报道，帝国教育会也开始设立“言文一致会”。

1904年第一次国定寻常小学读本中大幅度增加口语体课文。

1905年开始，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在《杜鹃》上连载，其通俗清新的文体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后，田山花袋的《田舍教师》、岛崎藤村的《破戒》都以言文一致体描绘人的内心世界，致使学术著作中也开始出现口语体。

明治末年至大正期间，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完成了口语体。在小学，芦田惠之助提出了“自己作文，自己选题”的主张。报纸社论于1900年前后开始采用“である”调的口语体。于大正末年，小说、教科书、报纸等皆采用了口语体，进入昭和时代后，论文、学术专著也改为口语体，但公用文、法令、昭书等仍保持着文语体（候文和汉文）。但战后1946年，文语体被彻底取消，完全采用了口语体。言文一致的运动为日本的近现代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及日本的语言规划政策及其对我国语言规划的启示，首先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言文一致。日本方面的研究有山本正秀氏的《近代文体发生的史学研究》以及《言文一致的历史论考》、李妍素氏的《“国语”思想——近代日本的语言认识》、驹迤武氏的《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安田敏郎氏的《帝国日本的语言编制》、酒井植树氏的《胎死腹中的日本语·日本人——“日本”的历史—地政学配置》、长志珠绘氏的《近代日本与国语民族主义》、小森阳一氏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等。

在先行研究中，日本言文一致的历史背景、发生阶段、形式有如下解释：按照“近代文学史”上的一般说法，现在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言文一致体”是由坪内逍遥提倡、在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及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中首先尝试，然后再经过后来的“小说家”不懈努力才得以确立的。

小森阳一(2003年)认为这种一般说法排除了《日本帝国宪法》发布前那段把铅字媒体绝对局限于消费层面的速记讲谈及速记相声的历史。

“速记法”指1884年开始的一种表音符号体系，它是将声音翻译成文字的中间媒介性质的符号体系，它在铅字印刷市场上取得了商业成功，使得“言文一致”成为可能。三游亭圆朝的相声《怪谈牡丹灯笼》就是被田锁纲纪的弟子若林甘藏、井升造用“速记法”作了记录后拿去出版，并一举成为畅销书的。正是速记法的这种成功事例令“言文一致”的幻想毫无节制地膨胀了起来。(小森阳一，2003：110)

1883年(明治16年)7月12日至16日，日本改进党在《邮政通报新闻》上刊登了一系列报道，被认为是最早实际应用“速记法”的文章。矢野龙溪在《经国美谈》的序篇《文体论》中强调指出“维将汉文、和文、直译欧文、俗语俚语四体并用，以此独创一新文体者，始为良文作者”，主张创新文体。

在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背景下，将“文言一致”上升到创造“国语”和“国文学”的高度。“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实质性起点，可以说是在甲午战争高潮中，(社会上)设定了具备形成国民、教化国民功能和排除异质语言、变种语言这一企图的‘国语’概念、并为其普及而追求语言的简单化之时。”(安田敏朗，2003：135)

从形式来看，日本的文体是“将汉文、和文、直译欧文、俗语俚语”“四体并用，以此独创”的新文体(安田敏朗，2003：135)。

“《浮云》的文体之所以事后被作为‘近代文言一致体’或者‘近代口语’的起源得到‘发现’”只是因为“通过西欧翻译文体而解体汉文翻译文体，这与当时日本国内由于甲午战争获胜而图谋‘脱亚入欧’的现状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山本正秀认为言文一致体滥觞于前岛密等人的?ござる体?，继而小报所使用的?ござ(り)います、ます、であります调?，二叶亭四迷《浮云》的?だ体?、山田美妙的?です体?等接踵而至。文末语出现了复数性。而这种复数性后被尾崎红叶在《多情多恨》中确立的?である体?所统一，至此“言文一致”体“宣告诞生”(小森阳一，2003：189)。

对文字、书写语言的问题给予划时代洞察的是德里达所著的《文法学》(1967年)。德里达把语音中心主义视为柏拉图以来的西洋形而上学问题。明治时期的文言一致，幕府末年汉字废止案以后的运动是在西洋的影响之下发生的。18世纪的国学中已经有了语音中心主义。那是由通晓梵文的学者们掀起的，当与西洋形而上学没有关系(柄谷行人，2003)。

由此得出一点语音中心主义不局限于西洋问题，声音中心主义与现代的民族国家问题有着必然的关系。

在西欧，最早用俗语写作并对此赋予理论上之意义的是但丁。其后，在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地也发生了这种尝试。现代民族国家的母体形成与基于各自的俗语而创出书写语言的过程相并行。但丁《神曲》，笛卡尔、路德《圣经》，塞万提斯等所书的语言分别成就了各国的国语。

但丁所说的俗语是针对作为规范的拉丁语而言的。拉丁语是所谓“世界帝国”的语言。帝国如罗马、中国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其特征是使用像拉丁语或汉语那样的标准语。在东亚有中华帝国存在，日本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各国被以不同的发音所阅读，书面语与声音没有直接关系。德里达阐明用俗语来书写包含了对拉丁语=罗马教会=帝国支配之政治性的抵抗。语音中心主义里有着政治的动机，与城邦=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德里达在索绪尔把文字从语言中排除出去这一做法中发现了语音中心主义。索绪尔针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言与文字，两者有相互连带的关系，只有口语才是语言学的对象。进入时间中的语言学之分类，正因为语言被书写下来了，故其分类才成为可能。

“强大的民族将自己的特殊语言强加于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治的支配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确立文明的优越地位。文字语言通过学校、教会、政府即涉及公私两端的生活全体来强行推行其支配。”(柄谷行人，2003) 文字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明到处存在着，口语则不断地受到它的影响。在18世纪日本国学家的声音中心主义里包含着抵抗中国“文化”支配的政治性斗争。

日本文字：古代日语，把汉语吸收到书写语言中，汉字同时以日语的意义=声音被“训”读。这种“汉字假名混交”的书写语言已经出现在8世纪的《古事记》里。与国学家们的意见相反，《古事记》中的文章并不是当时俗语的记录摹写，而是根据以前试图作为正史用汉文写作的《日本书记》翻译成俗语的。那时用做表音的汉字不久被简化成“假名”开始使用。汉文都是被作为“真名”而存在的。日本的书写语言基本上还是汉字和假名兼用。

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极有意识地排斥汉语。本居宣长在紫式部拒绝使用汉文的行动中发现了她对“汉意”的批判。《源氏物语》中，作者要用语汇贫乏的大和语言来表达来自汉语的意义。由此，大和语言作为书面语言得到了规范化。

批判“汉字假名混交”语体的国家语音中心主义里，存在着把感情心绪的东西置于知识道德之上的一种浪漫派式的美学思考。与西洋并行的所谓“现代”性的思考。国学派的语言学到明治时期以后遭到了排斥。

日本的现代语言学开始于对19世纪西洋历史语言学的导入，是把西洋的语法机械地适用于粘着语日语的结果。并且，这种语言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化的，一方面又是国家主义的。

言文一致是某种“文”的创立。这个“文”对内在的观念来说不过是一种透明的手段，在此意义上，这也是文字、书面语的消失。这个“文”的创立是内在主体的创生，同时也是客观对象的创出，由此产生了自我表现及写实等。

言文一致不是由国家或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家，而主要是由小说家来实现的。“言文一致”基本上可以说是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的。中国的“言文一致”与其说是在西洋的压力下，不如说是在日本的侵略下发生的。

“言文一致”是明治20年前后现代诸种制度的确立在语言层面的反映。言文一致既不是言从于文，也不是文从于言，而是新的言=文之创造。言文一致与宪法制度一样是现代化的努力。

二叶亭四迷翻译屠格涅夫《约会》的文体，影响了国木田独步。所谓“内面”是言(声音)，表现则是声音的外化。“表现”这一思考才得以存在。“表现”通过言=文的一致才有可能存在。

“言文一致”运动一般认为开始于幕府末期前岛密提出《汉字御废止之义》的进言。一般认为言文一致是为建立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事项。在明治10年代后期成为重大问题被提上日程。“日语假名学会”(1883年7月)、“罗马字学会”(1885年1月)的结成是在鹿鸣馆时代。这时出现的“戏剧改良”、“诗歌改良”、“小说改良”，在广义上都包含在“言文一致”运动中。另外，前岛密的进言明确标示了言文一致运动其根本在于文字改革和文字的否定。

文学方面，随着这股“洋风东渐”，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日本。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相继统领明治文艺领地。大政时代的“私小说”的异军突起，不能不说是日本文坛对“既西方的、又日本的”、“和洋结合”的文学形式的一种探索。如果说谷崎润一郎的《源氏物语》的现代版是那种纯粹的日本式古典美的回归，那么“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则是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完美结合的杰出代表。西方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甚至异化，涂抹了日本的色彩，为日本所用。日本引种西方文化，并使之随日本的水土而发生了变异，从而日本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补给。

日本文学不是封闭型发展，而是开放型发展，古代之与中国、近代以来之与西方的文学，是相互交流，彼此影响，成为其文学发展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比较研究也在其中。

近现代以来，日本文学，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尽管存在历史、地域的距离，然而引进西方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形态，都是在与日本古代的写实的“真实”、浪漫的“物哀”、象征的“空寂”与“闲寂”等观念形态的接合点上酿造出来的。这是日本近代文学接受西方种种文学思潮而又实现“日本化”的根本原因。日本近现代文学，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过程中，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典范而建立起来的。自启蒙文学开始，经过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到白桦派理想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及新感觉派，留下了一串追寻西方文学的脚印，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精神不断加强，现代意识日益鲜明。

杜维明曾说过：“日本保留了传统意识，在西化和传统中造成一种良性循环。”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学的现代化处于滞后的状态。江户时代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仍占文坛的主导地位。由武士运作和町人运作两大类文学占据着文坛的中心位置。前者是以儒教理念为基础的上流文学，比如汉诗文、和歌、雅文调纪行文，主要强调道德教化的功能，以功利和实用为目的。后者是以戏作为主的庶民文学，比如人情本、滑稽本、读本、狂歌等，不强调教化作用，而以娱乐为目的。尽管两者的文学价值观的出发点不同，但是其立足点都是不承认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实际上都是轻视文学，将文学视为“无用之业”。 《浮云》问世后，虽然得到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好评，但总的说来，人们却未能真正认识到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二叶亭四迷极端不满日本文学界到处充斥着以游戏态度写作的现状，曾感叹：“文学不是大丈夫的终身事业!”

近代文学的先驱者们首先努力摆脱江户时代遗留的旧文学观念。比如坪内逍遥首先明确小说是一种艺术形态，有其独立的价值，从而确立小说在艺术上的地位。同时强调小说只受艺术规律的制约，而不从属于其他目的。而且，他将小说作为第一文艺，批判了江户时代劝善惩恶的旧文学观。森鸥外引进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批评，其“大至艺术全境，小至诗文一体”，整理当时混乱的文学理念，确立新的文学批评原理和审美基准。

他们为更新文学观念，为引进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以及为其后引进西方各种主义文学形态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大大推动了20世纪文学在“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两个方面的发展。

文学观念的更新是不会停止的。随着时代和科学的不断进步，文学观念是在不断更新的。

30年代开始，伊藤整、堀辰雄引进普鲁斯特“内心独白”和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而且将这种手法作为小说的新概念，定位在一种文学的主义上，并将其称为“新心理主义”。也就是说，文学与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发生交叉的关系，促使传统的以写实为基础的文学原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阿部知二在《主知文学论》中进一步主张：文学要繁荣，必须重视科学的知性要素，有意识地采用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等)的方法，与我们的文明现象、时代精神相结合。所以他强调：以知性处理感情，在具体运作上尽力避免使用情绪的、感情的语言，而要有意识地将语言与知性直接结合，即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文学理论和实践上。

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文学与科学的交叉发展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比如同为医学博士出身的加藤周一和加贺乙彦分别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运用医学和生物学的“杂交优生”和“进化论”等理论，反对纯化日本文化，不管是全盘日本化还是全盘西方化，他既承认“西方文化已经深入滋养日本文化的根干”，同时又肯定日本文化是在“土著文化深层积淀而形成的”(加藤周一，1984：28-29)。

从而提出了“日本文化的杂种性”论点，并运用在文学批评上，强调了日本文学的土著世界观与外来文学思想上的对应与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民族特质的文学。小说家加贺乙彦大胆地将医学、精神医学、病态心理学引进文学创作中来。他的《佛兰德的冬天》、《不复返的夏天》、《宣判》等小说，在文学结构里，存在两个不同思维结构——医学的具象思维结构与文学的抽象思维结构的对立与对应，作家在这两者中找到了平衡，进而切断医学与文学的二律背反，在医学中的文学机制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完全将医学变形为文学。

文学评论家秋山骏则以“病患者的光学”的观点来评论风见治的《鼻子的周围》，该小说描写一个病愈后的麻风病患者在鼻子上仍留下病迹，不能在社会上过正常生活，最后造了一个新鼻子才免遭社会摒弃。作家通过“病患者的光学”(视线)来折射日常生活的孤独感和空虚感。秋山骏估计，出现这种文学现象也许是由于艾滋病新病菌的出现，“病患者的光学”发生作用，产生新的主人公，文学也会发生变化，面临自我面貌大改观的局面。

在20世纪后半叶，知识经济的出现，“边缘学科”的交叉发展更趋强化。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一些与思维空间相距甚远的自然科学的相互交流、渗透和影响，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必将不断地更新文学观念。特别是作为文学结构主体的语言学，在上世纪前半叶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的重大学术事件，使整个文化发展进入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到了上世纪后半叶，人文理论与社会理论又出现语言转向后的“新转向”——由语言转向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等，进入一个所谓的人文科学的“大理论”之中。同时，带来文化哲学诗学的转型(王岳川，1998：4)。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文学摆脱狭隘的传统界定，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发生更深刻的联系。文学上的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的出现，也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语言学转向”带来文学观念的再一次更新。

日本女权主义者、女性文学批评家水田宗子的专著《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2000)，就从多学科和相关边缘学科的视角出发，以“性差”作为切入点，论述了“性差”的文化与疯狂、婚外恋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表现和与传统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观的关系、女性超越社会的性别角色与自我表现的联系、在性的意义上女性对生育希求与嫌恶的二律背反、女性的人体美与男性的性爱的正常与反常、女性表现深层的沉默等广泛的问题，并以此透视女性自我的精神世界，深入地挖掘女性的性与爱的深层心理诸相，以及形成“性差”结构的各种因素，包括民族、阶级、宗教、民俗、意识、制度诸综合因素。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性差”概念的形成原因和“性差”文化结构的特征。而作者的“性差”概念，不仅是指男女的性别差异，而且是包含更为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内涵，即包含男女性格特征和性机能差异的客观存在。恐怕可以说，这是以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进行文学批评的尝试吧。

20世纪日本文学的历史经验证明，日本文学走向现代，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距离，但与过去的传统文学和审美理念之间没有明显的裂痕，而是一脉相承的。作为西方传来的各种主义形态，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无一不是在与传统的观念形态的写实的“真实”、浪漫的“物哀”、象征的“空寂”和“闲寂” 文学理念和审美理念的接合点上酿造出来的。可以借用三岛由纪夫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得出日本言文一致的过程与近现代文学转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提升了日本民族的总体文化素质，增强了国家社会的凝聚力，而且开阔了日本人的视野。扩大了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具有日本民族特质的新文学的产生，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了日本文化，增加了日本文化的厚重感，增强了日本文化的张力。

本项目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中心“中国外语教育基金”课题资助，并得到王克非教授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评[M].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 安田敏朗.?脱?日本语?への视座?[M].三元社，2003.

[3]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の杂种性[A].加藤周一著作集(7)[M].平凡社，1984.

[5] 王岳川.语言学转向之后[N].中华读书报，1998-04-01.

[6] 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雷晓敏，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