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浙江温岭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入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任马列学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晋察冀边区银行分行行长，天津
中国银行经理。
人物简介
建国后，历任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山东省财政金融局局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顾问，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的农业》、《当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等。
总理称赞
1953年春的一天，北京阳光灿烂。
中南海西华厅，贵宾欢聚。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请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郑铁如来家作客，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兼中国银行行长龚饮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银行常务副行长詹武等应邀到周总理家陪客。在送走郑铁如等客人后，周总理留下龚饮冰、詹武等人谈工作。
周恩来问詹武：“你是清华……北大毕业？”詹武回答：“高中还未毕业。”
周恩来微笑着，目视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时有点惊讶，称赞说：“那，你是自学成才啊！”詹武回答说：“全靠党的教育培养。”
投奔延安
革命圣地延安，曾是一代热血青年向往之地。
1938年，17岁的詹武在台州中学高二年级读书，受到革命思想影响，朝思暮想要去陕北。
地下党
浙江东南交通联络站就设在温岭大溪冠城乡赵任家，赵任是联络站站长。他的弟媳陈超得悉詹武要求去
陕北。刚好，那时有从
陕北来浙南的人住在赵任家，知道去陕北的通道。于是，赵任介绍詹武到武汉汉口八路军办事处。
9月18日，詹武离开故乡，从此开始革命生涯，经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了陕北。
10月上旬，詹武进入著名的陕北公学普通班学习。11月28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年年底，陕公奉中央调令，大部分学员开赴前线，少数学员考高级班。当时，中央决定培训一批年轻的理论宣传干部。1939年6月，詹武考入延安马列学院，在学院学习的除了年轻同志外，还有李先念、宋时轮、陈郁等领导干部。1940年6月，詹武在马列学院普通班学习一年，毕业后又到中国问题研究室深造，后任该研究室副主任。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了中央调查局，任弼时任局长。局下分设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党务研究室和敌伪研究室。詹武先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后又被调到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同时兼任任弼时、李富春两位中央领导的经济秘书。
为解决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中央发动了大生产运动。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为贯彻这个总方针，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召开公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合作社大会、文教大会、劳动英雄模范大会。詹武参加了这四个大会，从会议发言交流材料和座谈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结合自己几年来在基层的调查所见所闻，写了三篇文章。
第一篇《陕甘宁边区公营工业的发展》，由中央印刷厂印成小册子，发给中央领导等参阅。
第二篇《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的一些经验》，在1945年3月7日、8日《解放日报》刊载。
第三篇与人合作，写了《苗店子合作农场是怎样失败的》调查报告，全文8000余字，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秀才詹武，初步展现了在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才华和成果。
回忆延安时期的这段经历，詹武总结说：在延安7年，特别是在马列学院的2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还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亲身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使他在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受益终身。
区委书记
又是一个“9·18”。1945年9月18日，詹武离开延安赴热河承德。
日本投降后，国内时局大变。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军区，与国民党抢占东北根据地。任命林彪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
中央机关各部委150来人步行45天到承德。45天后形势剧变，林彪、李富春坐飞机直达哈尔滨指挥部队抢占东北地盘。冀热辽军区改为军分区，归
晋察冀军区管辖。
晋察冀中央局设在张家口。詹武又奉调从
承德回到张家口市委。市委书记是詹武在延安时的同事——中央党务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刘秀峰。刘秀峰要詹武留在张家口市委。詹武留下来任张家口市第五区区委书记。区委发动工人向雇主开展增资斗争，发展党组织，发展工人纠察队（属地方武装）数十人。
1946年八九月间，傅作义集结国民党部队进攻张家口。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兵力对
张家口形成合围。共产党军队正面战场打得很漂亮，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由于情报有失误，傅作义调集好几个师的兵力从侧面包抄进攻张北，从而从后方偷袭张家口。他们不顾中共方面一再发出的警告，于10月11日强行占领了地势高地形有利的张北。张家口市委只得决定撤出张家口。
詹武和区长刘芝兰（左权将军的夫人）带领区委机关全体干部和地方武装顺利撤退，安全到达集合地点蔚县。詹武在区委书记职位干了半年多。他领导创建的这支工人纠察队，后来编入部队，作战英勇，表现尤佳。
银行行长
1946年12月，詹武跟刘秀峰到冀中区，第一次进入金融领域。他被任命为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行长。
当时货币是独立的，国民党发的钱是“法币”，边区政府银行称之为“外币”。因处特殊区位环境，冀中银行业务多，詹武在冀中分行干了两年，积累了与国民党“法币”作斗争的一些经验。
1949的1月15日，天津解放。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派詹武到天津接管天津中国银行，任命他为天津中国银行军代表。詹武在天津解放的当天凌晨抵达天津中国银行，召开全行员工几百人会议，宣布接管命令。
共产党取得解放全国的胜利后，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和美国一些政治家们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打100分，经济上打零分。他们认为共产党搞不好经济，希望看到共产党因经济失败而跨台。
詹武十分自豪地笑笑说：“我进天津接管中国银行的成功事实，作出回答：共产党搞经济照样行！”
天津，外商银行家乖乖认错
詹武接管天津中国银行，主管外汇业务与外汇管理。他根据在
解放区从事银行工作的经验，首先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灵活调整的汇价机制，与天津外贸局协商成立汇价制定小组，解决了汇率问题。其次，是成立了外汇交易所。他在冀中区分行工作时就开设了外汇交易所，业务上有些经验。
当时在天津开设的外商银行有：英国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
过去外商银行在外汇业务上称霸，汇价是由外商银行制定的。詹武接管天津中国银行后，实行独立自主制定汇率，天津的汇价不再受外商银行的控制，中国银行还要监管外商银行的业务。詹武派人去外商银行查账，有两家外商银行拒绝检查。几天过后，外汇交易所在报上公布十几家银行为指定银行，可进交易所进行外汇交易。詹武没有指定这两家不让查账的外商银行。这两家外商银行行长从报上看到没有外汇交易员资格，在天津就没有外汇业务可做了，面临关门危险。这下子他们急了，两家外商银行的行长马上来找詹武。詹武说：不见！让秘书接待。秘书对两位外商银行行长狠训一番，责问他们为何不接受中国银行的监管。两位外商银行行长无言以对，满口承认错误，表示今后一定遵守法律，服从监管。于是，在公布第二批指定银行名单时，列入了这两家外商银行。后来中国银行再去查账时，他们不敢无礼了。
“我们狠狠地刹了一下外商银行的威风”，詹老说起此事，又怡然而笑地说，“这是空前绝后的。”
这段带着理想和激情的往事，展现了一位充满智慧的新中国第一代银行家的风采。
奉调上海
1949年5月，华东局解放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但是缺少接管上海的金融人才。
华东局向中央提出：想借鉴接管天津的经验，要求派人帮助上海处理金融、外汇方面的事务。并经中央同意后，指示人民银行负责调人。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派詹武、陈心波（后任人民银行总行人事司长）和杨秉超（后任人民银行总行印制局局长）3人到上海。他们于5月26日夜冒雨连夜抵达上海，并于次日上海全面解放时顺利地接管了全市的金融工作。
中国银行总行原设在上海，有职工4000余人，他们目睹解放军露宿街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非常敬佩。龚饮冰、詹武等军代表以身作则，与银行职员在一个大食堂一起吃饭。银行职员的伙食比军代表好，职员内心深为感动。
接管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写信给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兼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华东区行行长曾三，希望詹武到中国银行上海总行工作。
6月4日，邓小平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高层会议，饶漱石、曾三、陈穆、龚饮冰、冀朝鼎、詹武等参加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中央来电，中国银行接管原则上按天津的办法，但要比天津掌握得宽些。并宣读了中国银行的人事任命。
龚饮冰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冀朝鼎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詹武任中国银行第二副总经理。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龚饮冰、冀朝鼎两人奉调北京。詹武在上海主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工作。12月，总管理处迁往北京。
接管中行
我党在接管了中国银行国内的全部机构后，与国民党争夺海外数十家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的斗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曾两次分别发电各海外分支机构，通告新总管理处已迁北京，台湾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属于非法，你们应抵制他们乱命，保护行产，立功受赏。为争取海外分支行起义，还发动总管理处内同海外行人员有密切关系的职员，向海外行人员写信，联络感情，宣讲政策，争取他们待机起义。
1950年1月6日，以工党领袖
艾德里为首的英国政府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合法政府，接着几个东南亚国家跟着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中国银行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的分支机构纷纷宣布起义。
表现最好的是香港分行行长郑铁如，他首先通电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领导。该行保护行产功绩显著。
最顽固的是中国银行英国伦敦分行。行长夏屏方是宋子文的亲信。他回电北京总行说：我的律师告诉我，现在两个总管理处哪个合法无法确定，因此资产负债表不能寄出，并以同电致台北总管理处。
为此，詹武召集中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商讨对策。
常规办法，是将证明北京总管理处为唯一合法总处的一套文件（包括新的中国银行条例、章程，指定和召开新的董事、监事会，并任命新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送英国驻华使馆签证后，令伦敦分行向当地政府变更注册登记。这需要政务院颁布一个新的中国银行条例，任命新的董事、监事，召开新的董事、监事会，任命新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这样一套合法程序办下来，需要好几个月。这显然太慢了，不能解决当务之急。
于是研究采取了非常措施：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钱都存在英国米德兰银行。北京总管理处发电报给英国米德兰银行，要求其立即冻结伦敦分行的资产，非北京总管理处命令不得解冻。出了这一招险棋，果然奏效。米德兰银行承认北京总管理处合法，遵命冻结了伦敦分行的资产。
夏屏方无奈，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听从北京，资产可解冻；要么不听北京，银行关门。
最后，夏屏方还是选择前者。他复电北京，承认错误，表示服从北京领导，之后资产负债表也寄出来了。
后来，总行叫夏屏方回国述职，他称病不来。不久，中国银行总行派巡视团赴海外巡视。巡视团在伦敦分行期间，作了争取夏回国的许多工作。夏秘密只身离行出走加拿大，但没有造成财产损失。
就这样，我党在与国民党争夺海外分行控制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1950年初，即顺利接管了海外14个分支行，接管资金达1000万美元。
外交工作
1978年3月，詹武从下放的山东调回北京。
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农业经济研究所。詹武到新组建的农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10月，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协会成立，农业部副部长蔡子伟任理事长，詹武任常务副理事长。
是年，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确定在加拿大召开第17届年会（3年召开一次）。此前，中国出席国际农经协会年会的代表，都被台湾把持。担任这届年会主席的英国农经协会主席勃列登和美国农经协会主席格林琼森，分别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经济学家参加年会。没有中国参加，不算世界性的国际会议。他们通过外交部正式发出邀请书。
当时参加会议，主要面临与台湾的斗争。社科院领导和农业部领导初步确定由詹武带队去。詹武接受了这个任务，组成5人代表团，以北京农大安希伋、西北农大万建中、华中农大沈达尊等3位留学过美国的教授为团员，由农业部外事局处长姜南方任团员兼翻译，詹武任团长。他们集中培训3个月。
1979年9月上旬，詹武一行5人到了加拿大的班夫。这是民间学术团体年会，台湾也参加。要确保在会上不出现“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任务艰巨。詹武深感千斤重担压身，诚惶诚恐。
代表团出国前，分别发电报给中国驻英、美、加三国的大使馆，要他们派人同英国农经协会主席勃列登、美国农经协会主席格林琼森和加拿大农经协会负责人联系做好工作，保证会议期间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都不得要领。
詹武一到加拿大，先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汇报了前来参加国际农经年会及将面临斗争的情况，使馆大使很支持。
得悉美国的格林琼森已动身，还在途中边钓鱼，边旅行。詹武便通过加拿大外交部秘密警察找到他，告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个外交大使找你。”詹武与其通电话，要求确保在会上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他说作不了主，要等英国的主席来定。接着，詹武找加拿大农经协会主席，在飞机场约见，谈了2个小时，加方态度较为友好，愿意帮助。
赴会前，詹武先后做了上述两件外交联络工作。
按照大会规定，各国出席会议发言的代表，每人交一篇论文，按规定字数与格式用英文打印，提前三个月寄交大会筹备处，并已编印成册。台湾代表也有发言稿。詹武拿到会议发言材料后，首先审阅台湾的发言稿，发现论文的附注中多处出现“中华民国”文字，妄图打“两个中国”擦边球。
在大会开幕前夕，詹武同主持大会的勃列登、格林琼森、美国司库举行谈判。詹武提出，台湾的稿子要修改，一定要删掉所有“中华民国”等文字。但勃列登等三人只答应部分条件，可删去一部分。
詹武态度十分强硬，明确地对他们说：“不满足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要求，我就回使馆去，不出席明天的大会开幕式，并确定留下3名代表团成员观察事态发展。何时全部满足我们的要求，我马上返回出席大会。”然后，詹武回房间整理行李，准备离开宾馆。
这时，英国的农协主席勃列登来到詹武房间，很失望地说：“这次是我当主席，请有8亿人民的中国出席，才是圆满的国际会议，我为此向你们的外交部致函，又拜访了你们驻英大使馆，不料这些辛劳都白费了！”说完，很懊丧地离开了。
勃列登回去后与格林琼森说，中国代表团还是要走。
格林琼森有点焦急，想挽救危局，跑到詹武房间，席地而坐，说：“你们到底有什么要求？”
詹武提出台湾的发言稿中所有“中华民国”的字样须全部删改的原则性意见。
格林琼森拿铅笔在台湾农委副主任王友昭的发言稿上把中方提出要删改的地方都划掉了。
詹武问：“你能保证他发言时不说？”
“那我保证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格林琼森从詹武房间离开，已是下半夜1时了。
詹武当即向驻加拿大使馆汇报，情况出现转机，他决定留下出席大会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有800余人参加。会议日程共安排了四人作大会发言，当轮到台湾的王友昭发言时，坐在第一排的勃列登主席和格林琼森副主席眼睛直盯着他。王友昭发言时神经紧张，连格林琼森没有圈掉的也跳过去了。
詹武发言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农业》，到会听众也有800人。给詹武的论文作讲评的是一个美籍教授。他事先写好评语给詹武看，其中有这样一句：“中国农民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还不确定。”这个评语观点是错误的，与中国政府有原则分歧。评语中这句话不改掉，如在大会上发表，将造成恶劣影响。
詹武了解到这个教授的父亲与中国友好，便通过代表团三位教授向他介绍中国具体情况，进行劝说后，他终于同意把评论中的这句话改掉。
轮到詹武发言，用英语宣讲，临场发挥相当出色，发言时间超了2分钟。但主持詹武发言的是一位法国人，他友好地说：发言准时结束。之后，进行论文答辩。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你们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有何异同？”詹武机智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很抱歉。”
大会发言结束，提问的人来与詹武握手，说：“对不起，那问题是我提的。”与会者说，詹武回答得很好。
对台统战
国台办主任在北京时交待：中国代表团在与台湾搞“两个中国”图谋斗争取得胜利后，我们应该争取与台湾代表团见个面，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以便今后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
詹武示意在加拿大的华人教授传递信息。台湾方面开始不同意，后来，他们同意见面。但在何处见面，怎么见面呢？
格林琼森提出：“要不——上我家见面？”对此，双方都不同意。
后来，商定在会议餐厅见面。一天中午在餐厅就餐，台湾出席会议的三人都把盛好饭菜的盘子端过来，坐到中国代表团的桌子上。詹武等向他们介绍了大陆建设及他们三人原籍的情况。他们也介绍了台湾大学的情况。至于今后彼此可否通过香港交换一些研究的信息资料，他们没敢表态。
那一刻，许多记者过来拍照，引起轰动。
詹武率团回国向农业部党组汇报，外交部与国台办来了几位司长，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何理良听完汇报后说：这个经验很好，写个专题总结，报外交部。
后来在外交部召开各部委外事局长会议上，该部国际司谈了出席民间性质国际会议如何同台湾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阴谋作斗争问题，推介中国农经学会代表团的经验可供各部委参考。
经济理论
詹武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丰厚，这里仅介绍对中央领导层决策产生影响的几篇巨著形成经过及核心思想。
詹武刚到社科院农经研究所，面临办所方针问题：一种是继承过去一套，关门研究；另一种是开门办所，召开专题理论研讨会，与社会农经界共同研究。他选择了走后一条路，把社会各界的农业经济研究人才召集在一起集思广益，研究发展大农业的新思路，并分别对农、林、牧、渔等进行专题研讨。
1978年下半年，农经研究所联合各省（区）宣传和农业部门连续召开四个研讨会：
在苏州，召开农业经济理论研讨会；
在黑龙江带岭国营林场，召开林业经济理论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对象，是农业研究机构的专家、大学教授、农业行政机关的领导、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专家。四方面的人才汇聚一堂，为农业发展出谋划策。
这四个研讨会，都是詹武作总结。与会同志全面反映了农林牧副渔各业都不被重视，处于薄弱的状态。与会同志一致的呼声，是希望党中央全面重视和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领导，在政策上、财力上给予充分支持。这些反映和呼声使他脑子里不断酝酿，要提出解决农业薄弱环节的对策喷薄而出。
詹武一边开会，一边思考，一边写材料。1978年12月下旬，在黑龙江带岭开完第四个研讨会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写完了《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的方针》一文初稿。这是一篇对中央决策层产生影响的文章。
恰在此时，中央刚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急需写一篇宣传中央全面加强农业发展方针的文章。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指示中央党校三个同志找社科院，写一篇“全面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方针”的文章。社科院领导说，詹武写好了，你们去要。
詹武在火车上完成的草稿，还没来得及推敲和打印，就被党校来的同志拿走送给了胡耀邦。
过了几天，胡耀邦阅后说，大体还好，并对詹武的稿子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于是此文首先在中央党校校刊《理论研究》上发表，随后送《人民日报》。此文观点正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农林牧副渔并举的方针相吻合。1979年2月12日，《人民日报》以大标题、大半版刊载全文。同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摘播。
第二篇对中央领导决策产生影响的文章，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詹武写了好几个月，于1979年6月15日定稿，在社科院的刊物发表。中央党校请詹武作报告。当时中央党校省部级高级班、普通班和理论工作者培训班，共1000多人都参加听报告。1980年3月，国家计委召开一个计划座谈会，詹武在小组发言，讲了大体观点。国家计委专门出了一期简报作摘要刊载。国务院主要领导阅简报后给予充分肯定，并派秘书向詹武传达，要他把以后的研究成果随时报送国务院。
第三篇《广东走出了一条价格改革的新路子》，是詹武调到国家体改委后的1984年9月与李宝实、宫其芳同志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报请国务院领导审阅后，得到充分肯定，有些精神，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第四篇《谈谈金融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原载1988年2月1日《人民日报》，文章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金融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发展，阐述了金融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特点和意义，提出了实行金融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外部条件。此文发表后，得到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肯定，后姚依林批示在农业银行试点。
第五篇《关于黑龙江垦区李长彦雇工农场的调查报告》，原载国家体改委《调查情况反映》1990年第42期。
1991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之前，新华社发了一篇关于黑龙江垦区雇工农场的《国内动态清样》。江泽民、李鹏、宋平三位中央领导在清样上有批示，但没有发给体改委。而邹家华副总理批示，要体改委调查研究提出意见。詹武等人去调查时事先并没有看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调查组得出的结论与中央领导在新华社清样的批示有出入，体改委党组书记问詹武：调查结论能否改？
詹武说：不能改。根据调查的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此，体改委党组书记向江泽民、李鹏、宋平等中央领导写了3封信，附上调查报告，说明这是根据邹家华副总理的批示调查的，事先没有看到他们的批示。如有错误请指示。
宋平看了詹武等人的调查报告后，批示给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说：“我看了《国内动态清样》后，曾有批示给你们。现在看了詹武等同志调查的材料详实，所提意见也是切实可行的。现批示给你们参照处理。”
李鹏批示：此报告可行。
江泽民批示：同意体改委的分析，处理要慎重。
得悉中央领导的肯定，体改委党组书记很高兴，打电话给詹武，转达了中央领导的新批示。
毛泽东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詹武的务实作风。
第六篇，《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詹武任第一副主编，主持具体的编写工作。中央有关方面确定要写当代中国丛书，由胡乔木为首，组织力量写作。《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丛书的首卷。
1984年秋，中央决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詹武参与主创的这本书写了一年，在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出版发行。第一版印7万册，书中有些观点被吸收到中央上述决定之中。胡乔木向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顾问委员会委员每人赠送一册。胡乔木在中央全会上介绍了这本书及核心思想。第2次印刷又印7万册，很快脱销。
这本书，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写的。阐述一个根本性核心问题：改革是改管理体制，而不是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是私有化。
詹武等的这些思想和理论观点，发表在二十几年前。今天，当人们反思中国改革之路出现的一些偏差和失误，不能不敬佩詹老等编写组同志忠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