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指的是自古以来通过诗教化民众的方法，相关作品有《诗经》。

诗教，是自古以来通过诗教化民众的方法。我们的先人把诗作为五经之首，并探索出一整套通过学诗，写诗来进行启蒙教育和青少年时期能力训练的卓有成效的方法，使之同时兼备以文字为载体的创造型思维和逻辑概括思维能力，为文官体制打下了基础。

同时，诗历代寄托着中国人的希望和梦想，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诗在中国其实起着和宗教相类似的作用。这也是把这种教化体系称为诗教的原因。诗教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急需抢救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西方文明有西方文明的优势，东方文明有东方文明的优势。站在这一刻历史的节点上，我们兼收东西方文明之长，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复兴传统，决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向西方学的好东西。而是公正的看东西方的优势。是要全面恢复东方超越西方的这一部分文化传统。

只是，过于西化的当代中国人，很多人却成了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的阻力。包括古典诗词，就受到了大量西方化了的自由体诗人的攻击和贬低。

至于自由体的新诗，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形式，但它抛弃了中文作为单音节语言的平仄，对仗，用韵，凝炼等等的所有语言优势，与中国传统诗的概念已相去甚远。还罢占着当代正统诗的名号，行损害经典诗词文化之实, 害莫大焉。前卫诗人穷途末路，故弄玄虚的无病呷吟，顾城，海子等新主力诗人一个个的纷份厌世而去，不能不说，现代诗冠以诗的名号，走的是一条倒退的反文明的进程，走的是劣币淘汰良币，落后否定先进的里程。

所谓的朦肬诗、探索诗的路子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新诗我倒比较尊重汪国真，因为他的审美取向与传统经典的平白晓畅是一致的。我认为新诗的这一类探索是有益的。只是这一类诗还远不够精炼。例如新诗我大致只记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一丝的云彩”但这只是个情节的片断，远不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区区几个字，起承转合全都有了。新诗占统治地位的一百多年间，整个中华民族没有几个人能完整的背下来几首新诗来，而同样在这古典诗词被严重边缘化的一百多年里，既使随便一个小学生也能背下很多首古诗来，这证明古典诗词才是在中国真正有生命力的！历史总是反复的，先否定一下，否定错了的话再变本加厉的恢复。古典诗词的重新正统化的历史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不管多少代，总的方向是无法捍动的。

自由体新诗的成果还是需要保留的，但是中国毕竟与西方不同，西方多音节的语言无论如何也做不了平仄、对仗等，连押韵也很勉强，当我们用崇敬的目光，惊为天人的看着西方的年代，把西方式的受其语言限制的诗当做最先进的诗的形式而置于中国诗之上，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校枉必须过正，革命一定会偏执，毕竟那时传统惯性过于强大。但现在还这么评价东西方诗词，还诬蔑古典诗词为旧文化就是严重的错误和不恭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

西方的诗在中国，只能算散文，它自由，随意，媚媚道来，长于抒情，是一种很好的文体，但是它没有最大化的发挥汉语言的优势，所以在中国，是当不起文学桂冠“诗”的名号的，最多只能称为散文诗。如果把西方诗的形式做为中国诗的正统，那么将置几千年来的经典诗词于何处？难道还要延续旧体诗这个蔑种，让当代中国人永远绝缘于传统经典吗？这是真正的数典忘祖和文明的反动。

我所说的，一定会受到一些现代诗人的激烈反对，他们与经典隔绝太久，西方文明成了他们的饭碗，于是他们必定会象捍卫领地一样捍卫新诗。否定经典。但这么做是徒劳的。从国家层面，都开始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领导力的关系了，做为文学的最高形式，再也不能自专其短，自废武功了，再也不能自身的优势统统不用而是无原则的崇媚西方了。于是主流媒体上，再也没有旧体诗的字眼，而以中华诗词代之。在中华诗词大会上，也没了西方诗的踪迹。

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很多主张都是偏执和错误的。这种错误遗害至今。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胡适在否定古典文学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医，但当其母用西医则死，用中医则活时才不得不没有继续下去。而古典诗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旧体诗的名号，就是胡适等人起的。

到了建国后，毛主席和郭沬若分别成了古诗新诗的代表。毛主席很尊重郭沫若，还谦虚的让年轻人多向郭学写新诗，不要像自已一样写古诗。可是到现在，公平的讲。郭沫若的哪句诗我们还会背，而毛主席的哪句诗我们不会背？

古典诗词持续了几千年了，它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东西。它的凝练、概括和意境，是任何文学形式取代不了的。五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治，而文治的主体――文人是没有不会写诗的。所以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个离不开诗的民族。既然如此，我们这一代人有什么权力毁灭它？

古典诗词不仅是儿童启蒙识字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被证明卓有成效的训练人成才的工具。写诗需要炼字，极大的锻炼了发散思维能力、概括能力和想像力。所有从古至今，古典诗词写得好的无一例外都是人才，都具备了文官识文断事、创造性合理处理问题的基本素质。这是现代教育反过来要向传统学习的部分。现代教育长于知识教育，短于能力教育。远没有古代仅仅通过吟诗做赋就把能力培养起来这么高效。所以在古代诗列为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之首。在当代，也有必要把诗从国学单独摘出来，而形成系统的诗教。不但要让孩子们背，还要鼓励他们去写，写的好不好没关系，能力和素养的提高却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说，会写诗的孩子是会写点字，画点画，弹点琴的孩子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诗是灵魂的，东方文明的优势在于形而上，西方文明的优势在于形而下，灵魂的东西是东方文明的优势。

写了这么多，可能有点激动。不是为了争什么个人的名号而激动，而是为了恢复古典诗词为诗的主流而激动，是为了恢复中国重新成为诗词大国而激动。一百多年的试验以铁的事实证明，以西方诗的形式做中国诗的主流只会彻底葬送中国的诗文化。

而古典诗词我们兴盛了五千多年，过去行，现在也一定行。只要我们民族在诗词方面真正有意识的正本清源，诗词大国地位的恢复必定指日可待。而那一天，我们说到诗，就是指古典诗词。而现代诗，换个散文诗的名字，做为对主体诗词的有益补充，对于新诗而说又有什么损害？至于新体诗人，归类于文学家和学者，地位又有什么降低？

但是这样做，对于古典诗词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几千年来，我们说的诗就是古典诗词。我们的文化赋于诗人以崇高的地位。而新文化运动后引进了西方诗，从此在胡适等人的推动下，让会写西方诗的人窍取了诗人的名号，而古典诗词就从此被打上了旧文化的烙印而彻底的没了地位。

而以西方诗体代替中国诗体是注定不能成功的，是对中国诗文化彻头彻尾的毁坏，从此中国的诗文化经百年来的几代人也确实没落了，这种文化背叛让我们成为文化上不肖子孙，说得稍微宿命的话是要遭天遣的。徐志摩，顾城，海子，戈麦， 蝌蚪，昌耀，卧夫等的意外的离世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不错，他们才华横溢，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力图把中国先进的诗文化进行西化的倒退，让几千年来我们先人的骄傲和寄托逐渐消亡。

我们无意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但做为一种运动一定有其过激之处。这种错误今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正的时候了。不得不进行文化正名和拨乱反正。否则当尚能被传统浸染一星半点的我们几代人都不在了的时候，我们的后世就会与我们民族文化的最华彩部分彻底绝缘！古典诗词的抢救比京剧，X戏的抢救更为急迫，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民族的灵魂，它涉及到我们民族的风骨，它涉及到我们民族是否还有诗和远方！

如果我不在了，希望还会有人坚持着我的坚持。

新文化运动主张：用西方诗体代替中国诗体，以拼音化文字代替汉字，以西医代替中医。以西方科学的实证主义代替东方以玄学以指导的经验主义。而这些主张后来证明只有引入科学思想的部分是对的。其余都是错的。

汉语拼音化在全民的反对下到底终于还是没有实施。中医的作用因人命关天，经过实证确实有效所以也确实无法消灭。而中国的诗词文化却经历了一场浩劫。出现了数代人诗文化的断层。诗词大国在新文化运动的错误导向影响下已不复存在。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没有诗和远方的彻底功利化，世俗化的民族。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主流宗教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诗承担着和宗教相类似的作用，寄托着中国人的希望和梦想。而现代中国人，宗教没有了，诗教也无存了。那让现代中国人如何不功利，如何不全民贪腐？

现在是国学热，但这种机械化，迂腐化的国学教育反而会害了国学，古人根本也不是像我们这样教的。对于诗，只去背不去写永远也体会不到诗的妙处和意境，也永远得不到通过它进行能力培养的红利。

当代社会多一些背书虫，对于大数据海量资讯的时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急需的只有能力。重要的事情说三次：能力，能力，能力！而写诗是启蒙阶段及青少年阶段提高能力的最传统、最便捷的方法之一。

写诗很巧妙的把两种截然相反的最重要的能力有机的统一起来，那就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创造型发散思维能力及逻辑概括思维能力。而要把诗写得好，有意境，有和谐的美，还高度依赖非语言的想像力。而西方体的诗不需要炼字，不需要每个字都考虑无数选项，也不需要高度概括，所以是永远达不到写中国诗的训练功效的。

只是，写古典诗词的孩子还是太少，写的好的更是少之又少。诗教在中国己经枯竭，这是我们不能不忧虑的。（作者：李少白）

古《诗序》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今举笔者编连分章的《古〈诗序〉章次》的第四章为例，试作诠解。第四章开头即说：

《关雎》之改（妃），《求木》之时（持），《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动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作者于《邦风》的《周南》、《召南》和《邶风》中选出七首诗，每首诗以一字概括其意含，又以“动而皆贤于其初”一语概括七首诗的共性。所谓“动”，概指人生行为，而“贤”为“崇重”之义，《礼记·礼运篇》“以贤勇知”疏：“贤，犹崇重也。”而“初”为“根本”之义，此语的意思是人生的行为应崇重其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德”和“礼”。

春秋时代，士大夫以《诗》为“义之府”，“赋诗断章”已成为一种时尚，而对《诗》的理解与对《周易》的理解有某种相通之处。《周易》的某一卦象征某一事象，阐明某一道理。《诗》也是这样，《诗》中的某一篇也象征某一事象，阐明某一道理，如《关雎》即以象征的手法讨论妃匹之事理，《求木》即以象征的手法讨论持禄之事理，《汉广》即以象征手法讨论知常之事理，《鹊巢》即以象征手法讨论女德之事理，《甘棠》即以象征的手法讨论“保民”之事理，《绿衣》即以象征手法讨论处乱之事理，《燕燕》即以象征手法讨论处变之事理，如此等等。

《关雎》篇名取于其诗首句“关关雎鸠”，“雎鸠”是一种水禽，生有定偶尔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关关”言雎鸠雌雄相应之和声，喻人类“妃匹”当合礼仪之正。“《关雎》之改”，“改”或当读为“妃”，[1]《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载匡衡曰：“臣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源。’”

【关雎】

关雎-国画狄少英作品。

关关雎(jū) 鸠(jiū)⑴，在河之洲⑵。窈(yǎo) 窕(tiǎo)淑女⑶，君子好(hǎo)逑(qiú)⑷。

参差荇(xìng)菜(cài)⑸，左右流之⑹。窈窕淑女，寤(wù) 寐(mèi) 求之⑺。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⑻。悠哉悠哉⑼，辗转反侧⑽。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xing）菜⒁，左右芼(mào)之⑿。窈窕淑女，钟鼓乐(yue)⒀之。

《樛木》描写贵族家庭的康乐生活，诗中类似“乐只（旨）君子，福履将之”之语重复出现，君子的康乐生活来自禄位，禄位是人给的，人也能将它收回。《论语》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话，《孟子》也有天爵、人爵的区分。此诗在先秦常被引用，并常引伸出以德持禄的思想，认为“德”是保持禄位的根本。因此“《樛木》之时”，“时”当读为“持”。

《汉广》，江汉之俗，其女好游。诗中描写一男子在汉水之畔追求一名女子，而此女根本无意于他，此男子于是便放弃了追求她的念头。古《诗序》作者称赞他有自知之明，并引伸其义，认为人生不当有非分之想，不应攻取不可能之事，这是人生的基本道理。“不亦知恒乎？”“恒”通“常”，“知恒”就是“知常”或“常识”。

《鹊巢》一诗描写诸侯之女嫁于诸侯的风光场景。《鹊巢》诗中有“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语，古《诗序》第四章中有“《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乎？”其中〖〗字学者辨识不一。笔者审其文义，以为此字应释读为“御”。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说“两，一车也。一车两轮，故谓之为‘两’。‘御’，迎也。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两也。”“出以百两，不亦有御乎？”意谓“出（送）以百两”“御（迎）者”亦当“百两”。下文“《鹊巢》之归，则〖〗者……”复原其句当为“《鹊巢》之归，则御者百两矣。”正是对“不亦有御乎？”的正面回答。《鹊巢》一诗赞夫人有德，仪型家邦，宜受诸侯盛礼，而得其所宜得。其教化意义在于以德修身为齐家之始。

《甘棠》一诗是歌颂召（音、义同邵）公的，召公是文王的儿子，与周公共同辅佐武王。周公主陕以东，召公以太保主陕以西。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为防扰民，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树下，而断诉讼。后世思其人而敬其树，因而作《甘棠》之诗。“《甘棠》之保”，“保”当读本字，意谓“保民”。《礼记·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尚书·康诰》“若保赤子”、《孟子》“保民而王”皆言此义。人们爱召公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其保厚矣”。此诗教化意义在于以明德为治国之本。

《绿衣》一诗以“绿衣黄裳”为喻，绿为间色，黄为正色，间色为衣而在上，正色为裳而处下，比喻事势颠倒。诗中有“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之句。言己惟思古人以修身为本，察时运盛衰之道而安于义命。

《燕燕》诗中描写一位女性遭人生大变故，而初心不改，诗中有“终温且惠，淑慎其身”之句，为儒家学者所推重。

作者通过七首诗表达这样一种理念，即道德和礼义在人的生命中的根本地位。《诗》教是儒家思想教化的重要方面之一，由《诗》义转出社会、政治、人生的根本意义。古《诗序》即是一篇系统点评《诗》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