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是一种双边的或多边的言语行为，为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语言应用者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语用原则。包括美国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于1967年提出的“合作原则”以及利奇（G. N. Leech）等人提出的“礼貌原则”。

格赖斯（H.P.Grice）认为，言语交际总是要相互合作的，通过合作才能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合作原则内部有四条准则，即礼貌是通过言语表示对别人的面子的尊重，设法减轻言语行为对面子可能产生的威胁。礼貌一般会影响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但说话人有时也会向在场或不在场的第三者表示礼貌。

很多情况下，人们的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要综合几个语用原则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如：

在例（1）中，第二个人虽遵循了Grice的合作原则中质量准则，但在孩子满月这种特定语境下说“死”已经违背了“得体”这一准则，虽然是实话，却是一种道德冒犯。第一和第三个人分别违反了质量准则和方式准则，但在当时那个喜庆的情景下，却是符合主人心情，也因此是合适的。从另一方面说，第二人的话威胁到了主人的消极面子，因此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

（2）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一次酒会上，周总理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隔绝了20多年”。如果在这里总理明说“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很可能就会令场面变得尴尬，但总理没有说，而是让听话人自己体会，似乎违背了数量准则，但却达到了双重效果：既让人体会到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美国侵略和干涉的结果，又照顾到了美国客人的面子，在场的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总理的话使本来也许是困难的交往变得顺利起来而且营造了比较融洽的氛围。

（3）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代表陆文夫：“陆先生，你对性文学怎么看？”陆文夫说：“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在这里，陆文夫的答话似乎与这个敏感棘手的问题无关，违反了相关性准则，但却成功而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中西不同的文化差异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上。陆文夫实际上是对问者的一种委婉的拒绝，其效果让问者不感到难堪，有效地维护了双方的面子，使交往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自我保护原则。人们的交际目的多种多样，不可能总是纯粹为了交际而交际，一旦交际行为涉及到切身利益，可能会牺牲其他原则顾全自我保护原则（束定芳：1989）：“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地社会地位和身份，竭力在语言表达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持自己的尊严，不用粗俗的字眼或表达法谈论有关的事物，尽量用好的字眼来描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物。自我保护原则与礼貌原则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又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礼貌原则。当礼貌原则与自我保护原则发生冲突时，最终时礼貌原则服从自我保护原则。”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们违背合作原则是为了维护礼貌原则和自我保护原则，力图在交际中既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包括感情，面子等），也不损害自己的尊严。因此，在言语交际中，为了保证交际的成功进行，人们更多考虑的是语言的得体，即礼貌原则和自我保护原则。正是出于礼貌和自我保护原则，人们才用不同的语用策略，或遵守合作原则，或违背合作原则，或直言不讳，或声东击西，目的都是为了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语言的正常进行。

无论是遵守还是违反何种语用原则，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化差异。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谈话参与者，可能都在遵循着各自文化里的语用原则，却依然可能会发生语用失误。

譬如，电影《刮痧》里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大同的儿子丹尼斯与其友人兼上司昆兰的儿子保罗打架，于是大同当着昆兰的面打了丹尼斯一耳光。昆兰十分惊诧，乃至后来责怪他为什么要打丹尼斯。大同打丹尼斯，是企图通过牺牲自己的消极面子求得昆兰的原谅，但昆兰不能理解（此时许大同的积极面子也受到威胁），因为对于昆兰而言，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不可以随意打骂，打孩子的做法本已为他难以接受，要把那看成是对自己的道歉就自然显得更加不可理喻，而许大同坚持说那是出于对他的尊重，这让他感到自己的消极面子受到了威胁，因此昆兰也感到不解甚至愤怒

人类语言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而交际目的、交际场合以及交际的参与者等因素也是动态变化的，每种语用原则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囊括所有的交际行为。在交际过程中，人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遵循某一项原则。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下，人们常常会为遵循某一原则而牺牲其他，甚至违背同一原则内部的某一或某几准则来遵循其他准则，有时需同时遵循多条语用原则，无论是遵循还是违背，从根本上而言都是为了顺利的实现交际者的交际目的。了解各语用原则的内容、功能、其局限性以及不同文化里对各语用原则的不同理解，学会灵活采用相对应的语用策略，有助于在交际中做到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