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经济”的基本内涵主要是指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所严重存在的各个地方一味追求局部利益，而忽视国家全局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的一些错误做法，说白了就是占山为王，搞地方割据，互相封锁，各自为政。政绩是官员的护官符。催生诸侯经济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官员的所谓政绩观念，要升官，要有政绩，就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业，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之一就是把当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或大拆大建，或招商引资，或违规抢上项目，或对外封锁，目的就是一个，政绩是个硬道理，有了政绩就有底气，就有官帽。

“诸侯经济”这一说法据说最早是由胡鞍钢博士在1990年提出的，他当时的大意是说，改革中权力下放使中央的整合能力下降，使地方割据势力兴起，使得“诸侯经济”盛行。

对于诸侯经济的提法，不少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于光远就说过“我自己不用也希望别人不用或者少用诸侯经济这样的语言。这个名词明显地有指责地方搞封建主义的含义。”魏杰也认为，说在我国形成诸侯经济、出现政治分裂不过是危言耸听。我并不想介入这些无谓的争论之中，我只是觉得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客观存在着的一些现象，除了用诸侯经济现象来概括以外，似乎再很难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字眼了。

中国市场被分割成了许多块。尽管各地各具特色是理由之一，但地区间人为设置的壁垒却是主要原因。这些异想天开的荒诞剧，就是从地方局部利益出发，以邻为壑，划疆而治，搞诸侯割据式的土围子，全然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严重地干扰了国家的宏观大计。

我们必须承认，“诸侯经济”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有着其一定的制度基础的，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诸侯经济”现象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经济改革其特色之一是层层放权，由此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这种以地方政府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改革，对于释放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受到压抑的经济能量，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很快它就显示出了与宏观调控机制的对立，尤其是与市场经济本质的差异。进入90年代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新一轮改革，再次遇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利益的冲突。在这新的一轮改革中，放权已不再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因，以利益结合、要素跨省区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市场，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基础。可以说，放权式的改革不仅在体制上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背离，而且在释放经济能量方面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因而应了一句古话，“物极必反”，于是“诸侯经济”便蔓延开来。

诸如此类的经济方式，在经济基础上分裂了各地区间的联系，区域的经济交流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且造成地方保护主义，更不利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会严重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战略规划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