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毓章，物理学家。中国液晶物理学理论工作的开拓者，长期从事物理教学和液晶物理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为在中国发展液晶物理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做出了贡献。编写中国首部《液晶物理学》中文专著。参与发起和建立中国物理学会液晶分科学会，并任该学会首届理事长。在教育上，主张“引导学生自己学习”的教育思想。

1915年2月25日 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932～1936年 在清华大学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

1936～1937年 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37年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资助成为该会的资助研究生。

1940～1941年 任交通大学贵州平越分院数学讲师。

1941～1942年 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任西南联大电讯专修科教员。

1942～1944年 任湖南大学电机系副教授。

1944～1945年 任广西大学电机系教授。

1945～1948年 任中央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校长室秘书。

1948～1950年 在美国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9～1950年 任美国菲斯克（Fisk）大学物理系兼任教师。

1950～1951年 任美国珀杜（Purdue）大学物理系访问讲师。

1951～1952年 任美国汉普顿学院（Hampton Institute）物理系副教授。

1952～1955年 任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物理系副研究员。

1955～1957年 任美国威奇塔（Wichita）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7～1986年 任清华大学基础课委员会物理教研组、现代应用物理系教授，于1986年按国家规定退休。

1980～1986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液晶分科学会第一届理事长。

1982～1986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1986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液晶分科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7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

1989年～ 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谢毓章，字履元，1915年2月25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小职员家庭。1919年全家迁居北京。幼聆父母“人需自强”教训，终身不忘。

1925年考入师大附中，为全班中年龄最小者之一。因年幼贪玩学习平平，成绩衰退。1929年转入汇文中学，年龄稍长，忆及自强之训，努力学习，成绩明显提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东北三省，亲身感受国家积弱，外侮频仍，遂立志奋发，冀日后有助国家富强。毕业时以物理、化学、生物三门课程优秀，获得1932年度汇文中学自然科学奖银盾一座。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受教于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萨本栋、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诸位中国物理学界前辈。1932年至1936年日本侵略逐步升级，北平形势日趋紧张。清华大学已作万一准备，将重要图书仪器整理装箱南迁。这更引发他努力学习，以图日后能对国家有所贡献。1936年毕业后，为求深造，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物理学部，师从任之恭进行核理论方面研究。1937年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资助，成为该会的资助研究生。

七七事变他身处校园，经历了附近落弹的情景。北平沦陷后，西直门由伪满军驻守盘查行人，长安街日军坦克车队恣意横行，目睹这一切，他既恨外敌入侵，更伤国家懦弱，愈增发愤图强以雪国耻之志，决心脱离敌占区。他的父母也以国家为重，虽仅独子，仍毅然鼓励他南下。1937年中秋他只身去津，经青岛、郑州抵达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驻地。不久上海沦陷，华中紧张，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他也经香港转道越南海防去昆明。由于具体条件，清华研究院暂时停办。他以基金会资助研究生的身份留在西南联大。任之恭以筹建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工作繁忙，加以当时健康稍差，嘱谢毓章另觅科研课题。于是他改为师从赵忠尧，希望能进行核实验方面工作。无奈后方条件奇缺，研究工作无法进行。1940年他不得不放弃科研，去贵州平越交通大学分院担任教职。1941年清华研究院复院，他重返昆明，在西南联大无线电专修科任教，同时恢复学籍，从周培源进行湍流方面研究工作。1942年获硕士学位。本拟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但通货膨胀使他的收入已难维持生活，因此离开昆明去湖南辰溪湖南大学电机系任教。中国计算机专家、已故慈云桂院士当年所学无线电原理课程即系由谢毓章所授。慈云桂在湖南大学毕业后，由他介绍去清华无线电研究所继续深造。1943年初他应广西大学电机系之聘，前往桂林任教。1944年暑假日本侵略军逼近桂林，学校疏散，后迁贵州榕江复课。由于教师短缺，他不顾疲劳，一身承担电机、物理两系教学任务，希望能为国家多培养一些有用人才。1945年夏，在大水淹没榕江城之前，他北上，于日本投降日到达重庆。适逢吴有训执掌中央大学，约他去中央大学，一方面在物理系任教，一方面协助处理学校日常事务。1946年夏中央大学迁返南京，他暂留重庆处理学校未了事务。1947年他返回南京，迎回留居北平的年迈双亲，多年漂泊流浪生活暂告结束。然而，已丧失了在学术上最可宝贵的一段年华。中国凝聚态物理内耗问题专家王业宁院士，在固体物理方面的启蒙课程“物性学”就是他在中央大学所讲授。

由于多年漂泊，自身学业少有增进。1948年他去美国学习，希望在业务上能有进益。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一维均匀点阵中空位的运动”。由于抗美援朝战起，1951年美国政府明令禁止留美中国学生离境回国，迫使他不得不留在美国工作维持生活。先后任美国汉普顿（Hampton）学院物理系副教授、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物理系副研究员和威奇塔（Wichita）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这期间他在《化学物理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锗和硅的振动谱与比热”，并与I.Bloch合作，先后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论文“核简正模式的一些性质”和“单体波函数与两体力”。

他虽然留居美国多年，但总觉得在作客，故而始终未申请永久居留，时刻希望能有机会回国将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经过若干周折，终于在1957年春举家回国。最后确定留清华大学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院校。全面学习前苏联，工科大学不设物理系，很少进行科学研究，这一情况是他始料不及的，多年在校仅能担任各系理论物理和普通物理等课程的讲授。加以运动频繁，与科研已成绝缘。“文化大革命”中，身受冲击，下系、下厂，与学术几乎完全隔离。幸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教学逐日走向正轨。清华大学也于1982年和1985年先后恢复了物理系和理学院。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谢毓章涉及了液晶物理学，这是70年代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新学科。为将这一新学科引进国内，清华大学物理系招收了中国首批液晶物理研究生。他在年过六旬、自学初入门径的条件下，毅然承担起培养液晶物理研究生的工作。为促进中国液晶事业的发展，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关人士的共同发起下，1980年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液晶分科学会，谢毓章被推选为学会第一届理事长。

1986年谢毓章已71岁，按照国家规定超龄退休。退休后并未休闲，仍继续为中国液晶事业而努力。1988年出版了他编写的国内第一本中文版《液晶物理学》。他还多次在各单位举办的液晶讲习班上演讲有关课题，并经常为各种期刊撰写有关液晶的科普文章，为物理学报、物理快报等专业刊物审查有关液晶的学术论文。

在年过八旬后，他仍然担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工作，继续进行研究，撰写一些有关中国在液晶方面新成果的专业综述性文章，忠诚地奉行着“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信条。

在教学方面，他同意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论点。他认为传道虽然主要是指思想道德的教育，但是在业务方面也有它的内容，那就是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要敢于思考、善于思考，而不仅仅是传授具体业务知识。他认为每个学生的背景不同、所受训练不同，个人的思考方式也不同。学科的内容本身总是在不断发展，因此，具体业务的讲授并非教学的首要任务。有件事对谢毓章教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他自己日后的自学起到了促进作用。1938年杨振宁在昆明以同等学历报考西南联合大学。由于物理一门纯系自学（当时高三才学物理），因此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约谢为之答疑一次。在答疑过程中使谢毓章体会到自学的重要性，它能启发训练独立思考能力。同时这次答疑还使他认识到知识的获得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学习，而老师的传授基本上只是起引导作用。教师要引导学生自己去寻找一条适合他自己学习的方式，学生不可能也不应该按照教师的模式去学习。教师只能把自己的学习经验提供给学生作为参考。这种提供不能只停留在具体的说明方法上，还应该包含在授课的内容当中。要让学生思想开阔，主动地去学习、钻研和发展。他很受叶企孙关于重在教思路、教方法的教育思想的启发。他自己的教学也很少按照教科书亦步亦趋地讲授，而是按照一条他自己思考的有机线索来安排内容的讲授，使得教课的内容中具有他自己的思考方式。这样，学生在学习具体内容的同时，隐含地获得一种有机思路的训练。他并不希望在一门课程结束后，学生会按照他的方式去思考，而是希望在这一短暂的启发下，能激发学生自己探索、自己治学的道路，从而培养出新一代的接班人。他常说“任何知识和能力都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靠学生学出来的，绝不能把学生引到一条只想依赖教师的懒惰道路上去。”这句话很概括地体现了他重视“引导学生自己学习”的教育思想。他最钦佩著名物理学家A.J.W索末菲（Somnerfeld）。索末菲本人虽非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如E.薛定谔（Schrodinger）、W.K.海森伯（Heisenberg）、R.A.M狄拉克（Dirac）等诺贝尔奖获得者均曾在索末菲门下受过熏陶，足见他传授的是非凡的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谢毓章认为青出于蓝而不应止于蓝，更不应仅以蓝为目标，而是要胜于蓝。

早在一个世纪前人们就发现了液晶。由于长期未能发现其用途，它一直只作为一种特殊材料停留在实验室里。50年代末方始积累到足够的知识，建立起比较正确的液晶理论。60年代后期，由于发现它在显示器件方面可能具有光明前景而受到重视，于是有了液晶物理学这一门新学科。此后液晶物理的研究及液晶的应用获得长足进展，在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70年代起，它已经成为国际上很受重视的一门发展迅速的学科。

70年代初，国际上有关液晶物理的重要英文专著只有两本，它是针对已经具有足够液晶物理知识的读者而编撰的。当时谢毓章并未涉猎这门新兴学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位显示器件工作者希望谢毓章能代为解读一篇有关液晶的论文，才引发他对液晶物理的兴趣。他认识到这一门新兴学科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同时它又是国内的一个空白点。他自知年过六旬，已难再作出重要科研成果，但以自己的能力为国家系统引进这一学科，尚可勉为其难。他刻苦自学，阅读大量有关文献，从无到有，终于入门，并指导、培养了国内专攻液晶物理学的研究生。为了研究生学习的方便，他在尚需艰苦自学以充实自己的同时，编写了“液晶物理讲义”。他边学、边教、边研究，在清华大学液晶物理研究室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为国家培养出第一批研究液晶物理的硕士和博士。这一批当年的液晶物理研究生大部分已跻身国际液晶学界。多年来，国内不少关于液晶方面的硕士毕业论文和博士毕业论文，都曾经过谢毓章的审查修改。他并且担任过多次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答辩委员。为了使国内致力液晶物理学的工作者学习方便起见，1987年在超龄退休后，他又在原有讲义基础上编写国内第一部中文版《液晶物理学》专著。该书为中国液晶物理学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读物，也为从事液晶其他方面的工作者提供了液晶物理的基础内容。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曾希望能为此书出一英文版，因他无暇进行大量翻译工作而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