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霍尔德·劳费尔(1874—1934)

1908—1910年又参加美国布拉克斯顿夫人组织的考察队到青藏高原考察。从1910年起到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任该馆人类学部主任达20多年。1934年突然跳楼自尽，原因不明。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一书，自称是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的，并且“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的一部科学史专著。

劳费尔1874年10月11日出生于德国科隆，父亲马克西·劳费尔（Max Laufer）、母亲欧仁妮·施勒辛格·劳费尔（Eugenie Schlesinger Laufer）在经济上很富裕，为劳费尔从小就提供了接受教育的一切便利条件，使他从小得到了很好的培养。他有一个弟弟，叫亨因里奇·劳费尔（Heinrich Laufer），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内科医生，在开罗行医多年，于1935年7月10日去世。

童年时期的劳费尔对戏剧非常感兴趣，尤其是木偶剧。他经常和同龄兄弟姐妹们一起创作和演出剧目，并曾一度怀有成为戏剧家的梦想。虽然后来他选择了与戏剧家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一生都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劳费尔还学习音乐多年，尤擅长钢琴。对音乐的喜爱为他后来对中国艺术的极大兴趣埋下了伏笔。

劳费尔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但劳费尔决定选择考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尽管非常不悦，父亲最终还是向劳费尔的决定作出了让步，并在经济上资助他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帮他完成了学术事业的准备阶段。

从1884年到1893年，劳费尔在德国科隆的弗里德里克—威廉高等学校（Friendrich Wilhelms Gymnasium）学习。在十年的学习中，他受到了德国自然科学考据学训练。1893年，劳费尔转入柏林大学学习，1894年至1895年，他又参加了柏林市的“东方语言高级研修班”（Seminar for Oriental Languages）。1895年，他肄业于柏林大学。之后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并于1897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他又收到了由芝加哥大学所授予的法学名誉博士。

劳费尔在柏林和莱比锡求学期间，最终选定东亚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学习必要的语言学知识。他先后学习了波斯语、梵语、巴利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达罗毗荼诸语（Dravidian）以及藏语等。他的老师中不乏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他师从弗兰克博士（Dr. Franke）学习梵文，师从威廉·顾路柏教授（Professor Wilhelm Grube），学习汉语，师从文法学家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学习马来语，师从胡斯博士（Dr. Huth）学习藏语，师从朗格教授（Professor Lange）学习日语，等等。经过这些名师的指点和自身的努力，劳费尔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为他能够打开并解读各种语言记录的文献宝藏准备了钥匙。

1898年，劳费尔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后不久，美国的德裔教授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便建议劳费尔去美国，并为自己年轻的同胞谋得一份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美国是一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美国的东方学，包括所谓 “汉学”，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虽然已有六七十年侵略中国的历史，但他们所能举出的汉学家仍寥寥无几。最早研究中国学问的美国人算是卫三畏，其所著的《中国总论》一书1848年业已出版。之后是美国公使柔克义及恩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至于人才之丰涩，造诣之浅深，以视欧洲先进诸国，固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美国正加紧争夺远东霸权，它的一些学术机构为了让美国在与远东地区的交道中更得心应手，向欧洲（主要是德国）引进若干东方学者，希望发展美国的东方学。劳费尔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移民的。

进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不久，劳费尔便于1898年参加了杰苏普北太平洋考察队（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前往东北亚的萨哈林岛（Saghalin，即库页岛）和阿姆尔河（Amur，即黑龙江）地区进行考察。这次考察历时约一年（1898—1899），旨在研究当地的人种学和土著部落。在此次探险中劳费尔对于人类学的兴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他也获得了大量资料，这些收获都反映在他之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著作中。考察结束后，他发表了《杰苏普北太平洋考察——关于萨哈林岛的民族学研究》（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Ethnological Work on the Island of Saghalin）[载于Science,N.S.9.1899年，732—734页]、《关于在阿姆尔河地区部落中的考察的初步评论》（Preliminary notes on exploration among the Amur Tribes）[载于American Anthropologist,N.S.2.1900年，297—338页]等一系列论文。

从1901年至1904年，劳费尔又领导了赴中国的雅各布·希夫探险队（The Jacob Schiff China Expedition）。此行的目的是就一些文化和历史问题在中国进行调查探索和寻求文献文物，并获取人种学的一些资料和信息。这次考察是由美国大金融家、慈善家雅各布·希夫资助的。在这次考察中，劳费尔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了一大批中国汉代陶器和玉器。劳费尔对于中国的陶器、玉器颇有研究，在搜集品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中国陶器》、《中国玉器考》等若干种研究专著。但由于劳费尔没有发表过任何考察游记，所以我们对考察详情无法了解。考察结束后，他担任了人种学部助理（1904—1906）。1905年他受邀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讲师，1906年开始又担任东亚语言学讲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至1907年。这三年是劳费尔一生中唯一一段教学经历，自此之后他没有在任何学校担任过教师，终生于学，未尝好为人师。

1908年，劳费尔受邀赴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任职。在菲尔德博物馆，劳费尔一直担任东亚学部的助理主任、东亚民族学部的副主任以及人类学部的主任直至去世。

转到费尔德博物馆工作之后，劳费尔曾组织和领导了两次长期的远东探险。第一次是1908—1910年间的布来克斯通考察队（Blackstone Expedition）。这次考察的资助者是美国富婆布来克斯通夫人（Mrs.T.B.Blackstone），考察拟定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西藏和西北其他地区。劳费尔一行在进入中国内地后，1909年4月8日，镇迪道兼按察使荣霈就沿途各地查报劳费尔入出境日期事宜给吐鲁番厅发去饬令：为札饬事。案奉抚宪联札开：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承准外务部咨开，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柔使函称，美国博物院博士罗佛游历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四川、新疆等省，考查人类风俗学，并便中购买博物院陈列物件，请给专照并请经过厘卡处所免检放行。除由本部咨行税务处转饬各关卡，于该博士罗佛运物到时查照放行外，相应咨行贵抚饬属妥为保护，并将该罗佛入境、出境日期声复本部可也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除分咨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道即便查照转饬所属，俟美博士罗佛持照游历到境，务须照约妥为保护，仍将入境、出境日期随时具报，以凭核咨。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厅即便遵照，俟美博士罗佛游历到境照约妥为保护，仍将入境、出境日期具报查考。切切。此札。

1909年4月17日，吐鲁番知县曾炳潢又就查报劳费尔入出境日期事宜给鄯善县发去札文：为札饬事。案奉臬宪札饬，案奉抚宪联札开：云云日期具报查考。切切。此札。等因。奉此，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俟美博士罗佛游历到境照约妥为保护，仍将入境、出境日期具报查考。切切。此札。（文中两则札文均参看《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1年6月出版。）从札文来看，劳费尔当时到达的所谓西藏其实是指甘肃、四川等地的藏区。第二次考察是在1923年，他领导马歇尔·费尔德探险队（the Marshall Field Expedition）再次前往中国考察。

除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外，在费尔德博物馆里，劳费尔还承担着各种行政和管理事务。当然，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中国探险这一领域。因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展览品的整理上。这些中国展览品绝大多数是劳费尔在远东探险中搜集和购得的，其中让他尤其引以为傲的是玉器收藏，他经常亲自向游客们展示说明这些玉器，他自己认为这批玉器的购置收藏同他对于玉器的研究专著应该并列于他的主要贡献之中。此外，劳费尔还负责编纂了博物馆的许多出版物。他是一个惊人的工作狂，闻名于博物馆职员之中的是他的两张书桌，两张桌子上都摆放着堆积如山的文稿，它们之间有一张旋转椅，以便于他从一张桌子转到另一张桌子。

劳费尔一直深深地关心着推动美国认真研究远东文化的兴趣。他为美国芝加哥的纽伯里图书馆（the Newberry Library）和约翰·克勒拉图书馆（the John Crerar Library）收集了丰富的汉文书籍和手稿。这其中就包括那份1928年从纽伯里图书馆转移到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宋耕织图（1210.A.D.）孤本。他还与美国农业部在其远东植物和耕作方法的调查研究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当美国学术团体会议（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成立促进中国和日本研究的委员会时，他欣然参加，并担任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将创造性的想象力，以及致使他自己将惊人的能量和时间奉献于斯的热情，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美国在远东研究上取得的卓越进步应该归功于他在委员会初期的领导。

劳费尔还积极参加着各种学术团体，若将他所属的委员会和学术团体的名称全部罗列出来，其长度令人惊讶。这其中很多团体中他都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他是中国顾问委员会（the Advisory Board of 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的会员；中国文化和经济研究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Economic Institute）的会员；波斯艺术和考古学会（the board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ersian Art and Archaeology）的会员；人种学协会（the Ethnological Society）的会员；美国东方学会（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会员，并一度担任会长；美国新东方学会（the New Orient Society of America）的名誉副会长；等等。他还是美国考古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的副编辑；北平国家图书馆的特别通讯员。[ 参看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1874—1934),by K.S.Latourette,presented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t the autumn meeting,1936]在他感兴趣的领域，他似乎是非常乐意接受邀请，并提供帮助来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尽管身兼如此之多的活动，劳费尔却同时完成了数量众多的学术著作，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劳费尔一生有两百多种学术出版物问世，他的著作，从内容上看，从大部头专著到只有两三页的专题文章，包罗万象。从地理上看，覆盖了整个中国、印度、东西伯利亚、日本、萨哈林岛、菲律宾群岛以及太平洋群岛。因为他对工作的热情和高标准，他常常拟订远超出自己力所能及范围的计划，致使一些只完成了一部分的手稿一直躺在他的文卷档里，最终也没有完成。高度敏感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患上了严重的沮丧症，到了晚年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同时，病痛的折磨和过度写作带来的紧张也使得他的性格变得暴躁易怒，常常对同行学者苛责。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劳费尔最终选择了自杀。

劳费尔与敦煌学的渊源始于二十世纪初，主要是和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以及斯坦因搜集品有关。1902年，正在领导席福探险队的劳费尔曾给大英博物院的莱昂纳尔·大卫·巴尔奈特（Lionel David Barnett）写信，表示他对斯坦因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中所获得的藏文资料非常感兴趣。而劳费尔在汉学、藏学、西夏学等方面的造诣也引起了斯坦因的注意，因此，当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1913—1916）结束之后，他将自己在皇家地理学会所做报告的讲稿和一些文章寄给了劳费尔，并请劳费尔帮助考释他在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藏文西夏文文献。劳费尔回复了一封感谢信，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封信最后没有寄到斯坦因手里。（参看王冀青《伯托尔德·劳费尔（公元1874—1934年）》，载《中外敦煌学家评传》，陆庆夫、王冀青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920年2月27日，斯坦因再次从意大利塞诺比奥（Cernobbio）给劳费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他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将于当年4月在大英博物院开箱，由于沙宛、霍尔宁等合作人已经去世，他请求劳费尔帮助考释汉文、藏文、西夏文文献。[ 参看王冀青《伯托尔德·劳费尔（公元1874—1934年）》，载《中外敦煌学家评传》，陆庆夫、王冀青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本文中关于斯坦因和劳费尔的所有通信内容均参考王冀青先生在该文中的译文，特此说明，以下不另外注出。]1920年3月20日，劳费尔从芝加哥给斯坦因在英国牛津的通信地址写了回信。从回信内容可知，这时劳费尔已涉足敦煌学，对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几件敦煌出土藏文文书研究了一段时间，并完成了部分手稿，等待出版。他答应考释西夏文和藏文文献，但建议将汉文文献交由伯希和考释。1920年底，斯坦因从印度致电负责管理斯坦因搜集品的大英博物院钱币部部长约翰·阿兰（John Allan），让阿兰于1921年上半年陆续将西夏文、藏文文书原件通过英国驻美国芝加哥领事转寄给了劳费尔。

劳费尔在考释和研究了一段时间的斯坦因搜集品之后，取得了一些成绩。他在斯坦因从黑城遗址中发现的元朝汉文文书中辨识出当时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纸钞，他还为黑城遗址中发现的一件西夏文和藏文双语写本残片标上了藏文注音字母的转写，为黑城遗址中发现的一件西夏文残片（K.K.Ⅱ.0234.k.号）上的藏文注音又藏文字母进行转写。这些成果斯坦因都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表示了感谢。但由于劳费尔在费尔德博物馆事务繁忙，加之疾病缠身，而这时斯坦因又连写几封信询问考释工作的进展情况，劳费尔感到无法交代，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批文献。1925年4月16日，他写信给斯坦因，解释自己因为各种事务无法完成考释，之后便将这批搜集品寄回斯坦因。

劳费尔贡献最大的领域是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农作物和技术工具的传播，以及人们之间思想的互相渗透。他尤其致力于研究中东地区和远东地区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无疑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才能和知识。他对于这些地区各种语言的了解，使得他能够更好地利用在这些地区所发现的文献、碑铭等记载。他在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兴趣和之前所受过的专业训练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背景知识，也激起他极大的研究热情。他惊人的记忆力使得他能够把范围广泛的各种事实、因素排列在一起进行对比，牛溲马勃，败鼓之皮，第一眼看过去似乎是非常偶然细小的资料，他也不会遗忘。

从某种意义来讲，劳费尔的伟大贡献是一种综合体，即对他所在那个时代的知识的对比和解释。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而言，由于语言的障碍，封锁在这些语言中的巨大财富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而劳费尔则打开了这宝藏的封印，从中获取了大量信息，他又将这些信息补缀、缝合，从而向世人昭示出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相互之间的贡献。

然而，劳费尔始终没有完全适应美国的环境，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外来者的姿态。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即便是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一领域的学者堪称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远东地区的美国学者，之所以以此为专业，其目的是为了理解这一地区的当代情况、局势，即主要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使美国在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东亚获取各种利益的时代可以行动自如。当时美国的远东学术界倾向于将自己献给外交和商业往来，献给经济问题，献给远东与西方国家的现世关系。而相对地，欧洲研究远东地区的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献身于这一地区古老的历史与文化。他们并没有想要理解这一地区的现状，事实上他们也不愿意去做这种工作。劳费尔一直保持着这种欧洲学术传统，因而也就无法认同美国人的行为和看法，无法消除自己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不耐烦甚至不屑的情绪。

也许正是在这种难以适应的挣扎中，劳费尔对美国学术界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在美国，他被认为是非常杰出和有价值的学者，他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汉学研究、远东研究，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早期的学习中所接受的欧洲学术传统。如果他完全融入了当时美国的学术氛围，或许他将无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他在藏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校订本《诸相》(印度造像学古文献的藏译本)、《苯教十万龙经研究》、《西藏人的语言学研究：宝箧经》、《论下加字wa，西藏语音韵学研究》、《关于藏文苯教史著作》、《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藏文手稿目录》、《两则米拉日巴的传说》、《米拉日巴的生平和道歌》、《勃律语和莲花生的历史地位》、《康熙版甘珠尔》、《西藏赞蒙的故事》、《吐蕃的鸟卜》、《藏语中的借词》、《藏族文字的起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