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寄平（原名费淑瑛），1929年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女播音员。

生于1929年，1946年在辅仁女中读书时，参加进步同学读书会，1948年参加革命青年联盟。1949年2月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1952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部，担负对华广播的播音工作，1954年任组长。1956年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全苏莫斯科广播电台艺术委员会评为特级播音员，不久回国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对外组副组长。1957年再度去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部做播音工作。1959年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从事播音工作，担任过党支部书记、播音部部务会议成员。1984年离休。

我搞播音，可是太偶然了。北京刚解放的时候，市委组织部分配我去人民日报做助理编辑，找范长江同志报道。我们一起有三个小姑娘，到了人民日报，说范长江去电台了。我们追到广播电台，电台说刚走。我们三个里，有个叫刘莹的，在电台有熟人。她说：“咱们进去聊聊天吧！”正叽叽呱呱地聊天，齐越出来了。他听我们普通话说得好，就说：“你们留下当播音员吧，有意见没有?”我们那时候一腔热情，干什么都行，就说没意见。齐越让我们过一个星期再来。那两个姑娘急着工作，一个星期也等不了，干别的去了。我老老实实等了一个星期，就到电台上班了。没有考试，没有试音，连播音室也没见过，我就当上了播音员。

当时电台只有打前站的同志才进城，大批人马还在城外，人手很少，我到电台很快就开始播音了。播音的头几天，我连话筒闸都不会开，由老同志替我开闸，点个头，我开始播；播完了，老同志再跑进来关上闸，直到第四天我才敢抬起头来，偷偷地看看播音室是什么样儿。

现在播音太享福了，录音，错了能改，播音室条件也好多了。那个时候就不同了，播音室没有通风设备，热的要命，蚊子还多，播着播着，大腿给咬上了，还不敢拍，只能用手指抿一下。住的也很挤，一个屋八个人，都睡地板，包括我们的组长丁一岚同志。我们八个人，只有一个人有手表。一天夜里，那位同志突然叫起来：“六点半了，快起床吧!”大家都起来了，把机务也喊起来了，开机了，一看才两点半，看错表了！

播音员除了播稿子，还要放唱片。一节文艺节目内容很杂，这张唱片上一段，那张唱片上一段。唱片转数还不一样。碰到改变转数的，嘴里要报名，手还要扳旋钮，真是手忙脚乱！那时候，唱片少，珍贵啊！有一回，我从播音室出来，抱着一摞唱片，在走廊上摔倒了。走廊上铺的不是地毯，是破麻包片，我的脚伸进麻包片的窟窿里了。我心想，这下子完了，这摞唱片叫我毁了，抱着唱片就大哭起来。后来爬起来一检查，还好，只摔坏了一张。现在，有的老同志还跟我开玩笑：“费寄平，还记不记得你抱着唱片哭了?”

再给你讲个笑话。现在报时是用自动化的石英报时钟，又准确，又省事。那时候要由播音员敲音板。播音员手里拿个小锤子，按照秒针走动的节拍敲音板。这个活儿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又要看，又要敲，最后一下常有一两秒钟的误差。齐越净生气，说你们总是敲不准，他要亲自敲，结果，也是两头顾不过来，最后一响敲到木头上了。

一九五二年，我被派到苏联去了，在莫斯科电台播华语节目。我用自己的自然音区来播音，觉得很舒服。

一九五九年回国，正赶上大跃进。为了适应当时的播音要求，我使劲拔高，共鸣部位往上挤。我入调儿了，但也没有个人特色了。“文化革命”期间，我更跟不上了，又提高了八度，播音语调有“战斗性”了，离日常说话的规律却越来越远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我又逐渐把调子降了下来。

我没有一副嘹亮的好嗓子，走过的业务道路是坎坷的。对我的播音，有两种议论：一种人很喜欢，也有人不喜欢。一般来说，老年人喜欢听我的播音，因为调子低，不刺激。最近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连续给我来了好几封信，问我播音的时间、内容，好收听。三十多年来，很多听众来信鼓励我，也有个别听众来信挖苦我、讽刺我，甚至要领导调动我的工作。遇到这种情况，我苦恼过，动摇过，想改变用声部位，在播法上随大流。但是朋友们劝我，还是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走自己的路。

我觉得，我们的播音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播腔”。汽车售票员有一种腔，火车广播员有一种腔，电台播音员也有一种腔。有的听众说，电台只有两个播音员，一男一女．这说明我们播法雷同、单一，听不出播音员之间的区别。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我主张播音要百花齐放，生活那么丰富多彩，为什么我们反映生活的语言那么干瘪呢？我永远忘不了老局长梅益同志说过的一句话：“播音员不只是党的宣传员，还要做一个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家。”我喜欢通俗、平易、生活化的播法，喜欢浓郁的感情，喜欢富有魅力的语言，这个我还没有做到，但我愿意全力以赴，永远努力。

我今年五十三岁了，身体不大好，是个将近二十年的全休病号。有的同志劝我：“你挣钱也不少，干嘛不在家歇歇呀?”我这个人没有休息的“福气”，总觉得在家休息是种耻辱，有时候偶然休息了，上街买东西，一看见熟人就感到羞辱，人家上班，我上街，心里难受，回家就掉眼泪。所以我拼命也愿意上班，上不了全班上半班，这样，虽然身体累点，可是精神上是愉快的。

说良心话，我真是战战兢兢，总怕播得不好。播完音，我常征求编辑同志的意见。我不是假谦虚，我愿意编辑提意见，从心底里愿意。打退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质量不好的节目播出去更不是好事。播音员也有苦恼。“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不要说了，现在我们宣传上假的、拔高的东西也还有。比如，前几个月报上刊登的《一个农村姑娘在美国》，我们广播了，胡艳本人来了信，翻译也来了信，说报道不实。这样的东西，播音员播了，心里能不苦恼吗?

我这里随便闲聊，您不一定都写到稿子里去啊！

我知道费寄平同志是位著名的女中音播音员，她的声音宽厚、柔和，播音风格平易自然，感情浓郁，富有魅力，自成一派。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节目主持人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白谦诚

自小，我就爱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每当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就会听见费寄平那在中国播音界颇具特色的女中音播报的台号：“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广播。”我喜欢她那浑厚松弛的声音。不久前，当我得知“胖阿姨”费寄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怅然。悠悠天地，人们竟真像潮起潮落的过客一般，来去都匆匆！

——原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吕大渝

我最喜欢中央台的费寄平了，她是个女中音，声音圆润饱满，播起音来像个大气缸，所以我就模仿她。在模仿的同时，我也在思考怎么运气，怎么让自己的声音沉下来。

——宁夏首位金话筒奖获得者马兰

虽说夏青带过我，但播音部指定的老师是费寄平，那是一位和善的老大姐。

——著名主持人赵忠祥

费寄平在多年的播音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播音风格。与齐越、夏青和林田共同开创了中国播音史上的“四大高峰”，即“齐越的朗诵式、夏青的宣讲式、林田的讲解式和费寄平的谈话式”。为播音艺术的发展，播音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