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立鹏，加拿大人，博士，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客座教授、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在中国已经有20多年，从1995年起就开始专门研究中国人的自杀问题。

1971年 获加拿大McGill大学心理学学士

1974年 获加拿大McMaster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74-1976年 在新西兰Auckland大学附属医院作住院医生

1976-1978年 作为新西兰留学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南京大学学习汉语

1980-1983年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作精神科住院医师

1983-1985年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作博士后临床研究生

1984年 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流行病学硕士学位

1984年 美国华盛顿大学获人类学硕士学位

1985-1987年 在中国湖南医科大学以访问者身份进行教学和研究

1987-1994年 在中国湖北荆州精神病医院任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

1994年至今 任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

2001年至今 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

精神科、心理学、流行病学、人类学

1992年获《中国心理卫生》杂志首届优秀论文三等奖。

1995年获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湖北省最高荣誉“编钟奖”。

1996-1998年多次获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科研成果奖。

1999年荣获北京市政府颁发的“长城友谊奖”。

分析自杀起因

费立鹏接受《面对面》的采访。每年25万人死于自杀，对于很多正常人来说，觉得自杀离自己很遥远，其实不然。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中国自杀与预防研究所所长肖水源教授表示，一个人自杀直接影响到周边6人的生活。中国每年有25万左右的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者是自杀死亡者的8至10倍，而一个人一生中出现自杀念头却没有采取行动的约占总人口的10%%。

自杀是青壮年首位死因

费立鹏是中国创办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第一人，这位加拿大人在中国生活工作已有20年；从1994年起，他开始关注中国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成为中国第一个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他的目标是在8年内将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

自杀在中国的影响

费立鹏说，自杀已占到中国人群死亡因素的第5位，而对15-34岁的人群而言，自杀是首位死因。费立鹏告诉大家，当自己出现心理危机的时候，不要等待，要相信会有人愿意帮助你。如果你的倾诉对象不知所措，可以向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

2003年9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共同确定的全球第一个“预防自杀日”。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每年自杀发生率每10万人中少于10人的，为低自杀率国家，每10万人中高于20人的，为高自杀率国家。在1993年以前的统计中，中国属于低自杀率国家。而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的报告，中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22.2人。

1985年，已经在国外取得医学博士，流行病学硕士，人类学硕士等多个学位的费立鹏，如愿以偿来到中国，刚开始在湖北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精神科医生的工作。费立鹏当时精神科在医学界是地位最低的一个专业，因为精神科的好多大夫不愿意做这个行业，如果他分配做精神科，他尽量的想办法离开这个行业，因为它太丢面子。当时他们的如果有人是做精神科的，他不敢跟人说，跟人说的话他找不到对象。一知道你跟精神病人工作，就意味你也会像精神病，就不会让你跟姑娘结婚的。 在费立鹏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一些精神病人的自杀深深触动了他，他决定转向对自杀问题的研究，然而当时自杀研究在中国还是个禁区。1994年费立鹏受聘于北京市回龙观医院，担任这家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职务，这个时候，中国的自杀研究开始起步，在这里，费立鹏开始了对自杀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个医学博士来说，可以关心的医学方面的问题很多，为什么费立鹏就选择了自杀呢？费立鹏认为：一是大问题，第二是空白，第三是本来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第四是学精神科学流行病学，学人类学，有非常适合的学科来做这个自杀的那么复杂问题的研究。所以一有机会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本来早期的自杀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没法研究的，但就从1990年初的时候，卫生部把死亡数据给世界卫生组织是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发表这个资料。所以突然的对所有死因的资料，卫生部把这个给世界卫生组织，突然就看见自杀的这个状况，本来什么数据都没有，根本找不到什么数据。从1990年以来这个数据是逐步的开始公开的，所以这个门一开的话，对他来讲是非常适应。

上个世纪70年代费立鹏到中国留学两年，也是在那个时候费立鹏下定决心在中国工作。他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工作呢?费立鹏说：“可以看出来，有好多地方，我可以做独特的一个贡献，本来我对心理学也比较感兴趣，我看心理学不能说是空白，可是还有很大发展的空间。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在这也许我能做点贡献。”有人问来中国工作图的是钱吗？费立鹏说：“我可是不追求这样的目标，而且说实话，本来我是从一个不是特别穷，可是相对来说比较穷的一个家庭来，所以大夫有两辆汽车，有个大房子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想发挥作用，我想看到我发费的努力对别人有好处。”

2006年9月10日是第四届“世界预防自杀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格外引人注目，除了担任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之外，他还身兼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中国代表等诸多头衔，凭着对中国自杀研究与干预工作的成果，他已经成为中国自杀研究领域的权威和领军人物。人们甚至把他称为当代的白求恩。

王志：有人在提到费力鹏的时候，会想到你的一位同胞，叫白求恩。嘉宾：不会有毛泽东写有关我的一个文章，那就没法比，这是一方面。第二他是外科大夫，外科大夫和精神科大夫是绝对不同的大夫。王志：名字为什么一定要取一个中文的名字呢？嘉宾：你说是费力鹏，我的名字。我来的时候是1976年，当时这个学校给我定的是费迈克，我一看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名字，我不太希望这样，所以我就请我的一个好同学，国内一个同学，给我定一个名字，讲来讲去就定了这个，我认为也比较可以。所以我请一个朋友定一个更适合我的，别人看起来不一定是个外籍人的名字。

费立鹏领导下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是中国第一家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干预中心自2002年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正式挂牌成立以来，运行了将近四年时间，期间他们利用门诊、热线、网络等成功挽救了数百名自杀者的生命。王志：为什么叫“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呢？

在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我们见到了这位中年男子，我们暂且用化名文彬来称呼他。文彬曾经离家出走了八年，一次次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后来在干预中心的帮助下，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文彬告诉我们，他所经历的一切与母亲的自杀有关，那是在1993年5月份的一天，他亲眼目睹了母亲上吊自杀的一幕。文彬：当时我母亲脖子上的绳，我当时还在上班，中午回去的时候我解开的绳，所以说那个冲击力，从广告方面来说，那个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你想自己亲生母亲，那个绳在她脖子上，自己给她解下来。文彬刚刚结婚不久，他操办了母亲的丧事，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可是，在文彬的心里，却逐渐变得抑郁起来。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像我母亲这么一个热爱劳动，心地善良，那么一个人。实际上我非常敬佩我母亲，最后她走上这条道路，对我心理方面的打击是太大了，那个时候也想走我母亲那条路。在2002年12月份，得知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的消息，文彬上门寻求帮助。费立鹏：第他家属有这样的行为，他自己有抑郁的状态，实际上本来是一个高危人员。在这个情况你得了解抑郁症，关键的目标是治好这个抑郁症，在干预中心医生的帮助下，文彬的心情逐渐平静，这个时候，在他心里回家的愿望变得分外强烈。然而当他准备回家的时候，却听说和他最亲近的姐姐喝农药自杀了。

文彬：当时我也是很痛苦的，过了第二天，她就说你没事吧，情绪不太好，昨天晚上又哭了吧。我说这是肯定的。实际上我都能理解，因为一个可能是我的原因；另外一个她性格方面跟我母亲也有些相似；第三吧，经济方面，因为我们厂子倒闭了；还有一个就是她婚姻出现问题，有第三者，没人给她拿主意，受了很多委屈，受了很多气，最后也丢下她的闺女，走了这条路。费立鹏：自杀的危险因素就是家人和周围人的有自杀行为。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想自杀，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周围的人用这个方法，你也很容易想到这个方法。

干预中心的医生陪伴文彬渡过了再次失去亲人的难关。后来，文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文彬在北京郊区做一些小生意，他深知家族自杀的伤害，特意把姐姐的女儿带到了北京，带着她定期到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进行心理咨询。他为何与自杀结下了不解之缘？费立鹏：我发现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天才的能力。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费立鹏：我想发挥作用。《面对面》王志专访预防自杀专家费立鹏正在进行中。费立鹏1949年出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加拿大医学院学习心理卫生专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他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自杀的案例。王志：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自杀问题的。费立鹏：最早是我读医学的时候,当时我在这个医院的急诊室工作.在那儿经常有西方的自杀未遂者到急诊室抢救,我也偏向跟这些人谈话.我发现我很想了解他们的思路,他们怎么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到这个地步.给他们机会说这些话,对他们也有好处.其他的大夫,其他人在急诊室不太愿意干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