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咏史诗。此诗通过讽刺汉文帝虽能求贤却又不知贤的行为，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即晚唐帝王也像文帝一般，表似开明，实则昏聩。其着眼点不在个人的穷通得失，而在于指出封建统治者不能真正重视人才，使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诗中选取汉文帝宣室召见贾谊，夜半倾谈的情节，写文帝不能识贤、任贤；结句则揭露了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于政事，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全诗借古讽今，寓慨于讽，深刻而具有力度，在对贾谊怀才不遇的同情中，寄寓作者自己在政治上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的感伤。

贾生⑴

宣室求贤访逐臣⑵，贾生才调更无伦⑶。

可怜夜半虚前席⑷，不问苍生问鬼神⑸。

⑴贾生：指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力主改革弊政，提出了许多重要政治主张，但却遭谗被贬，一生抑郁不得志。

⑵宣室：汉代长安城中未央宫前殿的正室。逐臣：被放逐之臣，指贾谊曾被贬谪。

⑶才调：才华气质。

⑷可怜：可惜，可叹。虚：徒然，空自。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

⑸苍生：百姓。问鬼神：汉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汉文帝为了访求贤士，在宣室召见逐臣。那贾谊才华横溢，实在是超群绝伦。

可惜两人谈到夜半，文帝枉自前移坐席；不问国计民生，只问那无稽的鬼神。

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说法。其一为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所言，“此盖至昭州修祀事，故以借慨”，意谓此诗为李商隐在大中二年（848年）正月受桂州刺史郑亚之命，赴昭州任郡守时所作。因李商隐时为一郡之长，故须主奉祭祀大事，于是借题发挥，创作了此诗。另一说为杨柳提出，认为此诗当于大中二年三、四月间李商隐离开桂林北上后滞留荆巴时期所作。李商隐生活在唐王朝日趋衰败的晚唐时期，他对皇帝昏庸、宦官当权与藩镇跋扈深为不满；而且李商隐被卷入了牛李党争，屡受排挤，怀才不遇。于是他借吊贾谊来抒发自己的感慨。

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严有翼曰：李义山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说贾谊，然反其意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

明·胡应麟《诗薮》：晚唐绝……“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皆宋人议论之祖。间有极工者，亦气韵衰飒，天壤开、宝。然书情则凄怆而易动人，用事则巧切而工悦俗，世希大雅，或以为过盛唐，以眼观之，不待其辞毕矣。

明末清初·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以贾生而遇文帝，可谓获上矣，然所问不知其所策，信乎才难，而用才尤难！此后二句，诗时史断也。

清·陆次云《五朝诗善鸣集》：诗忌议论，憎其一发无馀耳。此诗议论之外，正多馀味。

清·何焯《唐三体诗评》：贾生前席，犹为虚礼，况无宣室之访逮耶？自伤更在言外。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钱牧斋“绛灌但知谗贾泣，可思流汗愧陈平”，全学此种。

清·纪昀《玉溪生诗说》：纯用议论矣，却以唱叹出之，不见议论之迹。

清·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议论风格俱峻。

清·姜炳璋、郝世峰《选玉溪生诗补说》：绝大议论、得未曾有。言外为求神仙者讽。

近代·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玉溪绝句，属辞蕴籍，咏史诸作，则持正论，如咏《宫妓》及《涉洛川》、《龙池》、《北齐》与此诗皆是也。汉文、贾生，可谓明立遇合，乃召对青蒲，不求谠论，而涉想虚无，则孱主庸臣又何责耶？

近代·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程梦星《笼注》：“此谓李德裕谏武宗好仙也。”按诗责其不问苍生，则不止好仙为不当，且不恤国事，不重民生，尤非求贤之意，义更正大。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唐文宗年号，836—840年）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时政，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与温庭筠合称“温李”，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