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逐渐出现的一股政治思潮。这股思潮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党的执政地位，对准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些人甚至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其危害远远超出了思想文化的范围，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

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自由，想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一定范围内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的金钱崇拜、唯利是图的思想行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等等，“引进”到或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而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并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四项基本原则是对立的，使我们找到了判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界线的标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敏锐地注意着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强调纪律和人民民主专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作用。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与危害，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虽然国际形势有对我有利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也正值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处于颠峰时期。我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思想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存在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是由于认识原因，也有一些人带着投机心理盲目跟风，更有一些人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取经”，虽然也学了一些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可这时恰逢西方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他们更多地热衷于贩来了这种时髦货，正好乘着国内排山倒海宣传解放思想、批判“左”的僵化思想大气候，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凭着他们捞到的“改革派”桂冠，以学者或媒体“名人”身份，相当长时期垄断了话语权，把纠“左”变为“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以自由化的观点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诠释改革开放，大量地在各种学术会议、大学殿堂宣扬、播种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万能，笼统反对政府干预，有的甚至提出取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的定语社会主义，有些公然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甚至本来就是错误的，说将来到共产主义仍然是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万恶之源，说“人间正道：私有制”。

正如十三大报告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坚持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歪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人，一个突出而迷人的手法，是歪曲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说他讲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有些人直到现在还凭其垄断的话语权坚持这样说，并且有些霸气地把反对自由化、主张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人打成是反对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社会上和共产党内就有少数人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当时上海曾有一个“民主讨论会”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离会场不远的地方形成了一个自由论坛——西单“民主墙”。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推动下，这种思想倾向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将这种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与四项基本原则直接对立的，就是指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种错误思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观点有：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抹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同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权、民主理论，主张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和指导理论；主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主张经济上的“多元化”、“私有化”。二十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有表现，它利用各种社会事件和问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反思”和“新思维”。但归根到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旨就是歪曲、否定、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曾明确驳斥、批评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荒谬观点，认为在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完整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没有无产阶级保护自身利益的专政手段，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认识来源于实践，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反复逐渐接近真理。中国有句俗话，三十而立。从认识规律讲，大概二、三十年，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真理的一个循环。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历史上发生的两次严重曲折都是经历二十多年。我国改革开放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已经30年了，这30年也大致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由极盛到彻底暴露其弊端，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历程同步。带领美国度过历史上最长经济增长期，坚信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运作，被认为是绝对可靠的“大师”，一言九鼎，掌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8年的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追溯金融海啸源头的听证会作证时，承认其世界观不正确、任职时的理念不对，说他曾错误地认为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是优秀经济的根基。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员和学者也能检讨其错误。我国的改革开放，由于改革过去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正确地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因而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抵御自然灾害和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也包含了学者和媒体人的贡献。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受到了阻挠和干扰。除了“左”的僵化思想和权力腐败以外，正如上面所说，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歪曲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还是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指出：“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1986年12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他又一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邓小平强调，在整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他在1987年3月又一次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越是在改革的紧要关头越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邓小平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体现了他的这种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的战略水平。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思潮不断向中国渗透，对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批评、否定和污蔑，诋毁党的理论，我们要旗帜鲜明的批评和反对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始终保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在推进改革事业的全面深化之时，更需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执着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忍不拔、风雨无阻朝着我们的目标奋勇前进”。

要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始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因此，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要具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推进改革的本领。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不走邪路。

只要国际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只要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没有相当的发展，就会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此，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实践来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因此，只有我国充分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全面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国梦的提出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再到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部署，可以说，我们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比较优势。经验告诉我们，越是承担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党就越需要铁一般的纪律纯洁我们的队伍，坚定我们的信念和方向。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对我们党铁的纪律的最严重的侵蚀和破坏，其目的就是要打断或阻滞我们不断取得比较优势的历史进程，全体党员对此必须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其重要意义或正在于此。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就是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它是对党的政治纪律的最严重威胁，突破了最不可碰触的政治底线。我们应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论述，深入把握和理解《条例》第五十条之规定，既严格约束自己，做自觉遵守政治纪律的模范；又要旗帜鲜明地同违反相关纪律的现象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做捍卫党的政治纪律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