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是不同主义国家间所采取的一种“超越遏制战略”，以促使对方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和平演变”就是一种非暴力的衍生变化过程。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由美国国会议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

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由美国国会议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由于它所进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所以叫“和平演变”。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说：

“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杜勒斯对英国电视公司记者说：“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了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公开地说：

“要以法律和正义代表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同年12月，美国政要肯尼迪也公开说，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甚至批评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解放”战略缺乏具体的措施，是一些“空话”。并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1961年，肯尼迪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久，就立即炮制了煊赫一时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美国在西欧设立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这两个电台公开表示，其主要任务和目的是从全人类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内发生的重大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及价值观念，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尊重言论自由，促进自由交流思想。

运用经济手段来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随时密切注视着东欧、苏联等国的内部动向，例如，当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以后，“美国联合通讯社”“路透社”“自由欧洲电台”等都大加吹捧。1982年，波兰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之后，美国立即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1983年7月12日，美国合众社对1987年7月，美国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为波兰前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提供100万美元津贴的决定，使资助团结工会的行为从暗地里变为完全公开化。在波兰发生剧变的过程中，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对波兰社会主义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而对团结工会都给予巨大支持。

“冷战”时期，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中共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防止“和平演变”保持着警惕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贯提醒全党要注意这一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0年代苏东的巨变，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对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2007年10月《高校理论战线》一篇文章的观点，说明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系统理论。该文指出：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毛泽东还在思考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防止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以致走向失败的问题。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到从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时就说过：“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他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综述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还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阶段，毛泽东在指出应当以苏联为鉴戒、加强独立思考的同时，就指明了坚持十月革命原则的极端重要性。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样，他就把发展社会主义同坚持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原则是非、提高防止“和平演变”的警惕性、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防止党内、干部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应当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发生腐化堕落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解决的。但是，如果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得严重起来，党和国家政权就真的面临变质的危险了。因此，毛泽东强调，为了打掉官风，使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防止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形成，我们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必须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同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并且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鉴于帝国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说：“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深信，只要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成长起来，人民政权就能真正地得到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发展；而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就将最终地遭到彻底的破产。

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先进性

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先觉察到“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他的有关思想是多么的富有预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发展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在倡导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告诫人们：“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也联系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这个情况，强调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明显，这些思想正是对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关于抵御和平演变、加强党建的论述

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是一个至为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国际敌对势力妄图从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打开缺口，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演变。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务必要高瞻远瞩，采取有力措施，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以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代代相传。

——1989年12月29日《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

反和平演变，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党从总体上来说是好的，腐败现象只是在少数党员身上存在，但也决不可轻视。因为它损害党的威信，破坏党群关系。它同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密切关系，反过来又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我们的口实。所以，反对腐败是非常重要的。

——1991年4月27日《在接见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代表时的讲话》

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好，我们必须对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党的现状有清醒的全面的认识。毫无疑问，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中，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乘隙而入，侵蚀党的机体。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构成现实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确有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经不起考验，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甚至有的违法乱纪、腐败变质；有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丧失国格人格，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

——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

——199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

——2000年10月11日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关于改进党的作风》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